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逸仙出身山东名门世家，早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年轻时践行“实业救国”；九一八事变，弃商从戎，组建义勇军探寻救国之道；1933年经杨奠坤（解放后改名杨佐青）介绍入党并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并赴苏联学习秘密情报，真正走上了救国之路。文章所述是张逸仙自述材料的部分内容。
红色国际特工张逸仙（1894-1958）
张逸仙亲笔书写的自述材料
清朝末年，我在家庭中开始接受以反清为中心的旧民主革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去苏联莫斯科红军情报总部学习，后派往伪满洲国与日本法西斯匪徒斗争。参加苏联情报部，这一段是直属苏联红军情报部领导的。我本人的工作，只有单线联系，与我党地方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因此，一般同志对此较难理解。在我健在之日，有必要记录下来，用作研究参考。
我生于1894年7月1日。兄弟共七人，我是老五。
（左）张眺 （右）张逸仙
我12岁时，正在小学读书，四兄在病中读了许多大哥从日本寄来的《民报》《天讨》等宣传旧民主革命的书刊。每晚饭后四兄便向我讲述清廷如何腐败，中国已到了危亡地步，男儿应当奋发自厉。从这时，我思想上开始孕育着一种民族革命的思想。
民国八年，曹汝霖、张宗祥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五四运动”爆发，革命形势发展到山东教育界时，我正在寒亭任小学校长。于是，以寒亭为中心，在整个潍东地区，掀起了查抄、抵制日货以此唤醒农商。
民国十三年，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因潍县城里无适当的机关，当时大家商议，在寒亭成立东明中学，大家公推我为东明中学校长。后来由于父母相继去世，家庭经济发生了骤变，我便随张伯言、曹星五、于祖黄等去东北阜济林木公司工作，走上了一条的实业救国路。哈尔滨的阜济林业公司，是留东革命党人张伯言、曹星五、于祖黄等集资创办的。从表面上看是个实业团体，但内部聚集了不少倾向民主革命的人。这时，也正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已在全国各地兴起。此时哈尔滨的书店里，已有马列主义小册子出售，我学习了二年俄语，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学说的小册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轰垮了我“实业救国”的梦。日寇进驻哈尔滨，强迫张伯言先生合营阜济公司，以谋吞并。伯言先生断然拒绝，只身回了山东潍县老家，悲愤而死；于祖黄也回了家乡，继张伯言先生而去世。我这时三十多岁，正当壮年，基于民族义愤，对日寇的烧杀掠夺极为愤慨！在不愿做亡国奴的思想指导下，把多年积蓄的公私财物全部拿出来，作为购买枪支弹药的基金；把愿意抗日的亲友、同志、散兵、游勇、胡匪等一起纠合起来，以朱霁青抗日救国军第十一路军的名义，进行一番战斗，曾攻破东兴、木兰、风山等县，一时颇有点成绩。为持久计，我以救国十一路军总参议的资格，到关内找支援的关系。
我首先到北平、天津找张学良将军。通过张将军的参议见到了张学良，受到了不少奖许和慰藉，临离开时，张学良送了我三百元路费。我又到南京去求援。到了南京，通过朋友关系介绍，找到了国民党中央委员方觉慧。这位方中委答应通过快航，请示蒋介石，要我等信。
在等待“快航”答复的期间，我就到上海去看望我的弟弟张鹤眺。
张眺
他当时已化名为“叶林”（叶林即耶林，当时是中共中央文委、左联党团书记），一般人称他“叶先生”。我找他时，认识他的人很谨慎，知道我们是亲兄弟关系，从东北来看他，才肯帮忙找。我见到弟弟，说明了这次南下的目的。弟弟知道我此行来历以后，与我整整谈了一天一夜，对我这种找国民党上层关系组织抗日的爱国举动，十分不以为然。
我离别了弟弟，又到南京见了方中委。他说：“委座”已经来信说：“这件事暂从缓议”。我的一线“救国抗日”的希望，被“缓议”二字宣判了“死刑”。从此，我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关于东北问题的做法，有了一些了解，也体会到弟弟叶林的看法正确，开始有了“此路不通”的认识。于是，我又返回东北。
我回到东北呼兰以后，我们那部分抗日队伍，更加受到日寇的严重打击由于没有支援和后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我便回到哈尔滨潜伏！这时, 与我一起常来往的有富锦的候介夫、山东招远的黄树森（黄振林）、哈市的张之伦。
张之伦
他们属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惟我是无党派。这时有一位共产党员杨奠坤，整日与我在一起。
我俩气味相投，关系日渐密切。我当时手头还宽裕，在人力物力上帮过他许多忙，后来他明确地对我说：“我与你不单是朋友关系，而是同志关系。”我知道他曾在间岛一带带过队伍打过仗，身上有枪伤四、五处，我很钦佩他的精神。
杨殿坤同志曾介绍黄树森去苏联，黄是印刷工人。黄走时，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我家里进行的。我的妻子张琴玲，在灯下为他缝了御寒的羊皮袄，同时商量着如何化装以躲过边防的警戒。
张逸仙的妻子张琴玲和小儿子张以让1933年在哈尔滨道里公园
张逸仙的三个子女（张季萼、张以让、张以谦），1932年拍摄于哈尔滨的住所前
为了抗日救国，大家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这种情景，确实使人鼓舞，使人兴奋，也使我下定决心想丢开家庭之累，去苏联学习。
1934年春，杨奠坤同志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原有的党内职务。我们决定一起去苏联学习。我首先把家属安排回山东潍县老家。我妻带孩子走了以后，我们与组织通妥了关系。由于杨奠坤在一面坡尚有事情接头，因此他先一天搭车东去。当晚，我在南山会见了一位穿兰大衫的同志。他告诉我过境的地点和情形，规定的联络暗号是“米赫伊鲁”，并给我50元满币作路费。
穿越国境时，日军和风雪严寒都是严重威胁
我们过境以后到了红军的营地。一天夜里，来了两个长官模样的苏联军人，钻进我们屋里。我们从梦中被惊醒了。他俩说：“不要害怕，我们是“米赫伊鲁”。我的俄语水平当时仅懂这几句，以后是杨同志与他们交谈。他们随身掏出小本子，随谈随记。两位长官走后，杨同志对我说：“明天会派马来接我们。”果然第二天来了一个士兵牵着两匹马。因为我们是三个人，我与杨同志替换骑一匹马，约行了三四十里，又坐了一段火车，到了一个小城镇，我们进了一座类似花园一样的小红房子里。
在这里又住了十余天，又来了两位长官，一进来，先安慰了一番，伸手摸起茶壶去泡茶，又研究了一回走路的情况。第二天送来了一封介绍信和两个证明文件，每人发了五百卢布，两套军服。自此，我们便乘上了十五昼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向莫斯科进发。
1930年代莫斯科
火车到达莫斯科时是夜间两点。军官带我们到车站里边的一个机关，机关的名称叫“盖白屋”。
军官把我们的情况简单的交代了一下，回头向我们深情地握手告别。军官走后，一个苏联军人带着我们转弯抹角的费了好大功夫，送到一所大楼里的房间门前，门一开，有一位苏联老太太，屋里的陈设、装配，很有气派。我们在地板上睡了一会儿，天就亮了。老太太很和气。我们的介绍信是给她女儿的。杨同志对我说：“她的女儿是个’中委’，已经去避暑了。”
老太太帮我们做牛油黍米饭吃。她说这是俄国人最喜欢吃的。她又打了一个电话，说汽车马上来接我们。
在等车时，我们走到阳台上去，望了一下莫斯科全城的景色。从出发到现在，约有两个月的时间，究竟是几月几日也闹不清楚了！不知这一天是什么节日，莫斯科街道上有一队一队的女学生，穿着夏日的背心、短裤唱着歌在街上游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整齐而又壮观的妇女游行队伍。老太太对我们的招待，不像路上接待我们那样讲纪律和仅限于在室内活动，我们在阳台上向大街上眺望，她没有干涉。汽车来了，我们告别了老太太，到了离莫斯科市约二十公里的地方，这便是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在莫斯科西北方向一座小山的森林中。校院中间有一座楼，楼上是校长宿舍和贮藏室，楼下东南两面是学生宿舍，北面是饭厅：东北是厨房，楼的西面是洗澡房，西北是教室和实验室，正北是运动场，周围都是茂密的森林和很高大的校墙，把学校围在当中，平时谁也不准走出校园。在这所学校学习的人不多，有少数德国人、波兰人，其余的是蒙古人和中国同志。
我们初进校门时，立即围上了一二十个黄种人来，其中仅有两个会说中国话的，介绍我们认识了校长。校长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古斯达夫”，杨奠坤叫“瓦尔德尔”。
张逸仙（左）和杨奠坤（右）
随即领我们吃饭、洗澡、换衣服休息，与中国同学一起谈天。有两个中国同志，一个同志叫“马克斯”原名是阎荆璞，营口人，曾学过开汽车，当过警察（这是以后回国工作时知道的）；另一位叫“魏利”，是佳木斯人，姓王（名字忘了），是个学生。阎和王是在我们之先一起来学习的。在学校开课以后，又来了两个中国同志一位叫“埃非得’’的奉天人，原名叫常杰男；另一位叫“浦尔斯”，原名叫什么我忘了。他俩都是皮鞋工人。其余都是蒙古人，有十二位。我们的校长是德国人，四十来岁，名子叫“缪勒尔”，是少将衔，这是从军服领章上看出来的。校长为人很风趣，能用手势表达许多意思。他是1917年参加革命的，曾在德国坐过牢，腿有风湿病，有时要发作。他的爱人是我们学校的厨房经理。他俩有一个儿子叫“鲁计”，在莫斯科一所航校学飞机驾驶，每天早出晚归。星期天我常与鲁计一起玩，两人颇有感情。有一天有人敲门，杨同志开了门，进来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校长把他应付走了，便马上对杨同志说：“你为什么不通知我，就给他开门。你要知道。你们将来回国都负有重大责任，假若现在被人认识了，对你们将来有绝大危险。”直到此时，我才终于彻底明白了，一路上护送我们的同志，不让我们随意与外界人接触的原因所在。我对这次到莫斯科学习的任务，是逐步加深理解的。在开始是没有做具体说明的，也不允许一开始就交代清楚。保密工作的一条原则：叫你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其他不准问和打听。
我们在校院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开始正式上课，课程是每天上一门。每天早上，从莫斯科派一位教官来，教一天，晚上回去；每隔五天休息。总课程是三个月十八天授完。学习的课目有：爆破（这是主课）、军用化学、射击技术、秘密工作、开汽车、政治和游击战术。除政治和秘密工作以外，其他技术课程均注重实地操作。
爆炸破坏也是情报组的工作之一
学校除校长以外，还有一位三十多岁的长官，他的职务比校长还高，学校每有重大事情，他必到场。学校有两位德国同志毕业离校时，这位长官同志来过。他知道我会英语，见了我问了一句：“你多大年纪？”，我用英语回答31岁。实际我37岁了，觉得说的年纪太大不好意思，就少说了几岁。这位长官同志不甚注意仪表，衣服也不整齐，我们管他叫“列二三光”。因为一般长官、教官的名字，我们都不太清楚。由于学了秘密工作，不但不告诉的不问，连打听也不打听。课程结束以后，学校组织参观。那时听说苏联每天能造五十架飞机，最大的的八个引擎，普通四个，载重八吨。我们先参观飞机厂，由飞机厂职员给我们讲解。他只是向我们讲飞机有哪些弱点，如何进行破坏等。
第二次参观新式武器展览。这次是游击教官和校长一起带我们去参观的。参观前告诉中国同志说：“有人问，就说是蒙古人”。
先乘火车到莫斯科车站，再乘单轨电车到一座大楼下车。我们参观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看了各种高射炮，反坦克炮，远距离平射炮、机关炮等，有各种类型的坦克、小型飞机、飞机模型、军舰、潜艇模型。
还有各种测量距离的仪器，有一架横装的镜子，可以透过障碍物看清背面的物体。在对门墙角下有一个顶着房顶的大炮弹，据教官说，价值一千美元。这次参观，真是大开了眼界，看到了生平从来见到的各种新式武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