1885年9月5号，73岁的左宗棠在福州钦差行辕走了。
灵堂都还没来得及搭好，慈禧太后派来的“检校主事”就捧着敕令到了，按清朝惯例要清点这位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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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结果送进宫，满朝文武都懵了，房产就9处，存银才2.5万两。
说实话，这数儿放在当时的一品大员堆里，简直跟闹着玩似的。
一品大员的“存款单”
按《大清会典》的规矩，正一品官员一年基本工资180两，光养廉银就有1.6万两。
再加上军务津贴、教育补贴这些，左宗棠一年差不多能拿2.7万两白银。
从1863年他当闽浙总督开始算，22年下来，官俸至少该有88万两，折成现在的人民币差不多2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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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际清点出来的数儿，跟这“预算”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2.5万两白银，按当时的购买力算，也就相当于七品县令两年的养廉银。
我当时查这段史料的时候都愣了，按理说这么大的官，就算不贪，家底也该厚实点吧？结果倒好，跟“年薪千万的大清CEO，干到退休银行卡里只剩30万”似的，说出去都没人信。
再看那9处房产，更没啥“大官派头”。
长沙司马桥那套是咸丰年间胡林翼、骆秉章这俩朋友合送的；湘阴柳庄那套，是他没当官前自己建的，就是普通的土墙瓦顶房。
石湖、板桥那两处，平时都租给佃农耕种，一年也就收120石租谷；还有城隍庙那块地基，压根没用来建房，是给书院当义塾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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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9处加起来，当时人估算市值还不到1.2万两，连他一年养廉银的一半都不够，连个三进的深宅大院都没有，跟“宰相”的身份比，也太朴素了。
钱都花哪儿了？
可能有人会问，22年至少88万两的俸禄，就算花得再快，也不至于只剩这么点吧？其实不是他不会过日子，是他的钱全花在了更“实在”的地方。
1875年的时候，64岁的左宗棠被派去督办新疆军务。
当时朝堂上吵着“海防”和“塞防”哪个重要，李鸿章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这话直接把左宗棠惹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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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拍着桌子说“天山南北两路，外接英俄，内连蒙古，要是丢了，边防就全没了”。
为了打这场仗，他可是把“借钱”的帽子戴到底了，向汇丰银行、怡和洋行借了800万两，还靠自己的名望给胡雪岩作保，又借了400万两。
不仅如此，他自己每年1.6万两的养廉银，全被扣下来当“军需贴水”，一分都没留。
1877年收复吐鲁番的时候，他让军需局给士兵发“双饷”，自己却只领“半饷”。
当时有幕僚劝他“您为国家操劳，也该顾着自己”，他却说“士兵们在前线拼命，我怎么好意思独自拿全薪”。
后来新疆平定，朝廷赏了他50万两，他转手就拨了30万两设“蚕桑局”，从湖州买了240万株桑苗，还请了600个江南织匠去教当地百姓缫丝，就为了让边疆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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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那边的百姓还编了顺口溜“左公柳，丝条条；左公桑，绸飘飘；种一亩，三年饱”，这口碑可不是花钱能买的。
除了打仗和边疆民生，他还把钱捐给了实业和赈灾。
福州船政局、兰州制造局这俩清末重要的近代工厂，创办的时候他捐了38万两俸银；秦陇大旱、湖南水灾这些灾害，他前前后后捐了10次，加起来26万两；湘阴东山书院、城南书院，他每年都给1.2万两的“膏火银”，22年从没断过，光这一项就花了26.4万两。
说实话，这些钱加起来早就超过他的俸禄了，他晚年跟幕僚开玩笑说“我这钱啊，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浇菜的水，只盼着菜能长好，哪管桶空不空”，这话听着轻松，其实全是担当。
至于他自己的日子，那叫一个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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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尼科尔斯在兰州行辕见过他，说他穿一件灰布旧棉袍，袖口磨得发亮，补丁上面还叠着补丁。
他每餐就四样菜：一荤两素一汤。
有次厨师想给他加道“红烧肘子”，直接被他说“前线士兵一天就两干一稀，我怎么忍心独自吃这么油腻的”。
1881年他进京见皇上，没住王公大臣常去的贤良寺，反而住湖南会馆，理由特实在“贤良寺一个月房租12两，这些钱够前线10个骑兵买一个月的草料了”。
连两宫太后赏他在紫禁城里骑马，他骑的都是一匹13岁的老黑马，马鞭断了地方用麻绳缠了又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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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西太后看不下去，赏了他一条黄缎马鞭，他出了宫就转赠给站班的护军，说“他们站着更辛苦，这东西他们用得上”。
2.5万两遗产，为啥能让百姓“罢市送灵”？
光说左宗棠节俭，可能还体现不出他的特别，跟同时期的其他官员比一比，就能看出他这份“寒酸”遗产多难得。
李鸿章去世的时候，留了4000万两白银，还有6万亩庄田、56处房产，当时人都讽刺“宰相合肥天下瘦”；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湘乡老家买了8000亩田，长沙、武昌、南京的“九如堂”宅第连绵半里地；张之洞死后也有180万两存银，北京簸箩巷那套宅第就花了28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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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算下来，左宗棠2.5万两的现金遗产，还不到李鸿章的1/1600。
本来想，是不是左宗棠没机会发财？后来发现不是。
以他的职位和权力，想跟李鸿章一样“搞钱”，其实很容易。
但他从一开始就把“发财”和“发臭”画了等号，说“发臭的人，大家都躲着；发财的人，连鬼都盯着。
我宁愿当棵清清白白的草，也不想遗臭万年”。
这份清醒，在清末官场里真的太少见了，他不仅自己清，对孩子也管得严。
病危的时候，他把四个儿子叫到床边，口述了59字的遗嘱：
“我们家本来就穷，你们要好好读书种地，别拿门第炫耀；剩下的银钱不多，每人5000两，自己谋生计；坟上别立石人石马，怕耽误种地；祠堂别扩建，书可以捐给公家；要是不听我的话，就不是我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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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左孝威想留在京城当官，他生前就给吏部写信：“我儿子本事不够，京城官员生活奢靡，怕他学坏，还是派到州县去，让他知道老百姓的苦。”
后来左孝威只当了甘肃阶州知州，十年都没调动，也没一句怨言。
次子左孝勋想借钱在湘阴修“左公祠”，直接被他回信骂了一顿：“乡里刚经历过战乱，还没恢复过来，你敢浪费一文钱，我就跟乡里人说，不认你这个儿子！”
1885年9月27号，朝廷下了诏，追赠左宗棠太傅，赐谥号“文襄”，让他入祀昭忠祠、贤良祠，还给了3000两祭葬银，这可是咸丰以来汉臣能得到的最高荣耀了。
出殡那天，福州万人空巷，从南门到闽江口40里地，穿白衣戴白帽送灵的人一眼望不到头。
湘阴老家的百姓还自发“罢市三日”，农民们抬着“左公柳”的新枝，跟着灵柩一路撒土，到现在湘阴还有“柳庄千株柳，十里送左公”的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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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左宗棠留给后世的，从来不是那9处房产和2.5万两白银。
他留下的是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国土，是兰州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这两个近代工业的火种，是陕甘3000里的“左公柳”绿色走廊，是湘鄂豫皖四省27所“左公义学”，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一个“当官为百姓办事、俸禄为国家用”的标杆。
美国《纽约先驱报》评价他“当整个东方官场都把权力当存折的时候，左宗棠却把权力当通行证，通向的是民族尊严和百姓生计”。
这话真的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再看那份“寒酸”的遗产清单，我们根本不用替他“算账”，反而该明白他为啥敢“把钱花得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