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哈尔滨下着小雪,地面已经结了薄冰。
几名苏联士兵在市郊一处被烧毁的日军基地里清点残余物资,谁都没想到,在一间废弃的医疗仓库角落,他们找到了一本保存尚可的日记。
纸张泛黄,封面上写着几个小字:“高桥加代 日记”。
这名字,在战争档案里并不陌生。
她是731部队里少见的女性军医。
可让人意外的是,日记里提到的不是医学研究,而是四个被当作“圆木”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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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沉默的是,她写下这样一句话:“他的心脏,在刀下还在跳。”
这种事,在当时的731部队并不少见。
只是这次,被写下来了。
那会儿是1943年深冬,哈尔滨已经被日军控制了多年。731部队设在平房区,那地方离市区不远,但周边一直封闭得很严。
外人几乎进不去,连日军自己人也不太清楚里面到底在干什么。
表面上是防疫研究,实际上干的都是活体实验、细菌战准备这类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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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加代刚到那儿的时候,还真以为自己是来治病救人的。
她是东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家境不差,性格也挺冷静。
接到命令时她觉得自己是被重用了,直到看见那些被押进实验室的“圆木”。
不是木头,是人。
中国人。
有一回,她参与了一个针对“新型鼠疫菌”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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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送来四个人,三个是男青年,还有一个年纪稍大的,被铐着手,脸上有伤,眼神很直,盯着人不躲不闪。
几个军医在旁边嘀咕,说他们是“特别运输”的,说得挺轻描淡写。
后来查了材料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长期活动在哈尔滨周边一带。
这四个人身份都不一般。
那个年纪大的叫沈德龙,是联络员,之前刚刚转移了一份重要的电台密码;另外两个是王耀轩和王学年,是兄弟,搞宣传工作的;还有一个叫李忠善,是搞交通线的,负责掩护转移伤员和物资。
送来之前,他们已经挨了不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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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31这边,还要继续接受所谓“医学观察”。
说白了,就是再折磨一遍。
高桥加代那次负责记录注射反应。
她亲手给他们注射了鼠疫菌,过程很快,但她记得,当她举起针头时,王耀轩没有动,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她在日记里写,那眼神让她一晃神。
可也只是那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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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没有人再踏进牢房。
他们就关在那儿。
没人喂水也没人喂饭。

等再打开门的时候,人都快不行了。
可即便这样,他们没一个开口说话。
尸体被拖进了解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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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加代主动要求解剖王耀轩。
她说自己“还没完”。
可刚拿手术刀划下去,王耀轩的眼睛突然睁开了。
那一幕,她记得很清楚。
这事后来还在部队里传了一阵,说他死了又醒了,也有说他其实没死,只是装的。
可无论哪种,都没改变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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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医当时立刻取出心脏——那颗心脏,在取出来的几秒钟里,还在微微跳动。
这事儿没人公开说,但高桥加代在日记里写了下来。
她说自己“第一次怀疑所谓国家使命到底是什么”。
这四个人的遗体,后来被“一比一”分解,所有器官装进标本瓶,存入资料室。
标本编号从A-173到A-176。
这批资料,战后被苏联红军带走,成了731部队罪行的一部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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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时候的政治环境很复杂。
美方为了获取细菌战数据,和部分731成员达成了秘密协议。
很多参与者,包括一些高级军官,战后并没有被审判,而是回到日本,继续从事医学研究。
其中就包括几个负责“圆木实验”的主刀医生。
高桥加代后来在审讯中承认,她只是“服从命令”。
她的日记,被收录进苏联远东军事法庭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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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没有忏悔,更多的是冷静的记录。
但也正是这些记录,让人知道了那四个人的具体遭遇。
王耀轩兄弟两人的家在辽宁阜新。
战后,当地政府曾试图为他们寻回遗骨,但731基地被毁时,大量资料被焚毁,标本也大多不知所踪。
最终只在一份苏军译文里确认,他们的编号是A-174和A-175。
从那以后,这两个编号再也没被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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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杨彦杰,《731部队罪行揭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
苏军远东战区司令部档案,《哈尔滨731部队审讯记录》,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藏
NHK纪录片《731部队:医学的黑暗》,NHK出版,2017年
张霄,《沉默的铁证:731部队实验记录解析》,中国档案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