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雄霸西北的秦国依然被中原人视为蛮族。由于向东扩张乏力，不得不将采取特殊手段来汲取资源，任用商鞅等客卿大搞激改革。结果在短期内大获成功，又从根本上耗尽本土民力，沦为遭后人耻笑的短命王朝建立者。
虽然变法堪称战国时代的主流，但很少有诸侯能像秦人这般彻底，几乎断绝掉所有人的躺平空间。以至于后世君主虽渴望模仿，也必须在宣传领域对之口诛笔伐。
秦国崛起不靠打压躺平    
早在变法热潮兴起前 秦国已在西北称雄
除正规教科书外，不少当代网络段子都对商鞅变法推崇备至，将之视为秦国人能笑到最后的唯一法宝。类似结论并非无中生有，但对相应付出的代价几乎闭口不谈。丝毫没注意到连当事人自己都承认，变法后的社会生活非常苦难，几乎没有给任何群体留出喘息之机。稍后的二世而亡与突然崩溃，就源于这类看似伟光正的逻辑要素。
事实上，秦人在西周中后期便登上历史舞台。起初只是周天子的牧马炮灰，因护甲有功而赢取开拓关中的许可证。因此，很多人分析秦国律法，觉得恶劣起源是他们激进选择的根本原因。毕竟，立国之初就深陷大量戎狄部族包围，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奈何变法热潮尚未兴起，能够接触到中原诸侯仍大体维持周制传统。故而在彻底解决生存危机前，这个锐意进取的诸侯国基本以周人先民为师。不仅模仿铜锭技艺风格，连金文字体都要完全照搬。最后发展到自称周人继承者，且毫无顾忌的将关东君子们贬低为蛮夷。    
实施变法前 融合西周与草原风格的秦国青铜制品
直至春秋中后期，秦人稳坐关中平原本盘，终于形成只属于自己的单独审美诉求。他们大量吸收被自己打服的戎狄文化，对原有的唯独周礼做出必要改进，长期维持后来所不曾具备的浪漫情怀。至少在《诗经-秦风-无衣》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重视袍泽之谊，对共同体成员饱含关怀的浓烈情感。作为最高君主的穆公，更是某些标准下的五霸之一。风头仅次于齐桓晋文，足以压倒同样被质疑文明人身份的夫差勾践。否则何以吸引到大批人才，不远万里跑上门做客卿。
因此，秦国早在接触到变法思维前，就已经是无可取代的西北霸主。上至国君、下到庶民身上多少都保留着一些蛮气，远不像后来那般苛求自己。虽无法逐个攻破关东诸侯，也绝非谁都感冒险觊觎的偏远弱鸡。即便连续数十年无重大建树，都不影响精英们坦然面对自己，完全没理由发奋成反躺平的奋斗逼。    
没有变法 丝毫不影响秦穆公的历史地位
可惜，战国时代的硝烟重新燃起。为在乱世中求生存，关东多国先后走上变法道路，借此满足统治者的膨胀野心。甚至连套路都大同小异，穷尽方法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彻底榨取。随着大夫阶层的权益被永久回收，突然释放出大批接受过统治者培训的无根士人。他们既不愿意旁落为农夫、商贾，又深知凭一己之力不能扭转趋势格局。索性义无反顾的投入君主怀抱，依靠替恩主指明方向来获得优渥生活。只不过彼此竞争愈发激烈，内卷到必须出狠招、下猛药才能达成建树的畸形地步。
在此大背景下，郁郁不得志的商鞅选择离开魏国，跑到人心更淳朴的秦国寻觅机会。在他之后，还会有无数关东客卿如法炮制，成为变法全过程中的唯一且最大收益方。但在他刚刚抵达的窗口期，大部分秦人尚未对变法有热烈渴求，只是隐约觉察出时代有些许异动。随后便如刚刚破戒的修行者般，拜倒在“集权交际花”的石榴裙下。    
商鞅以自己的成败 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秦国
秦国的苦难源于打压躺平    
虽然战场乏力 但三晋军民始终抵触大秦
那么，变法图强后的秦国究竟有多苦？我们不妨看看他们自己人的深刻感悟。在《商君书-徕民篇》中就有大臣哀叹：三晋不能击败秦国已有四代人时间，魏国军队也不能野战大败秦军。然而，地狭人稠的三晋居民却不愿意跑来地广人稀的秦。这是因为三晋之民可以轻松的得到爵位，而秦制压迫百姓甚重，所以国家机器强大而人民痛苦！
可见同样经历变法，赵魏韩三国的普通人还是觉得中原条件宽松，而本为模仿者的西秦却相当过分。虽然战场胜负不尽如人意，但诚实的身体永远会选择用脚投票。加之完成变法后的秦军患有“首籍饥渴”，一度乐于将新占领区内的土著杀戮殆尽。所以占领到大量无主之地，又没法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回头还必须面临强敌的伺机反击，资源汲取效率反而增涨不上去。
    变法后的秦国 一度陷入低效率扩张的循环
既然对外扩张的效率偏低，那么维系变法体制的资源势必更依靠对内汲取。按照秦制规定，全国上下都可氛围公士到不更这四等是“士爵”。普通人以一颗砍首级升一级上限，理论上只需要斩首四级就可以升为屯长。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标准其实很难达到。一个1-2级小兵，必须与其他战友协同作战。如果私自出击扰乱了军队秩序，按照秦国军法是有罪的。每伍若有1人阵亡，其他4人就会有罪。如果每人杀死1个敌兵就能免罪。因此，普通战士必须先考虑如何保护战友，防止战友们的受伤。
何况每次作战只有部分军队需要上前厮杀，其余战士主要是是作为后援或者预备队使用的。所以一场战斗中，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与敌军肉搏杀敌。倘若有幸运儿真升级到四级，也就是屯长职位的军官的位置时，要求会变得更加严格。譬如屯长自己不得到敌兵首级就要被斩。他指挥的50人队则必须击败敌军并斩首33人以上，否则就不能获得奖励，更无法触及士大夫级别的爵位。
变法后的秦国爵位设计 致力于限制阶层上升
为应对高强度的征兵和备战状态，秦法会以沉重的体力劳动补充人力缺口。比如私下搏斗和比武受到严格禁止，如果砍断对方的发髻或者破坏了对方的眉毛、胡子，都要被罚为苦力。即使用侮辱性的面部刺字、耏、剃发、割鼻、断脚趾等手段进行惩罚，也会在最大限度上保留当事人的四肢完整和基本劳动力。最终目的就是能让他们继续为国君服役，绝不让犯罪者一击毙命。    
此外，变法后的秦国会以各类方法增添奴隶劳工，分别塞入官营或者民营的手工业作坊内。当然，也有人是因为无力偿还而获罪，沦为服劳役的债务奴隶。这些人先前可能已通过军功获得爵位，但最后的结局依然凄惨。
变法将秦国上下变成一部无法躺平的机器
简而言之，就是用各种手段压缩社会活动空间，打击任何可供百姓躺平的缝隙。由于秦法制定的非常严明，所以很多本国居民和被征服六国人都容易犯法。从变成国家机器蓄养的奴隶那一刻起。他们就是最廉价而且高效率的劳动力。虽然秦国也有根据形势变化，出台过招揽中原移民的优惠政策，只要求他们种地而不必服兵役。奈何真心愿意前来的投奔者数量偏少，完全不能满足精英阶层的征发需要。
在《战国策-赵策-秦王谓公子他》中有过一段非常搞笑的记录：长平之战爆发前，上党郡军民普遍倾向于投奔赵国，而不是更具军事威胁的秦国。原因无他，就是赵人的爵位制度更有诱惑力，许诺给全体官吏封爵三等。可见同样搞等级制变法，任何关东诸侯的待遇或升迁机制都比暴秦有人性。    
长平之战前后 三晋军民都对投奔秦国缺乏兴趣
精英阶层的利益源自打击躺平    
秦国的成就 源于不让大部分底层躺平
当然，秦国如此苛求黎民都没有遭遇反噬，很大原因就在于变法喂饱了精英阶层。作为至高象征的国君自不必说，那些贵族世家或受到重视的客卿们都是主要受益人。尽管在很多今人看来，变法的核心之一就是取消特权，但从实操结果来看却恰恰相反：
首先是秦惠王时代。秦国突然征服南方的蜀国，便将原本的蜀王降级为世袭蜀侯。而且还给他委派了一个国相，可见并没有取消其家族的大部分待遇和地位。后来，秦惠王让儿子嬴通成为蜀侯，其他框架人依然不动。这位王子并无军功战绩，更没可能到前线割区敌军首籍，却并不妨碍获得大片封地。
真正的秦国精英 靠出生就赢在起跑线上
到武王和昭襄王时代，秦国又大举东进兼并来许多中原土地，同样赏赐给贵族封君。其中，武信君、泾阳君、高陵君、华阳君、阳泉君、安国君、刚成君、长安君等人都是宗室，几乎没有可以值得一书的军功。仅仅是因为自己的高贵出生，就轻而易举的躺赢在起跑线上，而真正流血出汗的却是广大基层爵位竞争者。这就怪不得贵族们认可变法成果，根本没动机去予以抵制。    
当然，那些为秦国扩张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客卿，同样有机会获得大片封地。例如主持变法的始作俑者商鞅，就被《史记》记载有许多封地。最后还险些以私兵造反。可见其真实待遇完全与变法精神相抵触，一副“严于律人、宽于待己”的嘴脸跃然纸上。后来有杰出外交或军事成绩的范雎和魏冉，同样收获到大片封地，以至于努力劝说国君发兵占据更多领域。乃至末期的韩非子与李斯，何尝不是出于相同动机才落户西秦？那位满足嬴政老母欲望的嫪毐，亦有自己的独立封国！
优秀客卿 同样不受变法的繁文缛节限制
相比之下，站在这些精英对立面的就不仅是普通农兵。为使全社会的大多数无法躺平，秦国经常由朝廷出面去把工商业者打穷。毕竟，在一律不得过分经商的极端模式下，还能闷声大发财的人肯定不是善茬。若要严格查处起来，自然是一抓一个准。朝廷也坚信民弱国强和国强民弱的千古真理，希望大部分人能生活在相同的水平线上。    
更为讽刺的是，当秦始皇嬴政完全对六国的全盘兼并，又企图将类似机制全面扩散出去。至于原本由关东充当的敌人位置，被直接转嫁到北方匈奴和南方百越头上。甚至不得不容忍项羽这类边区豪强，转头又将赵佗等被征服区百姓武装起来。
秦国灭亡前夕 关中的老秦人们也无奈躺平
可能是因为步子迈太大而扯到蛋，这轮堪比腾笼换鸟的操作从一开始就陷入紊乱。不仅是陈胜吴广的黑天鹅式谋反，也包括六国贵胄的灰犀牛式起兵响应。最终形成某种不可抗合力，演奏出极速闪崩的千古神韵。
至于那些世代为国君、宗室和客卿分享所有的老秦，则在关中陷落时毫无作为，只用最短时间就描摹出一副“抵制躺平、理解躺平、超越躺平”的高雅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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