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轼生活的年代，现在的鄂州叫武昌。
关于鄂州和武昌的历史渊源，梳理起来十分复杂。特别有趣的是，鄂州曾用名武昌，武昌曾用名鄂州。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置鄂县，属南郡，其领域西北界长江、东抵江西、南接湖南。
三国时期，鄂州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当东吴稳固了荆州的局势后，于黄初二年（221）四月，从公安迁都至鄂县，并取“以武而昌”的寓意，将鄂县更名为武昌，这标志着武昌名称的正式启用。同年八月，曹丕赐予孙权吴王的封号。
黄龙元年（229）四月，孙权在武昌登基称帝，虽于九月迁都至建业，但仍命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孙登留守武昌。甘露元年（265）九月，末帝孙皓决定将都城从建业迁至武昌，以强化长江中游的防御。
然而，江南的世家大族们对这一决策持反对意见，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故乡。左丞相陆凯援引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来劝谏孙皓，希望他能改变主意。
最终，在宝鼎元年（266年）十二月，孙皓决定还是返回建业，并留下卫将军腾胤来镇守武昌。
东吴建国长达60年之久，其间武昌不仅作为郡县治所，更一度成为孙吴的国都或陪都，与建业共同被誉为“东都”“西都”，其政治军事地位在此期间达到了巅峰。北宋初年，武昌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由县升为军。在开宝八年（975）,武昌隶属于荆湖北路的鄂州。
而现在的武汉武昌，曾经也叫过鄂州。
东吴黄武二年(223)，孙权在江夏山(蛇山)筑土石城，周回二三里，斜对汉水，称为夏口城。南朝宋设置郢州，治所设在夏口，从此夏口又有“郢城”之称。隋开皇九年(589)，改郢州为鄂州。
唐代中期，鄂州(今武昌)为贡赋转运中心，设有武昌军节度使。
元大德五年（1301），改鄂州路为武昌路。从此，包括区境在内的今武汉市江南部分正式有了武昌这个地名。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将武昌路改名为武昌府，武昌县成为其下属的一部分，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
民国元年(1912)，改江夏县为武昌县；原武昌(今鄂州市)改为寿昌，后来又改回了鄂城。建国后，鄂城的名字在鄂城县和鄂城市之间反复变化，直至1983年，鄂城县与鄂城市被撤销，从而成立了省辖市鄂州市。“鄂州”这一名称，也在此次行政区划调整中，从原先的江夏（今武昌）迁移到了古武昌（今鄂州）。
如果说苏轼之前对于黄州是完全陌生的话，对于鄂州尤其是樊口，他还是有一些熟悉的。
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苏轼时年二十七的发妻王弗在汴京去世。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在京城故去。“英宗闻而伤之”，诏命“有司具舟载其归葬于蜀”。当年六月，苏轼兄弟护送父亲和王弗的灵柩溯江回川安葬。
后来，苏轼在《记樊山》中回忆，“予十五年前过之（樊口）”，并与苏辙一起“寻绎故迹”：在樊口码头听闻“陶公（陶侃）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于樊口”的故事，在樊山之西的雷山圣母庙探访孙权猎豹遗踪。
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一，苏轼来到黄州不久，在《定慧院寓居月夜偶出次韵前篇》中再次回忆十五年前的往事：“忆昔扁舟溯巴峡，落帆樊口高桅亚。”
苏轼来到黄州后，在孤独、失落的日子里，他找到了自己的“第二精神家园”——鄂州。
在黄州长江对岸的鄂州，有众多好朋友给了他无数的温暖，在苏轼到黄州之后十多天后，王齐万就登门进行了拜访：
鄂州知州朱寿昌：经常给苏轼送酒送肉，也让歧亭监酒胡定之借书给苏轼阅读；
王齐愈、王齐万兄弟：二人是四川犍为人，苏轼的老乡；
潘丙：当时潘丙在黄州对岸的鄂州樊口开了个小酒馆，苏轼每次泛舟渡江去西山，都要到潘丙的酒馆里喝个痛快。潘丙及其父潘革、其兄潘鲠、其弟潘原及潘鲠的两个儿子潘大临、潘大观；
武昌县令江綖、主簿吴亮。等等。
在《答秦太虚书》中，苏轼幸福地给秦观介绍自己在鄂州的好朋友：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
其实，苏轼扁舟来往于黄鄂之间的做法是违反当时对谪官有关规定的。元代陶宗仪所编《说郛》卷七十四载吕祖谦《卧游录》中言：“苏子瞻初谪黄州，布衣芒蹻，出入阡陌，多挟弹击江水，与客为乐，每数日必一泛舟江上，听其所往，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为守者极病之。”当然，对于苏轼这样的大名人，他们也不好粗暴制止。
除了好友，鄂州还有好景。
鄂州西山古称樊山，因在吴王古都──今湖北省鄂州市区之西，故名西山。鄂州西山与黄州隔江相望。
西山上的著名景点九曲亭，是苏轼参与出资修建的。九曲亭建成之后，苏辙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作《武昌九曲亭记》，详细记述了苏轼修建九曲亭的经过。
苏轼贬谪黄州四年余，过江去鄂州百余次，绝大多数时间是他一个人找王齐愈、潘丙等人闲聊喝酒。但是，作为一个性情豁达、喜朋好友的人，有西山这样的绝佳风景，苏轼怎么会藏着掖着不予示人？所以，每有亲朋好友来黄州，苏轼总是热情地领着他们到西山一游。粗略算下来，苏轼组织了至少九次多人参加的鄂州“西山之会”。
第一次是在元丰三年(1080)四月十三日。苏轼在杜沂及其子杜传、杜俣和武昌县令江綖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登上了武昌西山。游览寒溪、西山寺、吴王岘、九曲亭、菩萨泉、芦洲、樊口诸胜。
当日，为纪念此次过江游览西山，苏轼特在西山岩壁上题字：“江綖、苏轼、杜沂、沂之子传、俣游。元丰三年四月十三日。”回到黄州之后，苏轼作《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诗纪游。
在随后给陈季常去信时，苏轼仍对这次游览津津乐道：“数日前，率然与道源过江，游寒溪、西山，奇胜殆过于所闻。独以坐无狂先生，为深憾耳。呵呵。”
第二次是在元丰三年(1080)六月。苏辙送兄长家眷来到黄州后，苏轼与其同游武昌西山寒溪、九曲亭。武昌县令江綖闻讯携带酒肴前来作陪。其后，苏轼作《记樊山》《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诗以纪其行。苏辙亦作《黄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诗相和。
第三次是在元丰三年(1080)十一月。时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的苏轼好友李常从舒州(今安徽安庆)来黄州巡视工作，顺便看望苏轼。欢聚数日中，苏轼陪李常过江游览西山，并应李常之嘱，作《菩萨泉铭》以记其事。
第四次是元丰四年(1081)五月。苏辙的二女婿王适(子立)自筠州前往徐州参加秋季举人考试，顺道前来黄州看望伯岳父苏轼。苏轼陪王适过江游览西山并作《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绝句一首赠之。
第五次是元丰五年（1082）二月二十一日。苏轼同前来拜访自己的蕲水县令李婴一起乘舟过江到樊口，与武昌主簿吴亮、赵安节及王齐愈、潘丙同游西山，苏轼再次题名于山石：“苏轼、李婴、吴亮、赵安节、王齐愈、潘丙，元丰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游。”
第六次是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轼过江与朋友（人名未详）游西山，因座上有武昌王居士（此人似为王齐愈）口吃，苏轼便以《西山戏题武昌王居士》为题作七言吃语诗一首，诗前有序曰：
予往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题一句，云‘玄鸿横号黄槲岘’。一山皆槲叶，其旁即元结陂湖也，荷花极盛。因为对云：‘皓鹤下浴红荷湖。’座客皆笑，同请赋此诗。
江干高居坚关扃，
犍耕躬稼角挂经。
篙竿系舸菰菱隔，
笳鼓过军鸡狗惊。
解襟顾影各箕踞，
击剑赓歌几举觥。
荆笄供脍愧搅聒，
乾锅更戛甘瓜羹。
第七次是元丰六年(1083)三月寒食日。苏轼与好友郭兴宗游于武昌寒溪，武昌主簿吴亮等人作陪。苏轼在事后记录此次西山之游时说：“与郭生游寒溪，主簿吴亮置酒，郭生喜作挽歌，酒酣发声，坐为凄然。郭生言：‘吾恨无佳词。’因为略改乐天《寒食》（即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歌之，坐客有泣者。”
苏轼修改过的《寒食》诗为：“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晨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路，尽是死生离别处。冥漠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
第八次是元丰六年(1083)三月。诗僧参寥自杭州来黄州看望苏轼。某日，苏轼与参寥一起过江游武昌西山，当晚，苏东坡在临皋亭做了一梦，见参寥手携一轴诗自雪堂而来。从梦中醒来的苏轼对参寥《饮茶》一诗中的两句记得非常清楚：“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
根据梦中的问答，苏轼作《记参寥诗》短文一篇：“昨夜梦参寥师携一轴诗见过，觉而记其《饮茶》诗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梦中问：‘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当续成一诗，以纪其事。”
第九次是元丰六年(1082)九月。苏轼好友张舜民谪郴州时绕道前来看望苏轼。二十四日，张舜民邀苏轼乘舟过江，武昌县令李观，主簿吴亮、严纮等人陪同游西山。第二天，众人会食于李观宅中，并在李观宅内花园进行了一场投壶游戏。
西山九曲亭历代几经兴废。同治十年（1871），时任湖北提学的张之洞重修九曲亭。张之洞在《游武昌九曲亭》一诗中写道：“苏公游后黄公游，冷落湖山数百秋，我是二公诗弟子，不辞风雪过黄州。”
元祐元年（1086），苏轼重返汴京后仍魂牵此地，以一首《武昌西山诗》引来黄庭坚、晁补之等三十多人唱和，使武昌西山成为当时汴京文人集体记忆的载体。
鄂州西山见证着苏轼将个人际遇熔铸于青山绿水的气度，这座江畔青峰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中“诗意栖居”的一个永恒地标。
当时笔者心里一直在感念：一定是东坡先生在天之灵保祐，让笔者此次千里寻苏之旅一路顺利，岂非“东坡先生无一钱，佑我西山不雨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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