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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不过入了京城短短的40余日，但就是这短短的数十天为什么就迅速走向崩溃？根上就坏在他那刻进DNA里的流寇“基因”，这就是导致大顺政权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致命痼疾。 
李自成，这位明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曾以“均田免赋”为号召，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其起义军如狂风暴雨般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在1644年攻破北京，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仅仅维持了短短43天，便如昙花一现般迅速凋零。其失败之迅速，之彻底，不仅令时人震惊，更成为后世史家长期探讨的焦点。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是清军的强大？是吴三桂的背叛？还是其自身战略上的失误？在众多因素中，李自成的“流寇作风”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种作风，如同一种无形的枷锁，不仅束缚了起义军的发展，更在关键时刻将其推向了失败的深渊。
“流寇作风”一词，并非后世史家的凭空臆造，而是对李自成起义军长期活动方式与战略理念的深刻概括。这种作风，既有其鲜明的特征，也有其复杂的表现。
李自成起义军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缺乏一个稳定、巩固的根据地。从崇祯二年（1629年）起兵以来，李自成的部队长期流动作战，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地，虽有短暂的停留，却从未建立起一个能够长期支撑其军政活动的稳固后方。
这种如浮萍般漂泊的状态，使得起义军始终无法形成一个能够持续供给粮草、兵源和税收的根据地，一旦遭遇重大挫折，便陷入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困境。
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在潼关遭明军重创，部队损失惨重，被迫逃入商雒山中，一度仅剩十八骑。此次惨败，固然有其战术上的失误，但根本原因在于其缺乏一个能够供其休整、补充的根据地。
正如教员所指出：“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李自成的失败，正是其长期流动作战、忽视根据地建设的必然结果。
李自成起义军在战略上的短视与摇摆，也是其“流寇作风”的重要体现。起义初期，李自成以“均田免赋”为口号，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其政策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旨在打破地主阶级的土地垄断，实现农民的耕者有其田。
然而，随着起义军的壮大，特别是在攻占北京后，李自成的政策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从“均田免赋”变为“追赃助饷”，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明朝的官员和富户，通过追缴他们的财产来解决军饷问题。
这种政策的转变，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起义军的财政压力，但却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它使得起义军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因为“追赃助饷”并未给农民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反而使得社会秩序更加动荡；另一方面，它使得明朝的官员和富户对起义军产生了强烈的敌意，加剧了社会的分裂。
正如史料所载：李自成在北京的措施包括设机构，开科举，铸钱币，追官赃，刘宗敏统领比饷镇抚司。这种政策的短视性，不仅使得起义军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在关键时刻失去了士绅阶层的支持，为其失败埋下了伏笔。
军纪败坏与腐败：从“迎闯王，不纳粮”到“杀人无虚日”
李自成起义军的军纪问题，也是其“流寇作风”的重要表现。起义初期，李自成部队以纪律严明著称，其“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不仅赢得了农民的拥护，更使得其部队在行军作战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然而，随着起义军的壮大，特别是在攻占北京后，其军纪却迅速败坏，士兵们烧杀抢掠，使得原本支持他们的百姓纷纷转而支持官军或清军。
据史料记载，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未能听从李岩的建议，导致军纪败坏，未能对吴三桂等采取有效政策，使得清军得以迅速入关。
这种军纪的败坏，不仅使得起义军失去了民心，更在关键时刻失去了吴三桂等原本可能支持他们的力量。吴三桂的背叛，虽有其一己之私，但李自成的军纪败坏，无疑是其下定决心投降清军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自成的“流寇作风”，并非孤立存在的现象，而是与其失败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既有战略层面的，也有战术层面的；既有政治层面的，也有军事层面的。
李自成起义军的“流寇作风”，在战略层面上表现为其始终未能完成从“流寇”到“坐寇”的转型。所谓“流寇”，即指那些以流动作战、劫掠为生的起义军；而“坐寇”，则是指那些能够建立起稳定政权、实行有效统治的势力。
李自成虽然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政权，但其战略理念与政策举措，却仍然停留在“流寇”阶段，未能实现向“坐寇”的根本转变。“迎闯王，不纳粮”的双刃剑：这个口号为李自成赢得了民心，但也断绝了其建立正常税收体系的可能。
这种转型的失败，首先体现在其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行政体系。李自成在北京期间，虽然设立了一些机构，开科举、铸钱币，但这些举措多为表面文章，未能真正建立起一个能够覆盖全国、有效运转的政权体系。
其次，军队的庞大开支如何解决？答案就是“追赃助饷”——向明朝的官僚、贵族、地主强行索要钱财。其“追赃助饷”的政策，虽然短期内解决了财政问题，但却未能实现从劫掠型财政向税收型财政的转变，使得其政权缺乏长期稳定的财政基础。
正如教员所指出的：“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这种战略层面的转型失败，使得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始终无法摆脱“流寇”的烙印，最终在面对清军和吴三桂联军的进攻时，迅速崩溃。
李自成的“流寇作风”，在战术层面上也为其失败埋下了伏笔。山海关之战，是李自成起义军与清军、吴三桂联军的关键战役，其胜负直接关系到中原的归属。然而，李自成在此战中的决策，却充分体现了其“流寇作风”的负面影响。
首先，李自成对吴三桂的估计严重不足。他未能充分认识到吴三桂在山海关的重要战略地位，也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安抚或控制吴三桂。
据史料记载，李自成进京后，对吴三桂等明朝降将采取了“追赃助饷”的政策，导致吴三桂对其产生了强烈的敌意，最终下定决心投降清军。
其次，李自成在战前的准备上也严重不足。他未能充分估计到清军的强大战斗力，也未能调集足够的兵力来应对这场关键的战役。其部队的分散，正是其长期流动作战、未能集中兵力的“流寇作风”的体现。
当时，李自成的军队分散在从河南、湖广到西北的广阔地域上，面临多线作战的压力。兵力分散导致每个地区都防守薄弱，无法形成有效的防御体系。这种战术层面的失误，使得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中迅速败北，其起义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出北京，从此一蹶不振。
李自成的“流寇作风”，在政治层面上也导致了其失去民心与士绅的支持。起义初期，李自成以“均田免赋”为口号，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其政策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然而，随着其政策的转变，特别是在攻占北京后的“追赃助饷”，使得其失去了广大农民和士绅的支持。
农民们发现，李自成的“均田免赋”并未真正实现，其生活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反而因为起义军的军纪败坏而更加困苦。士绅阶层则因为“追赃助饷”而对起义军产生了强烈的敌意，他们担心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受到威胁，转而支持官军或清军。
李自成忽略的最重要一点：占领土地容易，征服人心困难。他得到了城池，却没有得到忠诚；掌握了权力，却未能掌握民心。这种政治层面的失策，使得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面临清军和吴三桂联军的进攻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迅速崩溃。
李自成的“流寇作风”，在军事层面上也导致了其部队战斗力的下降与指挥系统的混乱。长期流动作战，虽然使得起义军在短期内能够迅速壮大，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军事问题。
首先，其部队的战斗力逐渐下降。由于缺乏一个稳定的后方，起义军的士兵长期疲于奔命，无法得到有效的休整和训练。
其新老士兵的融合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新加入的士兵往往缺乏足够的训练和纪律，而老兵则因为长期的流动作战而疲惫不堪。李自成军队逃亡率也很严重，1644年北京陷落后，仅20%士兵随其南撤。这种战斗力的下降，使得起义军在面对清军和吴三桂联军的进攻时，迅速溃败。
其次，其指挥系统也日益混乱。由于长期流动作战，起义军的指挥系统往往依赖于李自成的个人威望和临时性的安排，缺乏一个稳定、有效的指挥体系。
在山海关之战等关键战役中，其指挥系统的混乱暴露无遗，各级将领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配合，导致部队在战斗中陷入混乱，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这时的起义军内部存在结构性的矛盾——缺乏稳定的权力架构与共同目标。这种军事层面的混乱，使得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面临外部压力时，迅速崩溃。
李自成的失败，不仅是一个政权的覆灭，更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其“流寇作风”与失败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李自成的失败，首先在于其未能建立起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这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一个政权或势力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后方。根据地不仅是物资和兵源的供给地，更是战略上的依托。
只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才能在面临外部压力时，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和持续作战的能力。教员在总结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时，特别强调：“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这一启示，对于后世的革命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自成的政策从“均田免赋”到“追赃助饷”的转变，导致了其失去民心与士绅的支持。这提醒我们，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对于政权的巩固至关重要。
一个政权若想获得广泛的支持，其政策必须能够体现民众的根本利益，并且保持相对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任何政策的短视与摇摆，都可能导致民众的不信任与支持度的下降。
同时，民心所向也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只有真正赢得民心，政权才能在面临挑战时获得民众的支持与拥护。
李自成起义军的军纪败坏与腐败问题，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提醒我们，军纪与腐败问题对于政权的生死存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支军队若想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必须有严明的纪律与清廉的作风。任何军纪的松弛与腐败的滋生，都可能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下降，甚至失去民众的支持。
因此，对于任何政权或势力而言，都必须高度重视军纪与腐败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以防范与治理。
李自成的失败，还在于其未能完成从“流寇”到“坐寇”的战略转型。这提醒我们，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与政策，实现从破坏到建设的转变。
一个政权若想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建立起有效的行政体系、财政制度与法律秩序，实现从劫掠型向税收型财政的转变，从个人威望向制度权威的转变。只有完成这种战略转型，政权才能真正实现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跨越。
“流寇模式”不仅是李自成的行为模式，也是黄巢大齐政权失败的注脚。
这种模式下匆匆建立的政权，无法克服刻在骨子里的基因缺陷，注定了大顺王朝的短命结局。这种模式，如同一种无形的枷锁，不仅束缚了起义军的发展，更在关键时刻将其推向了失败的深渊。
从战略层面的短视与摇摆，到战术层面的决策失误；从政治层面的失策，到军事层面的混乱，李自成的“流寇模式”无处不在，其影响深远而持久。
与李自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邦和朱元璋，例如朱元璋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善于招揽和利用知识分子，并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制度，这才是王朝更替的成功模式。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李自成的失败虽然令人唏嘘，但其留下的教训却弥足珍贵。
在任何时代，一个政权或势力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巩固的根据地、稳定的政策、严明的军纪与有效的政权建设。
只有真正吸取历史的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走向更加稳健与持久的未来。李自成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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