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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率意奇绝
——晚明江南书家
晚明江南书风彻底挣脱法度束缚，以率意奇绝之姿开创中国书法史上最具表现主义的时代。董其昌倡“以淡入禅”，于疏朗空灵中求禅意生机；倪元璐则以险劲、涩势入书，笔挟风霜，尽显忠烈刚峻之气；徐渭更是癫狂不羁，笔墨狼藉，将胸中块垒倾泻无余。此期书家摒弃中和之美，追求动态、张力与变形，于巨轴、长卷上构建惊心动魄的视觉奇观，将个人心性与末世悲情彻底熔铸于笔墨之中，宣告了文人书法从“典雅”向“表现”的划时代转变。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农、田丹水、田水月（一作水田月），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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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论书法卷 1592年 32.1×736.5 cm
纸本墨笔 北京故宫博物院
行书七言绝句 123.3cmx59cm 纸本墨笔
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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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记书札合册（四开） 纸本墨笔
北京故宫博物院
徐渭这三幅书作，集中体现了其书法艺术中“狂逸并举、心手两忘”的鲜明风格。草书卷用笔纵逸奔放，线条如雷霆疾走，虽狂而不乱，深得“散僧入圣”之妙，可见其对古人法度的深刻理解与超越。行书绝句则于流畅中见凝重，结字奇崛而不失法度，章法穿插有致，展现其情感与笔墨的高度合一。杂记书札更是信手挥洒，天真烂漫，于不经意间透出文人日常书写中的真性情与高超技艺。三者虽形制各异，却统一于徐渭特有的“青藤写意”精神——以书抒怀、不拘成法，在晚明书坛独树一帜。
詹景凤（1532—1602），字东图，号白岳山人，又号大龙宫客，安徽休宁人。举人出身，官至广西平乐府通判。家族几代好古，收藏甚丰，四岁习画。画学黄公望、倪瓒，书学王羲之。草书兼学怀素。
草书五律诗轴 1585至1593年 200.5×49cm
绢本墨笔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此幅草书五律诗轴，深得张旭、怀素狂草遗韵，笔势奔放跌宕，如惊湍出谷，一气呵成。其用笔中侧兼施，线条枯润相生，浓淡交错间极富节奏张力。字形开合自如，俯仰向背皆见匠心，堪称晚明大写意草书的典型代表。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明朝后期大臣、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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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答客难 1628年 26cmx334cm
纸本墨笔 辽宁省博物馆
书七言律诗轴 128.8cmx54.3cm 纸本墨笔
台北故宫博物院
楷书恭读翰林院箴轴 128x53cm 纸本墨笔
北京故宫博物院
《东方朔答客难》行草相间，飘逸疏朗，深得晋人韵致，展现出淡雅秀润的意境；《书七言律诗轴》则以米芾为基，笔势跳宕，墨色层次丰富，尽显其酣畅自如的挥运之趣；而《楷书恭读翰林院箴轴》法度严谨，取法颜柳，端凝中隐含拙趣，反映其对唐代楷书的深刻理解。三作共同凸显董氏于用笔、结字与章法上的高度自觉——中锋灵动、虚白清朗，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合己意，形成“淡雅秀润”的独特“董派”书风。
倪元璐（1593—1644），字汝玉，一作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今绍兴市上虞区）人。明末官员、书法家。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官至户、礼两部尚书，书、画俱工。
草书诗轴 178.5×50.8cm 纸本墨笔
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幅草书诗轴展现出晚明浪漫书风。用笔苍茫，线条凝练如屈铁，又具奔蛇走虺之动态。其书融古法于个人强烈表现意识之中，既存二王雅正内核，又显颠素狂逸意象，反映出明末士人郁结与抗争交织的复杂精神世界，堪称文人草书中之“雄浑”典范。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别号小净名，晚号老迟、悔迟，汉族，浙江绍兴府诸暨县枫桥陈家村（今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陈家村）人。明代著名书画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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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七言诗卷 纸本墨色
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草书诗卷，用笔线条凝练，于遒劲中见生拙之趣。结字险绝，章法错落，然通篇气脉连贯，疏密有致。其书融晋人韵致与己意于一体，既具狂草奔放之势，又含高古奇崛之态，反映出书家超凡的造型能力与叛逆传统的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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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雅书房》编辑部｜雨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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