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疆藏回——满清汉人穿越到外蒙古喀尔喀部落该怎么生活？
倘若一位满清汉人意外穿越到了外蒙古喀尔喀部落，那他必将踏入一个与中原大地截然不同的世界，迎接一场充满挑战与新奇的生活冒险。
初至喀尔喀部落，饮食方面便需迅速适应。这里的饮食习惯别具一格，若穿越者在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至次年四月初抵达，会发现羊肉在当地饮食中占据主导地位，部分东蒙地区还会食用牛肉。
而在这段时间之外，直至十月中旬，牛羊乳制品则成为主食，期间会搭配炒熟的面粉或大麦粉。对于习惯了中原丰富饮食种类的汉人来说，或许起初会有些不适应，但这是生存的基础，需尝试接受并融入。同时，要牢记蒙古人不直接饮用鲜乳，而是将其加工成各种各样的乳制品，像乳酪、奶皮、奶疙瘩、奶豆腐、黄油、白油、奶饽饽等等，这些都将成为日常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居住环境同样是一大挑战。喀尔喀蒙古人居住在蒙古包中，以木架作为支撑结构，用皮条牢牢绑紧，外面覆盖着毛毡。顶部设有一个圆窗用于排烟，下雨下雪时还有布帘可以放下。蒙古包内的地面铺着毡子，中间留出一块二尺方圆的空地用来燃烧牛粪，上方支着铁锅用于烧茶煮肉。穿越者需尽快熟悉蒙古包的搭建与使用方法，了解在这样的居住环境中如何保暖、防潮以及合理利用空间。
在服饰穿着上，夏天喀尔喀人穿着对襟长袍，冬天则是羊皮衣，衣服的袖子是马蹄袖，便于防寒和劳作。而皮靴靴尖上翘，适合骑马驰骋。穿越者要学会适应这种简洁而实用的服饰风格，并且尊重当地的服饰文化禁忌，例如世袭贵族在夏天选用绸缎材质时，颜色仅局限于黄、紫、蓝三种。
社交礼仪也是融入当地生活的关键。喀尔喀蒙古的礼节与内蒙古类似，见面时会行长跪叩头之礼，并且会互献哈达或者鼻烟壶。哈达分为黄色和湖青色两种，其中黄色哈达只能献给活佛或王公札萨克。递鼻烟壶时，双方交换后接受的人会微微嗅一下，然后将壶递回，若鼻烟难得，互递空壶也是常有的事。了解并遵循这些礼仪规范，才能更好地与当地人交流互动，建立友好的关系。
在经济生活方面，喀尔喀蒙古地区几乎能够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对外地物资的依赖较少，仅需要茶砖和布匹两种，并且可以用牛羊来进行交换。穿越者可以尝试学习放牧的技巧，了解如何照料马、牛、羊、骆驼等牲畜，毕竟这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同时，也要学会识别当地的物产，如珍贵的动物制品鹿茸、麝香、狐皮等，以及植物特产黑松、果松、黄耆等，这些在与外界的交换中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信仰也是喀尔喀蒙古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信奉黄教，极其重视信义，路不拾遗，盗窃案件非常罕见。穿越者需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避免因文化冲突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例如，在遇到灾害时，牧民们通常会请喇嘛来诵经祈福，人畜生病时也会请喇嘛来医治，穿越者应理解并顺应这种宗教习俗。
满清汉人穿越到外蒙古喀尔喀部落，需要从饮食、居住、服饰、社交、经济和信仰等多个方面迅速适应，以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学习态度去融入当地的生活，才能在这片广袤而独特的土地上开启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篇章。
在广阔的蒙古地区，喀尔喀蒙古人有着独特而丰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他们的饮食习惯与内蒙古存在一定相似性，但和厄鲁特蒙古又略有不同。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至次年四月初，羊肉在喀尔喀地区的饮食中占据主导地位，东蒙部分地区还会食用牛肉。这段时间过后，直至十月中旬，牛羊乳制品则成为主食，期间会搭配炒熟的面粉或大麦粉。
不过，科布多地区的厄鲁特蒙古人始终以肉类为主要食物来源。 在宰杀牲畜方面，外蒙古有着独特的方式。杀羊时采用掏羊法，划开羊的左肋，伸手勾断大动脉，确保羊血不溢出；杀牛则是将半尺长的钢子插入牛后脑第一关节，破坏其小脑和脊髓，待牛死亡后再进行分割。
烹饪时，牛羊肉会切成寸方大块，放入清水中煮至半熟，连肉带汤一起食用。由于日常饮用的奶茶中已含有盐分，煮肉时便不再添加其他佐料，而且水也无需沸腾，只要肉稍微变色即可，他们坚信肉煮烂会变老且失去原本的滋味。 蒙古草原的牛乳富含乳糖，汉人初到当地饮用鲜奶往往会出现肠鸣腹泻的情况，通常需要连续饮用七八天才能适应。
蒙古人也不直接饮用鲜乳，而是将其加工成各种各样的乳制品，像乳酪、奶皮、奶疙瘩、奶豆腐、黄油、白油、奶饽饽等等。除了牛奶，羊奶、马奶甚至骆驼奶也会被饮用，并且还会用牛奶或马奶酿酒，马奶必须经过发酵制成马奶子后才能饮用。靠近河湖的喀尔喀蒙古人会捕鱼，但他们不吃虾类和飞鸟，也不食用青菜，在他们的观念里，青菜和草一样，是牛羊的食物。
不过，戈壁滩上的蒙古野葱在汉商的改良吃法推广后，逐渐被当地蒙古人接受并在喀尔喀地区流行起来。 过去，喀尔喀蒙古人包括喇嘛通常每天只吃一餐。那些许愿终身念“玛尼经”的喇嘛，主要以乳制品和面粉为食，很少吃肉，他们一般诵经、斋戒两天后，到第三天才会进餐一次。
外蒙古人的进餐时间和内蒙古相同，大多在日落之后，借助牛粪灶的火光用餐，随后便就寝。由于当地气候干燥，牛马粪容易干燥且燃烧时没有异味，所以成为了蒙古人的主要燃料。也正因燃料稀缺，外蒙古没有燃灯的习惯，寺院中的喇嘛也只是依靠佛前供奉的黄油灯进餐，用餐时间很短，一般不超过十分钟，最多一刻钟。
在出行之前，喀尔喀蒙古人会精心准备大量肉干。这种肉干有着悠久的历史，富含蛋白质，马肉、牛肉、羊肉都能制作，在戈壁地区，骆驼肉制成的肉干更为常见，分为瘦肉干和肥肉干，分别在春天和冬天制作。
制作时会选用骆驼颈部和脊柱旁的肉或驼峰肉，切成大约十寸长的细片后进行风干处理，以保留肉的营养和风味。在春天融冻之前，肉干必须完全风干，所以旅人常常能看到蒙古包的圆木上挂满肉干的景象。这种肉干食用方式多样，既可以生吃，也能搭配热水、马奶，或者和面粉一起煮食、做汤。
喀尔喀蒙古人居住在蒙古包中，蒙古包以木架作为支撑结构，用皮条牢牢绑紧，外面覆盖着毛毡。顶部设有一个圆窗，用于排出烟雾，上面配有布帘，在下雨下雪时可以放下。蒙古包内的地面铺着毡子，中间留出一块二尺方圆的空地，用来燃烧牛粪，上方支着铁锅，用于烧茶煮肉。王公札萨克居住的蒙古包相对更大一些，有的底部还垫有木制圆盘，内部悬挂着绸缎帷幕，铺设着地毯。
在蒙古包内，正对着门口的位置是佛龛，旁边摆放着矮榻。蒙古人以东为尊贵的方向，所以会在东边设置锦垫来招待客人，西边则有矮榻小几。蒙古王公札萨克尤其喜爱居住在蒙古包中，他们认为房屋建筑是“死地”，人住在里面容易生病，即便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建造了宽敞华丽的汉式王府，也大多将其空置或者用来堆放物品，而选择在王府的院落里或者外面的草场搭设蒙古包。
在清朝时期，内外蒙古王公进京朝觐时，清政府在北京为他们修建了多座王府，但这些王爷们几乎都觉得住在城里很痛苦，不喜欢长时间居住。 喀尔喀蒙古人的服饰较为简洁。夏天，他们穿着对襟长袍，世袭贵族会选用绸缎材质，但颜色仅局限于黄、紫、蓝三种；冬天则穿着羊皮衣，不使用貂皮之类的细毛。
衣服的袖子是马蹄袖，无论是提拿物品、捧举器物，还是挽缰绳、执马鞭，都可以将双手半缩在袖子里，起到很好的防寒作用。外蒙古各个部落独立后，马蹄袖被革命政府禁止，官员们改穿苏式洋服，平民则穿着长衣。他们还会穿着皮靴，靴尖上翘，这种设计便于骑马。
在官服方面，采用了清朝的服制，但衣领是圆领，这是明朝的旧制。在清朝时期，喀尔喀男子留辫子，妇女则头戴假发，假发左右平分，形状如同牛角，两端弯曲下垂；贵族妇女会佩戴银饰或镀金首饰，耳环尤为精美珍贵，大多由黄金、珍珠、宝石制成，重量可达十余两，下面还坠着许多珠串，由于耳环太重，必须用绳结挂在头上，否则耳垂无法承受其重量。
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的妇女在脑后梳单辫或多条辫子。相比之下，内蒙古妇女的发式更加多样，有盘发的，有仿照满洲妇女梳两把头的，还有仿照汉族妇女梳高髻的。 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生活方式简单质朴，以肉乳为食，以羊皮为衣，以毛毡为房，几乎能够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他们对外地物资的依赖较少，仅需要茶砖和布匹两种，并且可以用牛羊来进行交换。
这里的民情十分淳朴，人们在称赞某物美好时，常常会说“美如羊羔”，在他们的认知里，除了羊羔似乎没有其他更美的东西了；人们见面寒暄时，必然会问“牲畜可好”，仿佛除了牲畜就没有其他重要的产业了。
由于信奉黄教，喀尔喀蒙古人极其重视信义。在这片荒僻人稀的土地上，往往几十里甚至上百里都没有人烟，而且夜间常常会突然降下风雪，寒冷刺骨。因此，旅人只要遇到人家就可以投宿，主人必须收留，客人也无需支付费用；即使客人长时间停留不走，主人也不能将其驱逐。
如果发生驱逐旅人导致其死于荒僻野外的情况，主人将会按照杀人的法律来处置。按照蒙古的习俗，如果畜群中多出一两头牲畜，必须向本旗的旗主或佐领报告，如果原主前来认领，会得到相应的报酬；如果不报告，牲畜被原主认出，就会被视为与强盗同罪。
过去，喀尔喀蒙古和内蒙古一样流行蒙医。蒙医是蒙古族独特的医疗系统，在过去主要集中在喇嘛庙中。随着黄教的传入以及蒙藏文化的交流，蒙医吸收了藏医的许多特点，尤其是藏医《四部典》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蒙药的发展，使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传统的蒙医擅长运用物理疗法，在接骨正骨方面有着独特的技艺，但用药相对较少。由于正骨过程会带来一定的疼痛，这使得蒙古地区以外的病家对此有些畏惧。此外，对于普通的头疼脑热等疾病，蒙古人通常很少求医，大多依靠自身的抵抗力来恢复，所以蒙医一旦接诊，往往都是重病危急的情况，这也使得蒙医养成了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敢于使用猛药的习惯。
在清代的太医院中也有一些蒙医，但可想而知，让他们按照草原上的用药标准给身体虚弱的皇亲国戚看病，效果可能并不理想，“蒙古大夫”一词也因此在内陆成为了对那些给病人下猛药、进行“恶治”的医生的代名词。
虔诚的蒙古人坚信因果报应，他们认为如果今生偷盗，来世就会变成牛羊来偿还前世的债务，所以在当地路不拾遗，盗窃案件非常罕见。汉商运往库伦、恰克图等地的货箱，在夜间随意堆放在帐外，也不会有人去盗取。
在喀尔喀地区，蒙古人欠汉商的债务很多，但债务的数目只依据汉人的账簿，蒙古人自己并不记录。如果因为债务问题而打官司，蒙古人也绝对不会说谎，更不会以多报少；如果有能力偿还债务，他们就会尽快还清，如果没有能力，也会分几年甚至十几年慢慢还清，而且遵循父债子还、夫债妻还的原则，绝不会赖账。
在清朝统治外蒙古的两百多年间，凡是犯有死罪的蒙古人按照法律都应该被送往北京处置，当地的汗王札萨克没有行刑的权力。然而，由于路途太过遥远，于是各旗的札萨克创造了一种私刑。对于那些按照法律应该被处死的犯人，会将其钉入厚木板做成的木箱中，然后扔到荒郊野外，任其自生自灭。
对于犯罪较轻的犯人，则会让其戴着镣铐劳动，如果犯人逃脱，就会被送到本旗的旗主那里，等到冬天天气寒冷的时候，让其躺在蒙古包中，双脚伸出帐外，等双脚冻僵之后，再用木棍敲断，使其成为废人，然后由本旗的人轮流供养。不过，也有很多人即使遭受了这样的重刑也依然活了下来。
喀尔喀蒙古的礼节与内蒙古类似，见面时会行长跪叩头之礼，并且会互献哈达或者鼻烟壶。哈达分为黄色和湖青色两种，其中黄色哈达只能献给活佛或王公札萨克。献哈达时，要屈一膝，双手呈上，对方会双手接过，如果是地位尊贵者或年长者，也可以单手接过。接受哈达后，需要回递哈达，如果一时间来不及准备，也可以将所接受的哈达双手奉还。
至于递鼻烟壶，在整个外蒙古地区，无论男女老幼，见面时都一定会行此礼。双方交换鼻烟壶后，接受的人会微微嗅一下，然后将壶递回。如果鼻烟比较难得，是从俄国或者口内，也就是张家口以南进口的，那么也可以互递空壶。
蒙古人生性慷慨豪爽，接受礼物的人往往会数倍地回赠礼物。例如，清末有一位汉商在外蒙经商多年，但收益不佳，只剩下砂金百两，于是他将砂金铸成四枚元宝献给哲布尊丹巴活佛，并说明自己有所求，结果活佛回赐现银八千两，几乎是其黄金价值的六倍。还有一位汉人银匠，赠给某喇嘛一对十余两的银碗，而该喇嘛回赠了四十匹马，每匹马价值十五两，回礼的价值高达六百两。
外蒙古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除了马、牛、羊、骆驼等牲畜外，还有许多珍贵的特产。在动物制品方面，有鹿茸、麝香、羚羊角、狐皮、狼皮，以及黑貂、雪貂、水獭、旱獭、猞猁、灰鼠、银鼠、松鼠的皮毛，其中毛皮资源在森林茂密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最为丰富。此外，还有大量的牛羊皮、羔皮，这里的羔皮是自然死亡的羊羔的皮，与新疆、甘肃等地宰杀羊羔后取得的长毛羔皮有所不同。
在植物方面，有黑松、果松、黄耆、肉苁蓉、口蘑等特产，谷物则以大麦、小麦、马铃薯为主。在矿产资源方面，外蒙古境内分布着许多金矿、石棉矿、盐矿、煤矿和盐湖，其实还有大量的铁矿、铜矿、萤石等资源，只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没有被发现。
尽管外蒙古物产丰富，但也面临着诸多病虫灾害。在张家口至库伦的官道上，有一种白蝇，会在人的眼睑上产下已经孵化的蛆虫，蛆虫会迅速钻入眼中，必须及时用马尾将其剔出或者用鼻烟擦抹眼睛，否则就会导致失明，满清的汉人百姓将这种苍蝇称为日眼狗子。
从库伦到科布多的官道上，有一种寄生虫叫“狗八角子”，即蝉，一旦叮咬人畜就会钻入肉中，必须连同肉一起挖出。在科布多以北的地区，夏天有大量的蚊子和马蝇，马蝇叮咬马匹会使其流血不止，甚至能把白马叮成红马，所以当地的牧民在夏天都会把畜群赶到山中躲避。
除了这些寄生虫外，狼患、雪灾、旱灾以及牛瘟、羊瘟、口蹄疫、马鼻疽、炭疽等疾病灾害也时刻威胁着牧民和牲畜的安全。在年份不好的时候，牲畜的死亡数目往往会多达几百万头，整个蒙古地区的畜群数量会在短时间内减少四分之一以上。 在遇到灾害时，牧民们通常会请喇嘛来诵经祈福，人畜生病时也会请喇嘛来医治。同时，蒙古人也会尝试总结经验，以应对自然灾害。
比如，领地在东蒙古喀尔喀河流域的托格托赫托洛郡王，在 1853 年向全旗的牧民发布了一篇名为《告诫》的指示，其中提到了“祖特”这种冰灾到来的预兆以及应对方法。所谓“祖特”，是指牧场被一层冰皮或厚硬的雪覆盖，杂草被埋在冰层之下，导致牲畜无法啃食而饿死的灾害。
在这篇告诫中，托王说道：“在暖秋之后必定会下冷雨和降大雪，而且还会刮东风。降雪会一次比一次大，天空中会出现一个十字架和许多霓虹。在下雪最早的地方往往会有最好的冬季，所以你们要注意趁早把牲畜赶到先下雪的地方。如果突然下起大雪，而你们犹豫不决，担心体弱的牲畜在途中坚持不住，那么你的全部牲畜，不论强壮还是体弱，都有可能会死亡。但是如果你当机立断立即起身，那么体弱的牲畜虽然可能会死亡，但强壮的牲畜就有机会存活下来。”
由于气候与蒙古人赖以生存的畜牧业息息相关，所以气象学在喀尔喀蒙古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蒙古沿用藏历，这种历法和汉族使用的夏历一样以干支纪年，如马儿年、羊儿年、猪儿年等等，日期也以中国历书为基础。但是，在遇到吉日时，蒙古人会将其延长一日或数日，遇到凶日则会将这一天消除。
例如，如果推算出某月十五日为凶日，那么这个月在十四日过后就会直接跳到十六日。如果连续几日都是凶日，就会一并跳过。而遇到吉日时，次日仍为吉日，有时还会因为需要举行佛事活动，将吉日连续延长多天，所以在一个月中可能会出现多个初五或者五个初八等情况。
这样日积月累下来，蒙历即藏历，往往会与中原历法的日期相差数日甚至十多天。 在 1657 年，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罗桑丹贝坚赞从西藏地区回到喀尔喀蒙古高原后，在土谢图汗建立的额尔德尼召附近设立了自己的营地，也就是所谓的库伦。
在蒙古语中，库伦意为营地，汗、王公和喇嘛在草原上居住的地方都可以称为库伦。在蒙古，有喇嘛庙（召）的地方就会有库伦，它通常是由可拆卸的蒙古包组成的帐篷城，周围会用木栅围起来。而哲布尊丹巴的驻地则被尊称为大库伦、达库伦，Da Khuree，这里的“达”是“最高”的意思，或者称为乌日格，Orgoo即我国古籍中的“斡耳朵”，意为“帐部、居所”，库伦城在西文中的名称 urga 就是由此而来。
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大库伦最初是一个流动的营地，起初有一千多名僧人聚帐而居，后来人数逐渐发展到一万多人。其选址先后在杭爱山、色楞格河、鄂嫩河和圆勒河等地变动，在准噶尔战事期间甚至一度迁移到内蒙古，直到 1778 年，乾隆四十三年，才在清朝乾隆皇帝的命令下，选定位于北京至恰克图官方驿道上的一处地方作为其永久驻地，这就是现在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所在地。
在 17 世纪时，俄国就已经开始与蒙古地区及清朝频繁接触。准噶尔战争结束以及喀尔喀蒙古并入大清之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道路从过去的黑龙江流域转移到了路途更短的北京 – 张家口 – 库伦 – 恰克图 – 色楞格斯克一线。
我国通过这条商路向俄罗斯，也向外蒙古地区运输茶叶、丝绸等商品，俄国则向中国运来西伯利亚毛皮和小型手工艺品。库伦在这条商路中扮演着中间转运点的重要角色，因为在它的南方是适合骆驼行走的大草原和戈壁，而从库伦往北则是山脉和茂密的针叶林，适合马车和牛车通行。
从张家口来的骆驼队会在库伦卸下货物，俄国代理商在这里检验货品，主要是茶叶的成色，满意后会在库伦雇用牛车，将货物运往俄国。库伦的北边是肯特山脉，南边是圆勒河即土拉河，为城市提供了水源。再往南是高达上千公尺的柏格多汗山脉，从张家口来的商队通常会经过这座山脉，如果要穿过落满松针的黑松林爬上山顶再穿过落叶林下山，即使没有负重也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这段旅程原本充满自然的美好，树林中弥漫着松木香，山泉清澈，戴胜鸟随处可见，但对于骆驼来说，山太陡峭了。商队来到图勒河南岸后，会由当地的汉人船夫摆渡过河，然后向下游走几公里，就能看到一片木板墙和蒙古包的圆顶，这就是库伦城。
库伦城是围绕着哲布尊丹巴的“黄宫”发展起来的。这座寺院兼宫殿以蒙古故都哈拉和林的黄宫命名，是哲布尊丹巴活佛的驻锡之地，每边长 150 公尺，四周用木栅围绕。黄宫之内有宫殿和营帐十五座，包括黑度母殿、护法三宝殿、金刚杵殿（八角殿）、金刚持殿，哲布尊丹巴的私人国库——内仓也设在黄宫中。
黄宫的正殿时轮殿面阳仅有三间，进深不过三丈，殿内正中为哲布尊丹巴接见信众的座席，下面是一座形如土炕的基座，上面陈设绣金黄垫，殿内光线昏黑，仅靠数支大蜡烛照明，且没有取暖装置，冬天阴冷刺骨，寒气逼人。因此，历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黄宫之外又修建了绿宫、白宫和潘德林宫已毁，作为行宫。
外蒙古独立后，黄宫最初用作俗世下层喇嘛的职业培训学校，后来被革命政权拆除，在其原址上盖起了苏联风格的政府宫，并把黄宫门前的大广场改建为苏赫巴托广场。 以黄宫为中心，用木栅栏围起来一片方形区域，称为“东圈”，也称为库伦城，是库伦的行政中心，设有沙比衙门、外仓银库，此外还储有绸缎、香、蜡、佛器、供应库伦各佛寺所需、清朝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满洲参赞衙门，以及数十座寺庙、僧院、印经厂。
1838 年，第五世哲布尊丹巴把大库伦移往西边的甘丹地区，库伦城里的大多数寺庙也随之迁走，只有迈达里寺留在了原地。这座寺庙供奉着迈达里佛，即阿弥陀佛的黄铜佛像，高达 16 公尺，外镀黄金，是由来自多伦诺尔的汉人工匠铸造的。
每年三月，迈达里寺的喇嘛都要在库伦全城巡行一次，祈祷人畜安全。在寺门外不远，有一座“温都尔格根庙”，是从杭爱山地区的阿巴岱汗大庙移来的，实际上是一座极大的穹庐，以木架构成，蒙以极薄之麻布，寒风呼啸而入，进入庙中如同身处旷野。穹庐中央设哲布尊丹巴宝座，周围地上陈列无数矮几，喇嘛三五成群，围着铁火盆席地铺经。
乾隆年间，来自西藏的喇嘛在库伦城西边数里的一处小山岗上建立了一所讲经学校，传授佛教哲学理论，逐渐吸引了大量喇嘛前去求学，从而形成了一座居民全是僧人的营帐城镇。1756 年，乾隆二十一年，喇嘛们在讲经学校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佛寺，称为“大乘普乐之寺”，或者简称为“甘丹寺”。
由于居住在库伦城里的行政官员和商人日益增多，因此越来越多的喇嘛搬迁到甘丹寺周围居住，于是这片地区也被统称为甘丹，或者“西营”。 甘丹寺并非像汉地佛寺那样只有一组建筑，而是类似藏地寺院，由佛庙、经学院、佛仓、喇嘛召、仓库等大片建筑群组成。在那里设有向僧侣传授经学、星相、医学、财政各方面知识的多所佛教学院，相当于培养高级喇嘛的“大学城”。
1809 年，第四世哲布尊丹巴下令在甘丹地区再建一座大的寺院，1838 年，第五世哲布尊丹巴在甘丹山上修建了冬宫，又称“白宫”，甘丹遂取代库伦城，成为外蒙古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禁止妇女、商人和普通蒙古平民进入，其外墙十里之内禁止埋葬、抛弃或处决犯人。
民国初年，白宫毁于火灾，而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因梅毒和饮酒过度导致双目失明。他动员大量人力，在白宫的遗址上修建了“大甘丹宫”，祈求佛祖保佑他恢复视力。大甘丹宫的南北长度和东西宽度都大致相当于北京故宫的一半，宫中有许多庙宇殿堂，在其中路尽头建有白色的大佛楼观音阁，楼高九丈九尺，分为三层，每层八十一间，楼内有一尊巨大的铜佛像，高达八丈八尺，造价十一万两银子。
外蒙古独立后，大佛在 1938 年被苏联占领军毁掉，大甘丹宫中的许多殿宇也被拆除，直到 1944 年，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大甘丹宫剩余的部分才被保留下来，改成博物馆。
总的来说，库伦的布局模仿拉萨，两座城市都是在南北有山、东西狭长的河谷中发展起来的。库伦南边的图勒河类似于拉萨河，东边的“东圈”类似于拉萨老城区“八廓街”，西边的甘丹山和大甘丹宫类似于拉萨的红山和布达拉宫。
在库伦西南郊、图勒河北岸，第五世哲布尊丹巴还仿照拉萨的罗布林卡，在道光年间修建了“绿宫”，用作夏宫。在库伦的各处宫殿里大约有五千多名喇嘛直接为哲布尊丹巴活佛服务，包括贴身宠臣、仆人、医生、占卜师、沙比衙门官员、以及执行保卫任务的武装喇嘛，他们的声带被取掉，成了事实上的哑巴。
绿宫是如今蒙古国境内保存最好的一座宫殿建筑，中文名字叫“广慧寺”。在其大门外是一座精雕的二龙戏珠砖雕影壁，穿过挂有“乐善好施”牌匾的木牌楼，以及甬道宫门，即进入前院，内有平面呈凸字的殿宇一座，两边是东西配殿，殿后为活佛办理庶务的办公场所，以及收藏各种贡品和宝物的佛仓。
穿过这个院子，进入绿宫的主院，正面是一座九间大殿，中间为两层阁楼，上覆黄绿琉璃瓦。这座大殿是哲布尊丹巴主要的生活起居场所，东侧为活佛的卧室，三面靠墙皆为火炕，靠窗一侧为檀木雕刻的桌椅，陈列有景泰蓝花瓶、打簧西洋座钟、音乐盒、康熙青花瓷瓶等各种豪华陈设。西侧为禅堂，挂满佛像，四壁前各有一张供桌和打坐用的坐垫。
大殿之后原有树林，有小水池一座，散养各种珍禽，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去世后被填平。绿宫四周用木板墙围绕，宫中除了中路建筑外，东西两路非常空旷，或搭建蒙古包，或停放马车、散养马匹。由于夏宫内没有取暖设备，冬天无法居住，因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东路南侧又盖了一座藏式二层楼房作为冬宫，后来被外蒙政权改为博物馆，门窗被改成俄式，屋顶也改为俄式绿铁皮屋顶，比例失调，不伦不类。
蒙古革命后，绿宫改成博物馆，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有活佛家庭的奢侈生活用品、华丽的服饰、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礼物。其中有 80 张狐皮制作的皮袍，有 150 张雪豹皮制作的蒙古包，有无数红珊瑚珠子制作的马夹，英国的金马车，俄国的金靴等等，但这只是昔日活佛财富的冰山一角。
1913 年，波兰地贸学家奥森多夫斯基途经库伦时，曾经来到冬宫拜见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他在绿宫的佛仓里面参观了活佛的收藏，看到了来自亚洲各个角落的无数珍品：象牙、翡翠、珠宝、珊瑚、玉石、纯金佛塔，还有难以想像的大量珍贵裘皮。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不仅喜欢珍稀毛皮，对野生动物也有特别的兴趣。他在绿宫的花园里建立了自己的私人动物园，园里面有一头大象，有猴子、豹子、熊，以及包括亚马逊金刚鹦鹉在内的各种鸟类。在冬宫的一楼陈列着巨蟒、海豹和长颈鹿等动物标本。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还拥有蒙古的第一部留声机和第一辆汽车，都是民国初年从上海购置的。他喜欢的一个著名游戏是从汽车电池上接出两根电线，然后把裸露的线头从绿宫墙头抛到墙的外面。墙根下面前来拜佛的虔诚牧民以为活佛必然拿着线的另外一头，于是走上去亲吻电线。麻酥酥的电击使得他们相信自己受到了活佛的保佑，他们的尖叫声给楼上的活佛带来许多快乐。
清朝时期，供养僧侣、为喇嘛和寺院服务的蒙古平民居住在库伦城和甘丹的东南、西南和东边，在草地上搭起营帐，形成了自发的城镇。1810 年，库伦的宗教当局对汉地商人充斥寺庙区域相当不满，他们勒令中国人离开库伦城，搬到东边十里地之外自行建立单独的贸易市镇。这个市镇在喀尔喀蒙古语中被称为 “买宝城”。
除了库伦之外，在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乃至新疆的许多地区，也都建有类似的汉人员卖城。 库伦的买卖城位于图勒河谷东部，土地肥沃，地理位置相当令人满意。汉地商人、以及他们与蒙古妇女通婚所生的混血儿，被当地蒙古人称为“二拉子”，这是直接译自汉语的一种蔑称，绝大多数居住于买卖城，在城中建有关帝庙、观音庙、吕祖庙、城隍庙等庙宇，凡是腊月、端午等节日举行祭祀活动，库伦当地虔信黄教的蒙古僧俗往往和汉人一起焚香膜拜关帝老爷或者城隍吕祖。
民国初年外蒙宣布“独立”后，清明节时库伦汉人将城隍土偶置于八抬轿子上巡城，伞扇鼓乐，喧闹而行，竟有蒙古王公贵妇十余人身穿华服作为前导，库伦政府“司法部长”车臣汗那旺那林也在其列，殊为可笑。 从 1723 年起，俄国在库伦派驻领事，名义上是来杜绝俄国人在蒙古的贸易，但实际上俄国商人在库伦的私下交易相当频繁，清朝官员因此周期性地中止与俄国的贸易关系。
1863 年，俄国人在库伦城东边的小山包上修建了一座大院，里面的建筑包括一座东正教堂、一家诊所、一些哥萨克士兵营房，以及被称为“绿房子”的俄国领事馆。这个地方被称为“领事馆大院”，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逐渐发展为库伦的俄国人居住区中心。
19 世纪末前往新疆、蒙古等地“考察”的俄国探险家兼间谍普尔热瓦尔斯基曾经这样记录当时的库伦：“大街上满是随意丢弃的污秽垃圾，居民们养成了可怕的令人厌恶的习惯……一群群饥饿的乞丐聚集在市场周围，其中的一些人，多数是老年妇女，把那里当作自己最后的归宿。……不时地，有人把刚咽气的尸体抛到大街上，大群的野狗一瞬间把尸体撕成碎片……” 过去喀尔喀蒙古没有土葬死者的风俗，往往将死者遗体放诸荒野，听任野狗和野兽分食，称之为“以肉还肉”。
如果野兽不吃，则认为此死者有罪孽，需请喇嘛诵经忏悔，必食尽而后止。库伦的蒙古人家往往畜有大犬，体格高大，如同藏獒，因常食人肉而双眼发红。这种獒犬本来是看护畜群、驱逐野狼用的，后来当地华商也纷纷效仿，每家豢养两三头，白天锁以巨链，晚上则放出，所以库伦夜间行人往往随身携带大木棍以防身。咸丰初年俄国在库伦初设领事馆时，有两名俄国妇人不知此风俗，夜间乘马外出，彻夜未归，第二天其家人遍城寻觅，只找到残骨剩衣。蒙古革命后清算宗教，破除佛教迷信，库伦街头的恶犬才被苏蒙军人打杀一空。
1735 年，征讨准噶尔部的清军在喀尔喀草原上修筑了乌里雅苏台城，随后在科布多地区又修筑了科布多城。有清一代，乌里雅苏台为清朝在外蒙古的统治中心。“乌里雅苏”是杨树的意思，“台”则是“有”。城中原本有许多杨树，后来被用作薪柴砍伐一空，但是出城十几里，在博克多河两岸，仍可见到许多杨树。
乌里雅苏台城墙是用带草根和草皮的土块堆筑的，大约一丈高，其外面一侧竖有木栅。全城东西约一里，南北半里，开有东、南、西三座城门。城中央是“龙亭”，供有康熙皇帝神位，乌里雅苏台的满蒙各族每年都要前去行礼。龙亭之西为定边左副将军衙门，再往西为满洲参赞办事大臣衙门。
蒙古参赞不设衙门，而是在城外北山上架设营帐。城北为“文殊菩萨庙”，有喇嘛十余人。清末实行新政，在龙亭之东修建了蒙古学堂。 乌里雅苏台城东、南、北三面环山，东南有从山中流出的博克多河，东北有成吉思河，两河夹城而过，在城西三里的地方汇合为乌里雅苏台河。汇流处西北有小山，山下为商埠买卖城，有前后两条街。前街商铺鳞次栉比，后街则冷清许多。
乌里雅苏台有商家一百多户，其中俄国商人仅有六、七家，与俄国领事住在一起。华商中规模较大的有大盛魁、双舜全、恒和羲、元生和、天顺店等商号。商埠街东口有关帝庙，每年正月在庙里演戏十多天，元宵节时还有秧歌、龙灯、花车、花火鞭炮等庆祝活动。商埠之西为菜圃八、九家，种地者均为汉人。
由于清朝禁止汉商携眷进入蒙古，因此乌里雅苏台的华商全都是单身，有些人与蒙古妇女同居生下子女。 乌里雅苏台城东北有城隍庙，每年五月十三日开庙会，有蒙古骑马竞赛，有粽子、年糕、凉粉之类小吃摊；商埠西边也有城隍庙一座，是汉人停放灵柩的场所，附近有俄国人墓地。
城东三十多里有炮台山，山上有大石堆，形状如同炮垒。夏天百花盛开时山中香气袭人。从炮台山再向东行二百里有一眼温泉，水温极高。泉边建有许多俄式木屋木刻楞。夏天时，乌里雅苏台的满蒙驻军、蒙古人和俄侨经常前去洗浴。蒙古人骑快马一日可以往返，汉人则需要七、八日。
在乌里雅苏台东南约百里有一处叫事其各布龙的地方，山上有一方石碑，高二尺，宽尺余，上面刻有三尊人像，传说是唐代时族人所刻。 乌里雅苏台气候严寒，到立夏时河冰方融化，河水大涨，百花茂盛，野草颇香，马群踏过之后往往香飘数十里。到农历七月中旬，乌里雅苏台便开始零星飘雪，七月底开始收割大麦、马铃薯和蔬菜，储备过冬用的黑松木柴和干牛粪。
八月初河面开始结冰，自九月之后，凡是晴天必定下雪，阴天则常不降雪。积雪常达三、四尺厚，气温则有低至零下五十度的记录，到冬至前后滴水成冰。醋、酱油、香油、鸡蛋全都冻如坚石。不过，由于天寒的缘故，乌里雅苏台也没有跳蚤。 乌里雅苏台当地河中有鱼，但味道不佳。
蔬菜有葱、蒜、韭、萝卜、白菜、香菜、菠菜、西葫芦，也有芸豆和黄瓜，但不能种植茄子和辣椒。当地汉人种植的马铃薯其大如碗，每亩可以收四、五千斤。每年中秋节前后，乌里雅苏台市街上有从新疆运来的苹果、哈密瓜、西瓜、吐鲁番葡萄，肉只有羊肉一种，喀尔喀蒙古地区不常食牛也无人会杀牛。
民国年间，乌里雅苏台商埠中有一座豆腐房，每年养猪一头，五月城隍庙赛会时宰杀，每斤需要大洋一元，豆腐则需要大洋一毛，与两斤羊肉同价。年底时有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冻猪、冻鸡，以及科布多运来的冻鱼，味道甚为鲜美。乌里雅苏台地区盛产口蘑，味道极其鲜美，然而晒干之后则鲜味大减。
在这片广袤的喀尔喀蒙古土地上，尽管自然环境严苛，但其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依然顽强地传承与发展着。 就拿传统的畜牧业来说，这是喀尔喀蒙古人生活的根基。他们凭借着世代积累的放牧经验，在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精心照料着马、牛、羊、骆驼等牲畜。
牧民们熟知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的水草状况，春季会引导牲畜前往鲜嫩多汁的新草区域，冬季则提前寻觅避风且有足够草料储备的地方安营扎寨。对于牲畜的繁殖，他们也有着一套自己的智慧，挑选优良的种畜，精心呵护母畜和幼崽，确保畜群的健康繁衍。这种与自然紧密相连的畜牧业生产方式，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肉、奶、皮毛等生活资料，更是塑造了他们坚韧、勤劳、敬畏自然的民族性格。
在文化艺术领域，喀尔喀蒙古也有着独特的表现形式。民间流传着许多古老的传说、故事和英雄史诗，这些口口相传的文化瑰宝，用生动的语言描绘着民族的历史、信仰和价值观，成为维系民族情感和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音乐方面，马头琴那悠扬深沉的旋律常常在草原上回荡，其独特的音色仿佛在诉说着牧民们的喜怒哀乐，与长调民歌相互呼应。长调民歌那悠长的曲调、丰富的颤音和装饰音，展现出蒙古人宽广的胸怀和对大自然的深情赞美。每逢盛大的节日或聚会，牧民们便会聚集在一起，尽情地歌唱、跳舞，那欢快的舞步、绚丽的民族服饰，构成了一幅幅充满活力的文化画卷。
在社会结构上，部落和家族在喀尔喀蒙古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部落之间有着相对明确的地域划分和传统的活动范围，虽然在清朝的统治下纳入了统一的行政体系，但部落内部的传统秩序和互助机制依然发挥着作用。家族则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族长辈拥有较高的权威，负责传承家族的技艺、文化和传统习俗，家族成员之间相互扶持、团结协作，共同应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