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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北京，一个特殊的会面正在悄然进行。
一位从台湾远道而来的女士，名叫徐继红，坐在了时任公安部顾问姚伦的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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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因为她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军统三大“杀手”之一，外号“徐猛子”的徐远举的女儿。
在一番沉默的对视后，徐继红抛出了一个埋藏心底近20年的问题：“我不是来追责的，我只想知道，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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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死亡证明背后的终极交易
在军统的历史上，徐远举是一个符号，一个代表着血腥与恐怖的符号。
黄埔七期毕业，本该是天之骄子，他却一头扎进了戴笠的特务组织，练就了一身审讯、暗杀的“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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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的母亲曾评价他“圆眼尖嘴，看着就凶”，而他的外号“徐猛子”和那张“随时准备咬人的疯狗”般的脸，更是成了无数革命者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他的“功绩”，是用鲜血写成的。
破坏中共在重庆的地下党组织，摧毁《挺进报》，导致江姐等13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策划并遥控指挥了骇人听闻的杨虎城将军灭门案，连几岁的“小萝卜头”都未放过；重庆解放前夕，他更是下达“不准留下活口”的命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167名志士仁人惨遭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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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死于徐远举之手的人数超过400人。
他自己后来在悔过书中都承认，其罪行“震骇中外，令人发指”。
这样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活阎王”，最终却没能登上飞往台湾的飞机。
1949年，他在昆明被起义的卢汉扣押，成了被上司毛人凤抛弃的棋子。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曾经的施虐者，被关进了他亲手打造的人间地狱——重庆白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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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1991年那个会客厅。
徐继红的提问，看似只是一个女儿对父亲死亡真相的探寻，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极为现实和精明的目的。
在当时的台湾，有一项政策：对于国民党时期的军政官员，如果在大陆被俘后病亡，而非被判刑处决，其家属可以向当局申请一笔抚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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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红此行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拿到一份大陆官方出具的、带有公章的死亡证明。
这不仅仅是为了解开心结，更是为了完成一个家庭在现实层面的生存需求。
这堪称历史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
几十年前，她的父亲徐远举作为国民党最锋利的“刀”，与共产党进行殊死搏斗；几十年后，他的女儿却需要来自共产党的官方文件，去向国民党当局申领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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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意识形态对立、血海深仇，在时间的冲刷下，最终被简化成了一道横跨海峡的行政审批程序。
接待徐继红的姚伦，正是当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负责人。
他听完徐继红的来意，没有表现出任何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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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知，无论徐远举曾犯下多大的罪行，眼前这个女人，首先是一个女儿。
历史的恩怨再大，也不应由下一代来无休止地背负。
姚伦从尘封的档案中，找出了关于徐远举死亡的全部记录，详细写明了其死亡时间、地点、病因以及抢救过程，并以官方名义盖上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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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冷静、客观，没有任何情绪化的评判。
徐继红拿着这份沉甸甸的证明，连声道谢。
这笔“终极交易”至此完成。
据说，回到台湾后，徐继红凭着这份证明，成功领到了那笔抚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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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未完成的交易
徐继红的“交易”成功了，但她的父亲徐远举，生前却一直在进行一笔最终失败的“交易”。
1956年，徐远举作为“重点改造对象”，被移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那一刻，他欣喜若狂，认为这是被重视的信号，是重获自由的希望。
为了活下去，为了早日获得特赦，这位曾经的“活阎王”开始了他的另一场“豪赌”——用彻底的坦白，交换自己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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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了功德林里最积极的“卷王”。
开会抢着发言，写检举材料比谁都多都快。
他写下了长达20万字的《血手染红岩》，将自己所知的军统内幕和盘托出，这些材料至今仍是研究民国特务史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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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自费购买《资本论》，在书页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在悔过书中，他写道：“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
这一切，都是他摆在桌面上的筹码。
他试图用自己的“合作价值”和“改造表现”，与政府做一笔交易，换取一张特赦令。
他写下“盼赦如饥渴，忧忧不欲生”的诗句，将内心的渴望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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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命运再次与他开了玩笑。
1959年第一批特赦，没有他。
他情绪激动地质问标准。
1960年，他的老同事沈醉被特赦，临走时拍着他的肩膀说：“下批肯定有你。”
可是一批又一批，名单上始终没有“徐远举”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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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次次作为在押战犯代表，上台致辞，送别获得自由的同伴，那份内心的煎熬与失落可想而知。
他那笔用“坦白”换“自由”的交易，始终没能成交。
时间来到1973年1月19日，在缝纫组劳动时，徐远举因为十几件衣服质量不合格被要求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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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小事，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认为自己被针对，积压了十几年的怨气、失望和绝望瞬间爆发，与检验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当晚，在北京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这位59岁的老人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用一大盆刺骨的凉水从头浇到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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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完澡后，他应声倒地，脑溢血急性发作。
由于当时监狱管理制度的僵化和审批流程的繁琐，他未被及时送往大医院。
直到21日上午，他才被紧急送往复兴医院，但为时已晚。
一天后，徐远举抢救无效死亡。
周恩来总理在看到报告后，曾质问“为什么19号发病，21号才送医院？”，并下令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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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论是：死亡的直接诱因是其自身行为，但救治过程确实存在延误。
徐远举的死，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他那笔“人生交易”彻底失败的结局。
他用尽全力想活下去，最终却以一种近乎自毁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按下了停止键。
参考资料：
《沈醉回忆录》，沈醉著
《我的罪行实录》，徐远举原稿节选，载于《战犯改造纪实资料汇编》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