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古代中国独创的一种较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扩展了中华帝国使用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大量出身社会中下层人士进入国家官僚体系之中，这里对科举的利与弊做些讨论。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古代中国独创的一种制度。科举制度创始于隋炀帝时期（约公元600年），以彻底废除之前的“九品中正制”为标志，此后直至清代光绪时期最后一科进士考试止（公元1905年），前后长达1300年。其实，隋代之前南北朝的北魏、南朝齐（公元500年左右）就已有了科举制度雏形即“秀才”考试；而1905年之后，越南的阮朝时期于1919年才举行了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延续1300多年，自然具有巨大优势，但众所周知也有很多弊端、最终盛极而衰被彻底废除。
先说科举的“好处”。
一般认为，科举是古代社会可能采取的最公平人才选拔形式，它极大扩展了封建帝国使用人才的社会层面、能够大量吸收出身社会中下层人士进入国家官僚体系。通俗说就是社会“中产”阶层能够培养子弟读书、让能力突出者跻身国家官僚系统中，从而为社会治理提供大批优秀人才。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处于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勃勃生气、具有一定进步性，于是形成了中华古代社会文化的黄金时代。
宋代伴随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商业繁荣，读书人、知识分子群体急速扩张，此时社会上的知识已不再囤积在少数士族手中，更多“中产”地主、商人家庭也有了培养子弟读书的实力，能力出众的普通百姓也能通过科举跻身统治阶层。其中不乏较贫寒家庭的子弟，如范仲淹、欧阳修（不过这种情况到明清时期就不多见了）。于是，中国社会阶层、思想文化历史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宋人特别具有“天下为公”的观念！既能忠于帝王、也会心系百姓。
典型如出身贫寒的宋代名臣范仲淹，曾说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和精神追求，并将这精神追求升华，为士人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思想信念，从此忠君、爱民的观念影响后世、传承千年。
中国古代科举还有一个最初或许无意的制度设计，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好处，就是“终身考试资格制度”。古代知识分子可以无限次参加科举（有很多70岁高龄考生）、国家还会给予恩赐安置！现代人无法不理解、普遍持批评态度、认为是迂腐的表现。但现在回顾，这一制度安排对社会基层治理（主要在社会道德秩序层面）带来显著好处，给了众多底层、愚弱知识分子终生希望，让他们能终生安心做学问、提高儒学道德修养。尽管每个人的性格特点、道德起点、人生经历不尽相同不同，但一辈子读“圣贤书”，道德水准总不至于太差吧！
这些知识分子长期散居于乡村，或做教师、或做小吏，或只种地兼读书、“耕读”传家，总都是社会基层治理的中坚力量、作用巨大。晚清时期，通常一县中在世的“秀才（生员）”不过几十人、地位很高，见官可不下跪、可代民诉讼请愿、还享有免纳田赋特权；而未出门做官的举人“老爷”就只寥寥数人、更是地位显赫。在乡间社会他们通常是地方各种纠纷的调停者，还常常担当乡村人家签订商业、土地契约的“保人”，更充当乡间社会政治首领和代言人、出面维护乡间社会秩序、并会向官府反映基层民意。
这方面也有反例：就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并伴随时代的进步，乡村中大批高素质知识分子涌入城市、进入现代学校学习或谋求新生计，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农村就被大批文化底蕴不足、道德修养较差的土豪劣绅把持，基层治理出现倒退。
再说科举的“弊端”。
近现代中国各界对科举制度抨击很多，把其弊端说得很清楚。不过，很多问题的产生其初衷很可能是好的、至少也是无心之举，这里就捡重点的说上几样。
1、过低的录取率造成大部分读书人无法“阶层跃迁”。
以科举制度“烂熟”的晚清时期为例：全国注册、有资格应试的读书人“童生”总有一二百万（每县数百人），最终考中“秀才”的仅10万人左右（每届录取万人、逐步累加）；再能考中“举人”的仅万人左右（每届录取1000多人）；再到三年一考的中央“会试”，约7000人参加、进入殿试100至400人、考中进士的仅100多人，于是全国一二百万读书人童生每次能考中三甲进士的以“万分之一”计，如考虑累计因素，全国在世的进士不过千人，在全国童生中以“千分之一”计！
这低到堪称残酷的录取率，让数以百万计的读书人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财力物力，最终很可能没有任何回报，不单是平民百姓，就是小地主、小商人也无法负担这样巨大的投入。很多普通读书人选择走这条路，会终身受困其中、家庭变得一贫如洗，如孔乙己。
于是从科举中“走出来”的佼佼者，绝大多数仍是世家大族子弟，宋代如范仲淹那样的平民子弟官员，明清时期已绝无可能做官了。科举无法帮助普通人实现阶层跃迁，现代人批评它是“愚民政策”，虽有失偏颇、但确实如此。或许唯一选拔的就是“智商”和基本道德素质吧。
当然，这其实也是皇帝和朝廷的无奈之举：首先，就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国家财政实力的限制，无法支撑庞大的官僚体系。于是历史上的中华帝国，基层社会都是自治状态、历来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所以朝廷并没有足够的官位提供给考中的读书人。
其次，也是因无法为多招的秀才、举人提供考试场地。晚清时社会经济有了新发展，于是大城市都纷纷扩建乡试、会试的考场“贡院”。如京城“顺天贡院”，考场中每名考生都需有一间独立的、仅够一人坐卧的小屋称“号舍”（一般宽三尺、深四尺、高八尺），明代有约5000间，清代多数时间是约7000间，清末步扩建到16000多间。清末还有南京、广州、开封等城市的贡院，也都扩建超过万间。考场扩大了，就能多录取下一级考生，算是对读书人的极大安抚，但朝廷的官位有限，官僚队伍膨胀也会带来新问题，并不能阻挡科举走向末路！
总之，即便是那些有实力的世家大族，子弟在科举之路上也需大量消耗资材、比拼经济实力，更有上下打点和行贿的大笔花销，很多家庭也常因此负债累累。偏偏明清两朝官员薪俸又很低、尤以明代官俸是历史最低点，于是新进官员“捞本创收”、贪污索贿以填补窟窿就无法避免了！
2、考试内容逐步成熟和“标准化”，也又变得僵化。
科举刚刚兴起的唐宋时期，考试内容主要两类是诗赋、儒家“经义”理解。考生们自然对相对灵活、更具艺术气息的诗赋更感兴趣！因此诗赋一直是考试主流内容，这也成就了中国古代伟大的唐宋诗词和古体散文。到明清时期，考试内容就只剩下儒家“经义”理解、仅从“四书五经”的内容中出题，答题文体也在明代初期固定为“八股文”。
科举作为古代的官员、公务员考试，以现代人眼光看，考诗词歌赋、儒学八股文怎么能选拔出治国人才？考政治策论才是正确选择！但科举1300多年历史中偏不以策论为主要考试内容，究其原因：首先，策论写作“门槛低”、也难有标准答案，阅卷打分容易带主观色彩、应试者也易倾向哗众取宠；其次，皇帝们更多需要忠心、秉承儒家观念的官员，并不太看重长篇大论“有主见”之人；最后，或许是皇帝们体恤应试者，古代交通和信息闭塞，小地方来的读书人未必有高远见识、需做官后再慢慢培养。
科举考试内容在明代初期就固定为“八股文”，主要就是为应对低录取率的问题，属于考试技术的成熟，有利于评判、阅卷、打分。况且考察儒学道德文章，也可以培养读书人良好的“思想品德”！不过这样一些考试内容及相应的考试形式确实太过僵化了！世世代代有大批读书人只能长期大量学习“无用”知识才可能步入仕途，数以百万计的读书人终生困于书斋，这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巨大浪费。同时，经长期学习儒家经书、做八股文章而步入官僚系统者，也多迂腐木讷、无真才实学之人，整体降低了中国古代文官队伍的素质。
3、主客观原因造成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动机不纯”。
中国古代读书人、知识分子虽也宣扬不营私、讲操守、安清廉，但更多人主观上接受“读书做官为发财”的观念。特别是宋代之后，大量“中产”家庭知识分子以科举脱颖而出，更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升官发财的想法，较之前的贵族世卿家庭出身更容易出现贪腐问题。宋真宗赵恒就曾做《励学诗》勉励、利诱读书人：“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明代理学家刘宗周就曾说过：自科举制度兴盛后便“士习日坏”，正是说知识分子们读书目的不纯、进入官僚体系后道德日趋败坏。
客观原因则是，读书人参加科举必须通过三级考试、时间资材投入巨大，明清时期很多中产家庭因此负债累累。皇帝们自然也清楚，于是为强化科举考试的“统治工具”作用、持续培养知识分子、壮大统治所需的绅士阶层，常常会对秀才（生员）等级以上的科举读书人豁免田赋徭役，同时也会容忍各级官员的通常贪腐行为，还会纵容地方读书人士绅勾结官府、兼并土地，于是导致整个社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引发很多社会矛盾。
4、屡禁不止、无法根除的科举“舞弊”问题。
对于科举考试中的“舞弊”问题，连皇帝都知道考场舞弊耽误他们为自己的江山选拔人才！便下大力量防范、打击，自宋代开始考场防范措越来越严密，明清时期更是一经发现舞弊不惜大量斩杀官员。但在录取做官的巨大利益面前，各种舞弊行为仍是层出不穷，尤其是在腐败盛行的王朝末期，会异常猖獗、成为无法根治的“毒瘤”。科举舞弊的根本做法自然是上下打点、走关系行贿，具体手法很多，像《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古代文学作品中多有描述，这里只简略分类介绍。
一是夹带。是要将各种特殊制作的经书、文章、答案等藏于衣帽和文具中带入考场。这自然是最低级的舞弊做法，也常需有人暗中保护。
二是替考。是针对学问特别差、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找亲友或雇佣文人做“抢手”代考，这在没有照片的古代看似容易，其实也需要有人安排、接应。
三是泄题。是买通考官或考场工作人员，在考试前将试题泄露给特定群体或某个考生，便可提前找人代拟高分答卷，这样“买题”自然价格不菲。
四是串通。是考生与考官或是考场工作人员串通一气，在考场采取诸如传递答案、作出提示、交换试卷等帮助方法，在《儒林外史》中就有考场中“挖墙洞”传递信息的描述。
五是标记试卷。是贿赂考官给特定试卷打出高分，因有糊名、誊录等制度，标记方法一般是事先约定在试卷中用特定词汇，在明清时期尤其常见、颇为隐蔽。
六是伪造身份。是获得不属于自己的考试资格或优势，最常见是类似今天“高考移民”的做法，钻全国教育水平不均衡的漏洞、注册到教育不发达地区参加考试。
就说鲁迅祖父周介孚的故事，是在科举末期1893年，周介孚有意为鲁迅父亲周伯宜的科举考试疏通、舞弊，事情败露而受牢狱之灾、险些掉了脑袋。大致情况是：
周介孚想采取当时最为常见、“通行”的舞弊办法即“标记试卷”，于是向熟识的主考官传递信件、两张纸条，一张上写“洋银一万元”，是承诺的行贿数额；一张上写“宸忠”、“茂育”，是与主考官约定的考卷“暗号”，考生会在答案的韵文诗中使用宸忠、茂育这四个字，主考官就能辨认出考生、加以照顾。怎奈送信者粗鄙，在主考官接待其他官员时递上信封，主考官为避嫌疑、当众打开、于是大家都看到条子，在座客人都是科场老手，自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事情便败露了。
科举制度的弊端确实很多，但作为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大体还是能公平、公正地选拔出一批人才来的，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一项古代社会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