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分别位于我国东南部与西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与敦煌——同时入选2021年度“东亚文化之都”，随后两市联合举办了一系列重要文化活动，受到了中日韩三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赞誉。耐人寻味的是，从敦煌学研究的角度看，绍兴（古称“越州”）与敦煌（古称“沙州”）两地之间的善缘，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晚唐就已缔结。本文即拟借助敦煌文书，追寻这一段前缘佳话，重点说明为两地结缘的文化使者——晚唐游宦文士张球的传奇人生。
晚唐是敦煌历史上极其特殊而又重要的时期，当时的敦煌正处于历史巨变的风口浪尖。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对中国社会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安史之乱爆发，一直觊觎唐朝疆土的吐蕃乘机大举入侵，先是攻陷了陇右、河西的众多州县，阻断了敦煌等地与中原之间的联系，后又于8世纪七八十年代占领了沙州敦煌，对该地实施了长达六七十年的统治。至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沙州豪强张议潮趁吐蕃内乱之机，率众推翻了吐蕃统治并奉土归唐。唐廷遂于大中五年（851）正式在沙州设立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首任节度使。敦煌历史进入晚唐，也就是张氏归义军时期。
此前敦煌与中原的交通阻隔已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尤其是吐蕃统治者强制推行的一系列吐蕃化措施（包括限制汉俗和汉字的行用，推行吐蕃民俗与文字等），使得自汉代建郡起即代代相传的敦煌汉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以汉人为主导的张氏归义军政权面临着尽快重建与复兴敦煌汉文化的时代使命，沙州急需与中原内陆的交流互动，期盼来自汉文化发达地区的才识兼备的文士的襄助。
然而，百年隔绝，特别是六七十年的吐蕃统治，已使中原与江南文人普遍视西陲敦煌为异域绝地，不会随意前往，更不用说永久定居了。因此，以前学界一直没有发现有姓名可考的外来文人在敦煌长期居留的证据，也就无从深入细致地探讨敦煌与东部地区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某些具体问题。
十分幸运的是，近年笔者已在敦煌文书中找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记述，可确证活跃于晚唐敦煌地区并长期被误认为是敦煌本地人的一位著名文士实际上来自越州，他就是本文拟专门讨论的张球（其名字有时又署为“张景球”“张俅”“张景俅”，不过，出现频率最高的还是“张球”，为避免混乱，以下行文一般以“张球”称之）。
张球曾在敦煌文书和敦煌古碑铭中留下了十多件署名作品，根据其中题署的官称，相关学者早已梳理出了他在张氏归义军政权中的任职情况；至于其他方面，则或被误解（如误认为他是敦煌本地人），或付之阙如（如谓其出生年不可考等）。以下试主要根据笔者近年的查考结果，逐一梳理其生平与作品中与越州有关的部分。
数年前笔者发表《敦煌写经题记中的八旬老人身分考索》，考出在十余件《金刚经》《阎罗王受记经》，或两经之合抄的经后题记中分别自称“老人八十有二”“八十二老人”“八十三老人”“八十三老翁”“老人八十三岁”“八十四老人”“八十五老人”“八十八老人”的抄经者即是张球，从而根据这些题记记录的年号、干支、年龄，如英藏敦煌文书S.5534《金刚经》后所题“时天复五年（905）岁次乙丑三月一日写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图1）、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BD10902（L1031）《金刚经》后所题“辛未年七月廿日，八十八老人手写流通”（图2）等，再参酌以古人视出生时为一岁的习惯做法，推断出张球生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至后梁太祖开平五年（911）八十八岁时尚在世。那么，张球的人生活跃期也就在9世纪40年代至10世纪初。这一时期正值唐朝的多事之秋，对于敦煌地区而言，则主要处于张氏归义军时期（848～914）。
英藏敦煌文书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下文简称“S.2059《序》”）（图3）是张球亲笔书写的记述其受持《摩利支天经》的缘由，特别是所经历的多种所谓灵验事迹的抄经序。序文开篇即称“□□□州山阴县人张俅”。唐五代时期的山阴县仅一指，即浙东越州山阴，因位于会稽山之阴（北）而得名。该地便是张球的出生地。
图3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局部）
其实，张球不仅生于越州，还长于越州。敦煌文书中保存有一些张球所撰、追忆早年生活的诗文，所吟咏的均是该地风物。例如，非常著名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抄件（S.6161A+S.3329+S.11564+S.6161B+S.6973+P.2762，学界习称“《张淮深碑》”）卷背抄存有19首诗，为张球所写。其中有不少忆念其年少生活的诗句，如以闺妇思念征夫口吻写成的《“夫”字为首尾》（图4）一诗即谓：
镜湖莲沼何时摘，柳岸垂泛杨（杨泛）碧朱。
诗称男主人公漂泊于天山附近，苦苦思念江南（在中原人看来，江南之地位于长江之外，故常称江南为“江外”），睡梦中都会梦到自己回归家乡。然后诗人便描绘了故乡的景致，所言“镜湖”非常有名，正位于越州山阴，可证令张球魂牵梦绕又记忆犹新的故乡就在镜湖之畔。
图4P.2762V《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夫”字为首尾》
前已言及，历经安史之乱与吐蕃统治，晚唐时鲜有内陆尤其是江南文士远赴偏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那么，张球缘何成为例外呢？
闺中面（缅）想省场苦，却羡西江比目鱼。
考“省场”乃是唐宋时期尚书省礼部策试进士的场所，故这两句诗的意思是：闺妇遥想丈夫场屋应考的异常辛苦，羡慕那两两相并而行的比目鱼。言下之意即艰辛异常的省场应试导致了夫妻分离。是知诗作者张球参加过科举考试，并因此而别亲离乡。
上录诗句并非孤证。法藏敦煌文书P.2488抄存有一篇非常著名的《贰师泉赋》（图5），赋题下记“乡贡进士张撰”。笔者已考出“”即“俅”（张球之别名用字），该赋也是张球作品。在唐前期，“乡贡进士”本指通过了乡试、府试两级选拔，被地方州县举荐至中央参加尚书省礼部主持的进士科考试（省试）的贡举人；至唐后期，“乡贡进士”又成了省试落第者的身份标识与荣誉头衔。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未能成功擢第，但确曾是州府考试中的优胜者，相对于那些连赴中央应考资格都没有的普通读书人而言，还是拥有一定的特殊地位的。故而唐后期普遍将“乡贡进士”用于自署或尊称他人，敦煌虽地处偏远，习尚却是相同的。
通常情况下，唐代进士科每科所取不过二三十人，金榜题名的只能是少数，大多数落第者无法通过科举直接获得出身并进入官僚队伍，不得不另寻出路。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权衰弱，地方势力崛起，形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随着藩镇的威权益重，唐朝后期节度使已可以自辟僚佐，落第举子遂争先恐后地入幕藩镇以求发展。因而笔者推测，既然时代大势如此，张球很可能也是在参加科举考试未中之后，像当时其他乡贡进士一样跻身藩镇幕僚的；只不过因缘际会，张球去了与其家乡相距遥远且多民族杂处的西北边陲，其勇气、魄力的确非常人可比。
关于张球西来敦煌的时间，今日已难确考，但尚能参照相关史实推理出大致时间范围。
首先，据张球所作《敦煌廿咏》可推知，早在大中（847～860）中期张球即已来到敦煌。查P.3870所抄《敦煌廿咏》的作者序中有言：“仆到三危，向逾二纪”（图6），组诗之后又留有抄写者所书题记（图7）：“咸通十二年十一月廿日，学生刘文端写记。读书索文□。”如以其日对应的公元872年为标准点、以12年为一纪的标准算法倒推，那么作者初到敦煌的时间当是848年，恰为张议潮率众起义的大中二年。当然，这种“二纪”之类的表述方式不应绝对坐实为24年，大中二年之前后数年皆应在考虑范围之内，参酌以大中五年（851）唐廷方在敦煌正式设立归义军、外地文人才得以入幕此一藩镇等史实，我们便可以将张球到达三危山所在的敦煌的时间推断为大中中期。
图7P.3870《敦煌廿咏》卷尾
其次，前已提及的S.2059《序》可印证上述推断。该序文记：“以凉州新复，军粮不充，蒙张太保□□□武发运使，后送粮驮五千余石至姑臧”，称归义军刚刚收复河西重镇凉州时，因守军军粮不足，张议潮（去世后被追赠为“太保”）派遣张球率领大队人马赴灵武领取唐廷拨付的出界粮并押运至凉州。这说明其时身为外乡人的张球必然已在归义军中效力了较长时间并赢得了充分信任。史料记载，凉州于咸通二年（861）被收复，那么，张球西来敦煌应远早于此。换言之，这条材料也可证明张球是在归义军成立之初的9世纪50年代即投身其中了。
至于张球最初与归义军人事发生交集的机缘，很可能与归义军赴京入奏的使者或留质京师的张议潮之兄张议潭等人的招揽有关。那时的敦煌正处于历经吐蕃长期浩劫后须尽快恢复与重建敦煌汉文化的关键时期，甚至具体到归义军政权内部政务运作过程中的书牍规范、礼仪制度的确立与建设等，都迫切需要张球这样饱受江南与中原文化熏陶的外来文士襄助。于是，在建功异域的情怀激荡下，张球遂有了西行壮举。
据敦煌文书和敦煌古碑铭中保存的张球为当地名人、名僧撰作的十余件传赞碑铭（图8、图9）中的作者题署，可知张球到敦煌后，先是在归义军政权中担任主管沙州州司文案的军事判官，后不断升迁，约在归义军第二任节度使张淮深执政的乾符至光启初年（874～886）升至节度判官，又于光启三年（887）年底之前，以节度判官兼任掌书记，总揽藩镇文辞之责，直至第四任归义军节度使索勋当政的景福二年（893），方依唐朝七十致仕的规制如期退职。可见，张球在归义军政权中任职为官长达四十年，期间归义军政权的很多重要文书皆出自他之手。张球一直颇受信任和重用，乃是藩镇中最重要的文职官员和节度使的心腹喉舌，得以参与、见证了当时归义军政权中的很多重大事件，作为来自汉文化发达地区的外来文士，发挥过十分特殊的作用。
图8 张球署名作品中所留年代题记最早的P.4660《大唐河西道沙州故释门法律大德凝公邈真赞》
图9 张球署名作品中留有官称的最晚文书P.2913V《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南阳张府君墓志铭》
致仕后的张球仍留居敦煌，并聚徒兴学。英藏敦煌文书S.5448《敦煌录》（图10）记：
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阴森，中有小堡，上设廊殿，具体而微。先有沙倅张球，已迈从心，寓止于此。虽非博学，亦甚苦心。盖经乱年多，习业人少，遂集后进，以阐大猷。天不慭遗，民受其赐。 
可知从心之年（即七十岁）后的张球寓居于敦煌城外的佛寺，并且曾在寺中聚徒兴学，而他课徒的目的又与敦煌地区其他寺学不同，并非是教导童蒙识文断字和习练礼仪，而是要“阐大猷”，即讲授治国理政的道理，立意非常高远。今知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地区的此类寺学仅此一所，而当时的中原特别是江南地区却普遍盛行文人寄身山林佛寺兴学课徒的风尚，张球正是因为非常熟悉这种教学方式，才结合自身际遇而身体力行，将其践行于敦煌。至于其兴学的效果与影响，上引《敦煌录》以“天不慭遗，民受其赐”给予了凝练妥洽的高度评价。考“慭遗”典出《诗·小雅·十月之交》“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左传·哀公十六年》谓：“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史记·孔子世家》亦用此词赞颂孔子，后世遂以“慭遗”或“天不慭遗”作为哀悼老臣之辞。《敦煌录》在关于当地寺学的平实叙述中选用此语，对其推崇之深显而易见。
据俄藏敦煌文书Дх.11051BV，八十一岁后，张球停止了对外的创作性写作（如应邀帮人撰写邈真赞、墓志铭以及祝颂篇章等），专心抄经奉佛。前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BD10902（L1031）《金刚经》后所记“辛未年七月廿日，八十八老人手写流通”表明到公元911年时张球尚在敦煌抄写佛经。依常理，他应当是终老于此地。那么，张球便在敦煌生活了五六十年，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时光。
张球一生睿智敏感，兴趣广泛，且乐于和长于撰述，仅留存于敦煌文书和敦煌古碑铭中的署名作品就有十多种。近年我们从佚失作者姓名的敦煌文书中查考出的他的著述颇多，包括：赋1篇，即作者署名识读有争议的《贰师泉赋》；诗70余首，如《敦煌廿咏》所含20首诗、《唐佚名诗集》抄存的32首、《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19首、《方角书（诗）》1首等；文数篇，如在敦煌学界极为著名的《张淮深碑》、在世界蔗糖史研究领域影响非常大的记述印度制糖技法的敦煌文书P.3033V；题记近20件，如《张淮深碑》抄件卷背所存内容深邃的杂记、涉及张球于八十一岁时停止写作之事的“辍笔”记录、于八十二至八十八岁抄写佛经后留下的写经题记，等等。若就藏经洞保存的撰作于敦煌本地的文书而言，今知出自张球之手的作品已是数量最巨，品类最夥。
张球在成年后才来到自然气候与社会经济条件均逊于其故乡的敦煌，滞留此地半个多世纪且不得不终老于此，故怀旧思归乃是弥漫于其诸多作品中的一大主题。相关篇章、诗句难以尽数，而正是这些作品，使千年后的我们认知了当初江南文化对敦煌的深刻影响。
关于思归，《张淮深碑》抄件卷背留存的张球撰作的19首诗中即多有倾诉，如前引《“夫”字为首尾》一诗有言：
诸如此类的诗句非常直白地宣泄了诗人对故乡日思夜想、梦寐思归的眷念。同卷的一首阙题诗（图11）亦云：
三十年来带（滞）玉关，碛西危冷隔河山。
倾述了作者长期困顿于“危冷”西陲的孤苦寂寥。
张球所撰非常著名的五言组诗《敦煌廿咏》中的第七咏《水精堂咏》（图12）也表露了诗人对曾被吐蕃拘禁六年才逃归中原内陆并最终流落至越州的淮南裨将谭可则的羡慕：
可则弃胡塞，终归还帝乡。
而英藏敦煌文书S.5644抄存有一首异形诗《方角书一首》（全诗自卷面中心起，以顺时针方向从内向外螺旋式抄写，最终呈现为正方形，非常别致）（图13），原作者也是张球，诗云：
倾诉的乃是这位来自遥远的江南，客居西北异乡的宦游者忆念故里而又无法回归的忧郁、愁闷。诗的首句“江南远客跧”尤其是张球境遇的写照，非常凝练形象地描绘了张球一生的主要特点和他由此生发的内心感受：面对敦煌，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受困的“客”。
图12P.2748V《沙州敦煌二十咏并序·水精堂咏》
关于怀旧，张球西行后较早撰写的诗篇中即多有吟咏。由英藏敦煌文书S.6234和法藏敦煌文书P.5007、P.2672等拼合而成的张球诗集在追忆故乡时提到的均明显是江南风物。例如，《重阳》一诗即谓：
至于张球较晚写成的作品中，怀旧的情绪则更加浓郁。例如，《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中的《得□砚》（图14）便慨叹：
一别端溪砚，于今三十年。携持入紫台，无复丽江笺。……笔下起愁烟。
端溪砚、丽江笺均是张球家乡越州等地的常见之物；作者于阔别三十年后咏叹，唏嘘之状跃然纸上。
除诗句外，张球所撰散体文对故乡风物亦每有忆述。法藏敦煌文书P.3303V（图15）系张球到敦煌若干年后写下的怀旧随笔，记述的乃是其故乡越州广泛种植的甘蔗的种类、外观，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派王玄策从印度请来的石蜜匠在越州传授的制糖技法。其实，写此文时张球身处西北。敦煌及其周边地区干旱少雨，既不能种甘蔗，又不是蔗糖生产加工地，向当地人介绍甘蔗与制糖法并无实用价值。显然，该文的撰作起因于羁留异乡的张球心中难以化解的浓浓的乡愁。
以上笔者集中梳理了今知唐五代时期唯一一位长期任职、留居河西敦煌的外来文士张球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其中与越州关联较大的部分。行文至此，有必要予以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张球早年生长于越州，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年富力强、最有作为的重要时光都是在敦煌度过的，可以说，是彼时的敦煌成就了他。张球的生平作品全赖敦煌文书和敦煌古碑铭才得以为后人认知，故又是今日敦煌学的发展再现了他。加入归义军政权后，张球主动接受了敦煌本地文化的熏染浸润，增添了敦煌文人特质。他的作品中每每彰显出的敦煌文化因子即表明他早已融入了敦煌，并成为了晚唐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的代表人物。因而，我们完全可以，也应当视张球为敦煌文士。
笔者以为，张球的生命轨迹与作品内容关乎的不仅仅是个人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诚然，张球的才华和成就无法与彪炳史册的圣贤文宗硕儒巨匠相比，但是，肯于和敢于在艰危变乱的晚唐亲身奔赴异域绝地，并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敦煌的外来文士，今知仅此一位。法藏敦煌文书P.2672V抄存了一件在河西走廊东端的凉州任职的何某写给正在归义军政权中担任军事判官的张球的书状（图16），即直言：“道途迢遰，艰阻是常。判官绝地当官，请俸甚鲜。”可见就连凉州的官员都视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绝地”，对身处其中的张球不得不应对的困苦深表同情，张球当年不得不应对的艰难困苦可见一斑。
图16P.2672V《都防御判官将仕郎试弘文馆校书郎何□状》
纷乱动荡交通阻隔的艰难时代，自浙东越州至河西沙州的跨界任职徙居，文士、高官、佛教信徒的多重身份，独存于敦煌的题材与体裁多样的大量作品……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使张球其人、其事、其文兀然卓立，具有了值得多角度、深层次解读剖析的价值。例如，张球事迹所提示的诸如浙东唐诗之路演进的某些细节、唐五代时期江南文化的传播方式与代表人物、彼时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与文化交融、敦煌等丝路重要节点地区的文化组成与演变状况、丝绸之路我国境内各分支路段的发展变化与作用影响等专项或专题研究，均有待深入探究。
越州，位于唐朝东境，紧邻浩淼大海；沙州，偏处晚唐西北边陲，被沙漠戈壁包围。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尤其是动荡离乱的晚唐，两地之间原本遥不可及，却因文士张球西行而交集，江南文化也因此而远播敦煌。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士成就了一段特殊而重要的文化交流佳话，为两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再思及本文开篇所言绍兴和敦煌这一南一北、一东一西的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当选为2021年度“东亚文化之都”，那或许也是冥冥中的前缘再续吧。
本文原刊于《收藏家》2024年第8期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