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赶水镇历史上曾有“三江县”的说法， 在正史和方志中未见记载。仅散见家谱和墓碑中出现，还有就是民间传说。在地域历史中，地理特征与文献记忆的交织，往往会催生出比史实更生动的民间叙事。在綦江区赶水镇的历史脉络中，“三江县”是一个带着岁月温度的旧称。它虽未在正史和方志中留下清晰的建制沿革，却在族谱碑刻、地名传说中留下了诸多印记，成为解码当地历史的重要钥匙。
一、家谱记载
据赶水镇双丰村张家荷（音）《李氏族谱》记载，今綦江区赶水镇地域，旧时在一定时间中，曾叫“南平镇”，也曾建过县衙，叫“三江县”。至于是哪个朝代的事情，恐怕暂时没有资料可以佐证。从清朝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八月，当时的綦江知县颁布给李家六世祖李焞（念吞，这个人还叫李天开，李品钰）的类似今天的房产证、土地证一样的证明手续中明确有界畔，就提到过“至三江县一带界畔”。
看来，这个三江县的说法，还是有出处的。《李氏族谱》第46页八世祖懋公小传中记载：“南平镇昔名三江县，群山众水聚会，利于铸铁，居民以铁卖起家者，往往至巨万。”这段话揭开了“三江县”的经济面貌，当时的今赶水这一带经营买卖铁的生意还是比较兴旺。这一描述得到了历史遗存的印证：赶水镇铁矿资源丰富，自宋代起便有开采记录，明清时期炼铁业更趋兴旺，英国驻重庆领事馆代表庄延龄曾在19世纪80年代记载当地“有20到30座熔炉，铁锅年交易金额达3到4万两白银”，炼铁业成为当时的主要税收来源。赶水镇下场口还有地名“铁石垭”至今尚存。东溪镇吴举宜家谱、杨锦云家世等资料的佐证，更让“三江县”作为冶铁商贸重镇的形象愈发清晰。
二、碑刻记录
位置在赶水镇香山村原双古坟社地名木耳岗的张济酉墓碑立于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岁次丙午应钟月上浣，其内容如下：君名济酉，字华兴，祖籍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人氏，自明时入蜀，踩地巴渝綦阳，落业三江县张家岗，后移金竹沟，世居木耳岗，由琼祖（生登甲）生恒忠生国相生均泮生先义生君父也，乃於道光丁酉十七年（1837年）冬月二十八日未时生得；配母敖氏，乃於道光乙已二十一年冬月十八日亥时生，育男三，三子旱故，女一，均成婚配。今为父母於木耳岗卜葬一穴两棺，虽不能壮观坟茔，谅可得亲慰於九泉也。男等生未盖菽水之欢，没诚抱无涯之痛，若镌碑不叙其大略，犹恐后世子孙，代远年湮，春秋间履其墓，莫知其所，考祀其先，不识其渊源矣。
忆父母生平之德行，无几不敕，以之持身，克勤克俭，至于应事，无怠无荒，创业垂统，於当年谟乃广训，训耕教读，常此日戒之用，休制度网愆，所以俾后嗣没世不忘者矣，因据其状，以为之叙。济酉高祖配敖氏，另有胞兄张济元，配罗氏；胞兄张济才，配艾氏；胞弟张济升，配李氏；孝男张世年，配邹氏；孝男张世冰，配文氏；孝孙张集孝、张集绍、张集寿，孙女张冬英。孝婿王宝钊，配张氏，外孙王邦焱；有胞侄张世铭、世柏、世林、世缦、世瑶。
张济酉墓碑印证了“三江县”的存在，还勾勒出移民家族在此扎根的轨迹。碑刻记载，张济酉祖籍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人氏，这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高度契合——元明清时期，大批麻城孝感乡民迁徙入蜀，用勤劳奠定了巴蜀繁兴的基础。张济酉生于道光丁酉十七年（1837年）冬月，配敖氏，育有三男一女，家族历经从张家岗到金竹沟再到木耳岗的迁徙，最终在此繁衍生息。碑文中“克勤克俭”“训耕教读”的德行记述，既是一个家族的家风传承，更折射出“三江县”时期移民群体的生存密码。墓碑罗列的胞兄胞弟、孝男孝孙等亲属名录，更让这个古地名与鲜活的家族记忆紧密相连。
三、传说记忆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朝廷派兵围剿杨应龙，他采用声东击西计，大败明军。之后朝廷对其招抚，杨应龙虽假意认错，但未缴纳赎罪金。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杨应龙公然起兵反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因朝廷兵力重点在朝鲜之役，杨应龙更加肆无忌惮，不断出兵攻打周边。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派兵围剿，被杨应龙全歼。同年三月，明朝起用李化龙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军务，征调各省将士围剿。六月，杨应龙以声称为死者报仇为由，率兵八万血洗綦江。据说，杨应龙从綦江撤途径赶水时成立临时县政府，谓之”三江县”，是为军队筹粮筹款，同时驻守已占领的地方，三江县由此而来。
听说，还给三江县派来了一个县令。这位县令上任前心里就想，三江县毗邻夜郎，是蛮荒之地，不过既然叫三江，也该是江水滔滔，千帆竞发，水陆码头，车来人往的热闹地方。到了县城，叫人大失所望，县城在山谷中，一条极短的肠子街，住户不多，人口也少，五天赶一次场，热闹半天，平时清静极了。所谓三江，原来只是三条小河的汇合处，枯水季节，人涉水也能过河。据《李氏族谱》记载，现赶水镇政府办公楼前面的地名就叫“三河乾”。
这里的民风淳朴，争斗纠纷少，衙门清静，门可罗雀。县令见此情景，很扫兴，小溪山场，却取这样大一个地名，心中很是不快。县令在衙门无事可办，闲得发闷，便带着衙役到街上巡视。转了半天，无事可管，正准备回衙，忽然听到有人说：”孙打婆﹣﹣孙打婆。”县令也不亲自去过问，只叫衙役把相关人犯带到县衙，老爷要坐堂审理。人犯带到，喊过堂威，老爷升堂。县令不问青红皂白，只说一句，”孙敢打婆，没大没小，先打二十大板。”把签子往堂下一甩，就喊打。
县令发话后，衙役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敢动。县令正要发火，师爷凑到他耳边说：”老爷，打不得，只怕一板子就把人打死了。”县令以为师爷为人犯说情，嘿嘿冷笑一声：”我听人说过，衙役贪钱，金黄银白，使人变得眼红心黑，没想到手有这样重，一板子就能打死人。”师爷见县令有些误会，请他站起来亲自看看人犯。
因为县令的公案很大，坐着看不见下面的人，当他欠身往下一看，只见大堂上跪的是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幼儿。老太婆回禀：”是我逗孙子玩，孙子在我身上拍，我哄着孙子说孙子打婆婆，不是孙子忤逆。”县令知道自己唐突，为了掩饰尴尬，一口咬定，即使是小孩，拍打婆婆也是以下犯上，并口中念念有词：”蛮荒之地，未蒙教化，上下尊卑不分，不识大小，不分老幼，都是地名取大了的缘故。人多汇在一起叫赶场，水多汇在一起叫赶水嘛，三条小河，还叫什么三江。”
时光流转，“三江县”作为民问记忆已湮没于岁月，但它的印记仍留在民间叙事的地名演变中。这些新旧地名的更替，恰似“三江县”传说的缩影——旧称虽改，但其承载的移民记忆、商贸繁华与家族传承，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
“三江县”或许没有留下恢弘的城廓遗址，但在族谱的字里行间、墓碑的斑驳石刻和民间传说中，它依然鲜活。这个“古地名”，既是川黔古道上商贸繁荣的见证，也是“湖广填四川”移民史诗的片段，更成为联结今昔的历史纽带。今赶水小学的学校赋中，也留有“三江县”的相关记述。多重证据交织，让这个古地名的愈发扑朔迷离。
“三江”之名的核心源于“三水交汇”的地理格局，而赶水镇恰好具备相似特征——松坎河、藻渡河与洋渡河在此汇聚，形成天然的河谷平坝。这种与“三江口”高度一致的地理标识，很容易让后人产生历史上存在“三江县”遐想，成为了“三江县”传说的另一承载地。
“三江县”作为行政建置是否真实存在过已经不重要了，它作为一段美妙传说已根深蒂固于民间叙事记忆之中而口口相传，成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