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疆藏回——外蒙古国是怎么独立建国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外蒙古地区的命运曾经历过诸多波折与变迁。在其走向独立之前，这片土地上演绎着复杂而又深刻的政治、文化与民族互动的风云变幻。这一时期，外蒙古人、满清政权以及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外蒙古独立前独特的历史画卷。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外蒙古地处中俄两大强国之间，其战略地位至关重要。而藏传佛教在外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使其在当地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影响外蒙古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满清政权对外蒙古的统治策略，以及外蒙古人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与抉择，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舞台上不断上演，深刻地影响着外蒙古的未来走向。
1874年，一个15岁的藏族少年离开了生他养他的青藏高原，来到了外蒙古的库伦城，他知道的是，他即将成为外蒙古最高的神祇——哲布尊丹巴，他不知道的是，他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过故土，同时他也将经历外蒙古历史上最为风起云涌的时刻。
在19世纪末，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列强对全球的瓜分进入白热化阶段。在亚洲，俄国与英国展开了激烈的大博弈，争夺势力范围。此时的中国，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急剧膨胀。俄国在这场博弈中，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北方地区，包括外蒙古。
俄国宫廷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其中“东方派”主张占领长城以北的我国土地，他们妄图通过控制外蒙古，实现从太平洋海岸到喜马拉雅山的战略布局，进而主导亚洲乃至欧洲事务。然而，俄国也深知直接吞并外蒙古可能引发的国际反应，尤其是来自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反对。因此，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采取了更为“渐进”的策略。他们先从商业渗透入手，试图通过经济手段逐步控制外蒙古地区。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俄国获得了修筑铁路的权利，这进一步加强了其在外蒙古的影响力。俄国在满蒙地区不断攫取排他性的权益，为日后可能的进一步行动奠定基础。
俄国在外蒙古的布局可谓全方位、多层次。在教育领域，俄国政府在圣彼得堡和喀山的大学专门设置了蒙古语言专业，旨在培养精通蒙古事务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毕业后，有的成为了俄国对外蒙古政策的执行者，有的则从事间谍活动，深入外蒙古社会各个层面，刺探情报。
在外蒙古的土地上，俄国商队频繁往来，他们表面上进行商业贸易，实则肩负着刺探当地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情报的重任。西伯利亚和远东两个军区也积极行动，向外蒙派遣了多个“考察团”。这些“考察团”深入外蒙古各地，详细记录当地的地理环境、资源分布以及军事设施等信息。
位于伊尔库茨克的总督府更是经常举行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特别会议”，研究制定针对外蒙古的政策和策略。在交通要道上，俄国也精心布局。在恰克图 – 库伦 – 张家口商路和库伦 – 乌里雅苏台 – 科布多商路，每个台站都驻有一名以“学习蒙语”为掩护的俄国坐探。他们利用与路过的清朝官员和蒙古王公接触的机会，巧妙地刺探各种情报。
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在外蒙古境内活动的俄国侨民、商人、间谍和冒险家数量众多，多达五、六万人。每年有大量商队穿梭于俄国与外蒙之间，仅在库伦定居的俄国商人就达到了3600人。俄国驻库伦领事馆逐渐成为各种密谋活动的决策中心，在这里策划和指挥着一系列旨在影响和控制外蒙古的行动。
藏传佛教在外蒙古的传播历史悠久，其教义深入外蒙古社会的各个角落，对当地民众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外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极为虔诚，寺庙遍布各地，喇嘛在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藏传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外蒙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秩序。在政治方面，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作为外蒙古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其地位备受尊崇，其言行和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外蒙古的政治走向。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外蒙古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他的身世颇具传奇色彩，1869年，他出生于四川理塘地区，四岁时被寻访为转世灵童，经过清朝中央政府、雍和宫主管僧人、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金瓶掣签确认为哲布尊丹巴活佛，1882年，经西蒙地区来到库伦。从12岁起，他便开始受到俄国人的影响。当时的俄国驻库伦领事施玛勒夫，向年幼的“博克多格根”赠送了各种欧式玩具、画片和稀有动物，这些新奇的礼物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活佛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随着年龄的增长，施玛勒夫又向其进献金椅、金靴、金马车、大象等稀奇之物，还向其内宫送去了数名俄国女子和眉目清秀的布里亚特少年。这些举动无疑是俄国势力，试图拉拢哲布尊丹巴的手段，通过物质和人情的双重攻势，逐渐影响他的政治倾向。
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势力在南满和内蒙古地区受挫，于是加快了对外蒙的策反和分裂活动。圣彼得堡的一份官方杂志甚至公然叫嚣说“帝国东南方的天然疆界在戈壁”，这一言论充分暴露了俄国对我国外蒙古地区的野心。
1908年，新任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在赴北京上任时特意经过库伦，向哲布尊丹巴活佛赠送了价值两万多卢布的珠宝、钟表和各种奢侈品，还向其赠送了多批俄制快枪。这些礼物进一步加深了哲布尊丹巴与俄国的联系，也使得他在面对清朝政府时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除了对哲布尊丹巴活佛的拉拢，俄国还通过库伦的领事馆向我国外蒙王公大肆赠送礼物、贿金，积极培养其亲俄情绪。同时，散布各种挑拨离间的言论，如“汉族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宗教上灭亡蒙古”，试图煽动我国的外蒙古人与中原汉族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其分裂活动制造有利条件。在俄国的长期影响下，我国外蒙古上层社会的部分人开始对清朝政府产生离心倾向，这为后来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埋下了隐患。
在俄国不断渗透和影响我国外蒙古的同时，清朝末年在外蒙古推行的新政，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光绪末年，清朝当局推行新政过猛，在内外蒙古地区出现了多起蒙民反抗汉人移民开垦定居的武装冲突。
1906年，郭尔罗斯前旗在今吉林省西部的蒙古王公大量放垦旗地，导致当地蒙民的土地资源被大量侵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引发了抗垦起义。起义领导者陶克陶是一个四等台吉，下层小贵族，他率领起义队伍杀死了垦务局的官员，随后与东蒙古的其他几支抗垦起义队伍会合，活动于洮南、靖安一带。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派张作霖率领四路军队进行围剿，同时严令当地蒙古王公不得与陶克陶“匪帮”往来。在清军的围剿下，陶克陶被迫于1910年，率领部队进入外蒙车臣汗部领地，在桑贝子旗，在今蒙古国乔巴山市境内抢夺华商的银钱货物。
当时任库伦办事大臣的延祉，向哲布尊丹巴活佛借俄国快枪五十枝，前去“剿匪”。然而，这一行为却引发了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强烈不满，他严词拒绝了延祉的请求。延祉对哲布尊丹巴活佛的行为表示质疑，派人质问他：“佛爷在庙内私藏俄国快枪，此举是否妥当？是否奏明理藩院?”
哲布尊丹巴活佛对延祉的威胁感到忧虑，最终应允借出20枝快枪。延祉随即派十三名官兵骑快马沿着驿道前往桑贝子旗，在行动中发现并打死陶克陶起义部队成员一名，其余的人随陶克陶逃入俄国境内，俄方立即将他们收留。此事使得哲布尊丹巴活佛对库伦办事大臣心生怨恨，进一步加剧了他与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使他愈发倾向于与清朝政府离心背德。
1909年以来，“新政”成为外蒙王公们私下议论的焦点话题。在众多王公中，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其中，汗阿林盟土谢图汗部的副将军杭达多尔济亲王和二等达喇嘛车林齐密特等少数人坚决主张立即独立，他们之所以如此积极，背后可能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欠华商的债务最多，希望通过独立来逃避债务。而其他大多数王公和活佛则相对谨慎，他们担心采取独立这样激进的步骤为时过早，毕竟清朝政府在当时仍然具有一定的统治力，独立可能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
然而，在1910年初，局势发生了变化。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的盟长，以及“沙比衙门”首脑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联名向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上递呈文。这份呈文以反对新政为名，言辞激烈地表达了对清朝统治的怨恨和不满情绪。他们在呈文中诉苦道：“我们可怜的、为各种赋税弄得一贫如洗的盟和喇嘛旗的台吉和牧民们，已经到了他们再也无法支持的地步了。
历次颁布的命令，没有一个对蒙古人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大家希望能让我们仍按古老的方式生活下去。”这份呈文的出现，反映出部分外蒙上层对清朝统治的不满情绪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也成为外蒙古独立运动逐渐兴起的一个重要信号。
1911年春天，喀尔喀四部王公和各地活佛齐聚库伦，参加“进献曼荼罗”的活动。这一活动不仅是庆祝哲布尊丹巴活佛生日的宗教盛会，在喀尔喀蒙古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节日，期间除了举行宗教法事活动外，还会开展各种比赛活动，吸引了众多蒙古民众的参与。
在这次聚会中，除了公开讨论在外蒙是否继续实施新政的问题外，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喇嘛和海山等人还在暗中积极行动。他们召集了18名蒙古王公在库伦附近的汗山中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具体策划外蒙“独立”事宜。
经过一番密谋，他们决定联名向哲布尊丹巴活佛上书，强烈要求前往俄国，寻求对“蒙古独立”的支持。这一秘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外蒙古独立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外蒙古上层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积极筹备独立事宜，并且将希望寄托在俄国的支持上。
1911年8月15日，由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海山以及三音诺颜汗那木那苏伦率领的外蒙“代表团”抵达圣彼得堡。第二天，他们便受到了俄国外交大臣萨松诺夫的接见。外蒙代表团递交了哲布尊丹巴活佛致沙皇的信，在信中，作者以哀怨的口吻诉说着蒙古的困境，提议签订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条约。
信中声称：“过去的大汗可以自己拿爵位和称号来颁发赏赐，各札萨克可以自行继承爵位和占有遗产。现在中国的杜什梅尔（官员）把这些权利夺去了。要想获得承袭和赏赐爵位，他们索取成千上万两白银的贿赂。现在有许多的札萨克，由于没有足够的财力，多年来得不到爵位……在举办新政、设立各种机关的名义下，许多汉人来到了我们蒙古。
他们把喀尔喀北部数旗变成了农垦区域，定居在那里……中国政府移殖大量汉人到蒙古，设立受汉人直接管辖的特区，并剥夺和减少许多札萨克的权利……”这份信件充分表达了外蒙古上层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以及他们对独立的渴望，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寻求俄国支持的意图。
使蒙古地区脱离我国、成为俄罗斯自己的殖民地，这是俄国的终极目标。然而，在唆使外蒙从大清帝国版图中分离出去这件事上，俄国的举动一直极为谨慎，避免行动过快。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国际局势紧张，俄国政府深知在蒙古采取直接行动的政策可能会在侵略远东的列强中引起对其不利的反应。因为远东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已被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任何破坏“既定均势”的行动都可能引发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新战争，而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利，深恐再次陷入不利局面，担当发动战争的祸首罪名。此外，俄国的巴尔干政策和近东政策也要求其集中力量应对英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等列强，这使得俄国在处理蒙古问题时不得不谨慎行事。
1911年8月9日，俄国外交部在发给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喀尔喀当前的内部情势并不伤害我们的切身利益……蒙古问题对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在解决我们对华的其他政治问题上是必须加以利用的。”这表明俄国将蒙古问题视为其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棋子，试图通过操纵外蒙古局势来谋取在华更大利益。
八月底，俄国驻华公使向清朝外务部发出照会，宣称“中国近来在蒙古实行的政策，如移民、练兵等，对两国邦交颇为危险。库伦距俄国边界甚近，中国应顾念中俄敦睦，将所有新政一律停办，否则俄国不能漠视，将不得不在边界地方采取必要的措施。
此外，蒙古百姓因新政而大受骚扰，喀尔喀蒙古王公及库伦的喇嘛已经三、四次遣人赴圣彼得堡诉苦。本国鉴于喀尔喀现状，决定在库伦增设卫队，保护俄国利益”。俄国此举明显是在干涉中国内政，试图通过外交压力迫使清朝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让步，为其进一步影响和控制外蒙古创造条件。
北京外务部接到俄国照会后，急忙用电报将其发往库伦。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电后大为震惊，他深知俄国此举背后的深意，也明白外蒙古局势的严重性。
于是，他立即将沙比衙门首领巴特玛多尔济传到办事大臣衙门，询问究竟是何人主谋。巴特玛多尔济年约七十多岁，阅历丰富，为人奸猾。他对三多表示：“我受大清厚恩，当时喀尔喀王公活佛召开会议，逼我署名，我并未服从。然而我是蒙古人，所以贵大臣未发觉此事前不敢来衙门呈诉。如今事已败露，如果能筹谋善策，也许还有挽回的余地。”
三多在了解情况后，命令巴特玛多尔济带他前去拜见哲布尊丹巴，要求发电报阻止俄国派兵，并召回杭达多尔济等人。在哲布尊丹巴面前，三多反复陈述利弊，极力劝说他采取措施阻止俄国的进一步行动。经过一番努力，哲布尊丹巴终于答应发电报，但提出了条件，要求立即停止各项新政措施，并免予追究赴俄各人之罪，三多无奈之下一一应允。
1911年9月中旬，局势突然发生变化。一支俄国马队突然出现在西库伦喇嘛圈以北大道上，人数多达八百余人，还带有大量辎重车辆，络绎不绝。三多得知消息后惊恐万分，立即质问“沙比衙门”：“要求停办新政的事，本大臣已经奏请朝廷，获得批准，为何如此反复无常？汝等还有什么想法，不妨告诉我，由我上奏中央，何必求援于外人，乃至调集俄兵入境？”
与此同时，三多还委婉地与哲布尊丹巴活佛协商，希望他能采取措施，要么将已经来到库伦的俄国兵遣回，要么致电俄国阻止继续派兵。经过多次艰难的往返磋商，哲布尊丹巴才勉强允诺致电俄方停止派兵。但此时，杭达多尔济一行仍然留在俄国首都，而从恰克图关卡进入外蒙古的俄国部队仍然陆续抵达库伦，局势变得愈发紧张和复杂。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爆发新军起义，这一重大事件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
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格局瞬间发生剧烈动荡，各省纷纷响应起义，宣布独立或自治，清朝的统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这一局势的变化，也使得俄国和库伦方面在外蒙“独立”问题上看到了新的契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勇气来推动外蒙古的独立进程。
1911年10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使团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回到库伦。外蒙上层王公喇嘛迅速聚集在一起，共同会商应对之策。他们一致认为，武昌起义后的国内局势为外蒙古实现独立提供了绝佳时机，于是果断决定立即宣布外蒙古独立，并共同推举哲布尊丹巴为蒙古大汗。
此时，库伦兵备处总办唐在礼察觉到外蒙局势异常紧张，预感到危险即将来临，于是以“袁宫保有调令”为由，匆忙逃离库伦。
外蒙方面随后要求三多撤除兵备处，并将该处截留的外蒙金砂税移交给沙比衙门。三多在11月24日发电报向北京请示，清廷回复称：“现在库伦情形危急，应顺应外蒙民情，裁撤兵备处，以免给外人提供借口。”清廷的这一答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在面对外蒙古问题时的无奈和无力，也进一步助长了外蒙古独立的气焰。
1911年11月28日，为了领导政变并推动独立进程，外蒙王公委员会开始积极行动，将库伦周围各旗的蒙古部队和驿站兵丁调往库伦，加强了在库伦的军事力量。
1911年11月30日中午，访俄归来的杭达多尔济一行抵达库伦。当天下午，办事大臣衙门忽然接到外蒙四盟王公喇嘛联名公文，声称：“现在内陆各省相继独立，且有革命党带兵经张家口前来库伦，希图扰乱蒙疆。我喀尔喀蒙古四部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视，我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已经召集四盟骑兵四千名，准备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请即日按照人数发给粮饲枪械，以便启程。以上要求是否照准，限本日三小时内明白批示。”
此时库伦的俄蒙军队已经布置就绪，前一年被俄方收留的陶克陶也率领部队抵达库伦，因此这封公文只是“独立”的导火线而已。
三多接到这封公文，心知外蒙意在独立，于是立即前往“沙比衙门”要求拜见蒙古官员，对方闭门不见。三多返回办事大臣衙门时，哲布尊丹巴派来的几名王公和喇嘛也正好赶到。他们对三多说：“我佛尊论，本日午后各王公所递之呈文尚未得到答覆，想必碍难获准。因此本蒙古已定宗旨，自行保护蒙古全境，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我佛’博克多格根’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久将选择吉日登基。惟念与贵大臣有私谊，不忍采取强硬举动，特派我等前来请贵大臣于明日速带文武官员兵丁出境。如果愿意使用台站，则本蒙古仍将照旧供给。”
三多闻得此言，如五雷轰顶，对来使分辨说：“本大臣到任以来，屡拂蒙古人之意，所以屡次上奏朝廷，请求另择贤能。而朝廷一再挽留，致使发生今日的举动。以我的愚见，如果此事的起因是本大臣得罪蒙古，请杀我一人，而万万不可受外人愚弄，将蒙古送于他人之手。如果不愿受内陆官吏管制，欲改为自治，则本大臣立即电奏北京，惟独立万万不可。”诸王公喇嘛说：“我们是来传达尊论的，并非商量公事。”遂各自散去。三多回到署内，命令官员迅速前往买卖城电报局，用密码将这一重大变故发往北京。
当晚七点，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接到了哲布尊丹巴亲笔签发的札子，称：“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历朝所受恩遇不为不厚。而近年以来满洲官员对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内陆各省既然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也应宣布独立，以期万全。现已由四盟公推我’博克多格根’哲布尊丹巴为大蒙古独立国大皇帝，不日即当登基御极，库伦地方已无需中国官员之处，应即时全数驱逐，以杜后患。限三日内带文武官员、马步兵队立即出境，不准逗留，如敢违抗，即以武力押解出境。”
当天晚上，三多将驻库伦的马步各营管带召入署中的掌印衙门，商谈对策。当时库伦马队有兵丁250名，其中40人赴宣化领饷未归，恰克图等地驻兵60人，库伦办事大臣和参赞大臣衙门守卫20人，其余兵力只剩130人，且枪械老旧，子弹匮乏。
至于新训练的步兵队，只有兵丁100多人，与四千名蒙军和库伦的一千多名俄军交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三多见事已至此，只好召集满汉官员，各自发给旅费，一面据实电告北京，准备离开库伦。当晚马步营兵丁聚众索饷，几乎酿成哗变，于是三多又从印房公款中提取五千两，方得无事。
1911年12月1日清晨，多名俄国兵带着蒙古兵来到办事大臣衙门和驻军营房，搜索枪枝、弹药和银两。西库伦与买卖城之间的交通被断绝，汉人禁止出门，华人商号遭到搜索洗劫，库伦上万名汉人全都人心惶惶，坐以待毙。当天晚上，俄国驻库伦领事米勒派人将三多接入俄国领事馆中，名为“保护”，实际上是将其软禁起来，防止库伦的满汉官民以其为首聚众反抗。
买卖城电报局、兵备处、印务处、办事大臣衙门也被俄军带领蒙古兵丁占领。12月5日，在三十多名俄国哥萨克士兵的“护送”下，三多及其家眷、以及大部分驻库伦的满汉官员启程前往恰克图，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北京。其余来不及动身的满汉官员则都改装易服，在库伦当地华商的商机和家中潜避。
1911年12月29日，在库伦举行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登基仪式。在黄宫的正殿中央铺设了三个宝座，活佛居于中央，佛母坐在左侧，佛子坐在右侧。
哲布尊丹巴头戴蒜瓣黄冠，身穿绣龙黄袍，接受各盟旗王公、活佛和喇嘛的叩拜。众王公官员身穿蟒袍，头戴花翎，为哲布尊丹巴上尊号为“额仑若鄂固格持克森冷葛烈宝敦汗”，意为“多人共戴之日光皇帝”，定年号为“共戴元年”。登基仪式结束后，哲布尊丹巴由五百名蒙兵护送，他们身穿蓝袍、头戴蓝冠、肩挂黄带，返回大甘丹宫。
外蒙“独立”后，将库伦定为首都，改名为“尼伊斯勒库伦”首都大营，以车林齐密特喇嘛，车喇嘛为总理，三音诺颜汗那木那苏仑为副总理，以万寿宫为内务部衙门，车林齐密特兼任内务大臣，兼管典礼、驿道台站等事务。
以前清印房为外务部衙门，杭达多尔济为外交大臣，兼管电报、教育、矿务。原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改为财政部，土谢图汗部盟长察克都尔察布为财政大臣，兼管税务。原兵备处营房被改为兵部，达赖贝子衰布苏仑为兵部大臣，兼管巡警。原库伦邮局笔帖式衙门改为刑部，那木萨赖为刑部大臣。此为外蒙“五部”。
此外，清末在内蒙发动抗垦斗争的陶克陶率领三十多人来库伦协助外蒙独立，被哲布尊丹巴封为公爵，任领兵将军；海山为内务部司官，内蒙扎赉特旗王公乌泰，也是劝诱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的主要人物之一，为刑部副大臣。按照外蒙当局颁布的“官制”，其大臣每月“养廉银”为240两，副大臣为180两。
除“政府五部”外，又设有“上下议院”，上议院由各衙门正副大臣及在库伦当差的王公组成，下议院则由各衙门的司官组成。以“总理”兼任“议长”，“议会”的职责是讨论各项条例、规章，审核预算，并解决各衙门和旗盟呈报的事件，实际上相当于内阁会议。
在地方组织方面，外蒙延续了清朝设立的四盟，每盟设盟长、将军各一名，分别掌管行政和兵备。各旗由一名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爵或头等台吉掌握札萨克之印，世袭罔替，同时每旗设协理台吉两名、管旗章京一名、梅伦章京一名、札兰章京一名，处理日常事务。
在库伦方面宣布“独立”之后，喀尔喀西部各王公最初采取观望态度。当得知中国发生内乱，而俄国加以干涉、中方不便用武的情报后，也在1912年1月3日宣布“独立”。
以札萨克图汗为首长，要求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在五日内率领满汉官员出境。奎芳接到通知，随即弃城而逃，投奔科布多。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斥责说：“守土之臣，竟弃土而逃，有何面目见人。”下令拒绝接待，奎芳大惭，率众逃往新疆。
科布多和阿尔泰两地的蒙古人属于卫拉特系，与喀尔喀蒙古是世仇，因此很少有王公附和库伦当局。
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的蒙古参赞官马克沙尔札布，三音诺颜汗部王公，1924年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劝说他离职返回内陆，遭到拒绝，马克沙尔札布随即逃离科布多，投奔库伦当局，被哲布尊丹巴授予“哈坦巴托尔”勇士的头衔。
此后，库伦方面向科布多地区派去多批使者，试图游说当地卫拉特蒙古王公投附库伦，都被这些王公缚送科布多的中国当局，然后斩首示众。消息传到库伦之后，库伦当局大为震怒，各衙门连日举行会议，决定派兵出征科布多。于是选取了俄国教官训练的两百名精兵，杂以俄国兵二十名，携带大炮两尊、子弹十余驮，于1912年6月21日离开库伦。
接到库伦方面出兵的警报后，溥润下令科布多全境严整兵备。当时科布多城驻军有三百多人，从附近蒙古各旗又招募了一千多名骑兵。7月18日，海山和马克沙尔札布带领喀尔喀军队进攻科布多城，溥润率兵出城迎战，海山部队败退，躲到城南十多里的地方。
驻科布多的俄国领事将此事用电报发往库伦，库伦方面又派出三百人，号称“札喇嘛”的丹毕坚赞也从新疆地区流窜进入科布多，沿途在卫拉特蒙古各旗招募骑兵，凑成四千人之数，其中精锐不到五百人。
8月5日，新疆伊犁镇兵使派去的援兵三百多人抵达科布多，遭到俄军拦击，在距城30多里的地方被迫驻步。8月20日，陶克陶率领的蒙古精兵赶到，俄蒙部队用大炮全力攻城。此时科布多守军弹药已经用尽，科布多驻军管带广肇带领部下手持马刀杀入敌营，结果遭到伏击，全军覆没。
驻科布多的俄国领事随后进城，领事馆驻地在城外，假意“调停”，溥润在蒙方允诺保全城中汉人生命财产的条件下，带领驻防兵和侨民七百多人出城投降。溥润本人及主要官员和家属在俄国哥萨克部队“护送”下经西伯利亚返回内陆，其余中国驻科布多卫队士兵则被投入当地监狱。
科布多城沦陷后，海山纵容俄蒙乱兵在科布多城烧杀抢掠，荼毒汉商、虐杀战俘。在俄蒙官员煽动下，科布多地区的蒙古人开始洗劫当地汉人的商铺和货栈，焚烧帐簿和其他单据，杀害了许多无辜汉人。
“札喇嘛”丹毕坚赞对待科布多驻防军俘虏最为残酷，他曾亲自前往监狱，以右手执匕首划开受害人胸膛，并用左手伸入胸腔摘取心脏。丹毕坚赞将这些心脏与被害者的大脑、血液混合，献祭于黄教诸神。
另外，还有传说称丹毕坚赞使用人皮作为其卧室装饰。由于“战功卓著”，丹毕坚赞被哲布尊丹巴册封为活佛，但是当他虐杀汉人的消息传到库伦后，哲布尊丹巴大怒，下令将其抄家拿问。
1914年，丹毕坚赞被俄国驻科布多领事逮捕，由哥萨克骑兵押往托木斯克接受审讯，1916年被流放回其出生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科布多失陷后，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土尔扈特蒙古族竭力镇守阿境，从新疆各处征调援军，其中伊犁将军派来马、步、炮军1200多人。
新疆省方面派来马步队二营、计一千多人，再加上阿尔泰境内的驻军，共有三千多人兵力，齐聚阿尔泰与科布多的边境一带，准备开战。而科布多境内由陶克陶指挥的蒙军也有三千多人，双方僵持多日，最终陶克陶悻悻带兵返回库伦，阿尔泰地区遂得以保全。
此后中俄蒙三方举行恰克图谈判时，俄蒙方面都要求将阿尔泰并入“自治蒙古”，而北洋政府在领土问题上则持“保全一分即少损失一分”的态度，经过中国谈判代表的反复力争，终于在1918年将阿尔泰山脉以西面积11万平方公里的，原阿尔泰办事大臣辖地改为“阿山道”，并入新疆省，风景秀丽的阿尔泰“金山”，“阿尔泰”在蒙语中为“金子”之意，美丽奇绝的喀纳斯湖也得以留在我国版图之内，成为今日中国旅游者和摄影爱好者的著名圣地。
从19世纪末到外蒙古宣布独立这一时期，外蒙古的局势在国际形势、民族关系、宗教影响以及内部矛盾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发生了天地覆的变化。俄国的扩张野心与渗透策略、清朝政府的统治政策与应对措施、外蒙古上层的政治倾向与利益诉求、藏传佛教的影响力以及普通民众的态度等，都在外蒙古独立前的风云变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共同构成了这一复杂历史时期的全貌，也为后来外蒙古的发展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这一历史阶段不仅是外蒙古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也对整个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