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投身革命，走过长征路，是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资深革命者，却因为馋一顿牛排，不惜冒着暴露的风险走出藏身地，最终被捕叛变，直接导致包括吴石将军在内的上千名同志牺牲。 这个看似荒唐的细节，背后是一个信仰崩塌的悲剧，也是我党在台地下工作遭受毁灭性打击的直接导火索。
1949年8月16日，吴石将军抵达台湾，出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 他的真实身份，是深入国民党心脏的“密使一号”。 此时，解放大军已剑指东南，台湾孤岛风雨飘摇。 谁都以为，凭借吴石的高位和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便利，他能为我党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仅仅六个半月后，1950年3月1日，吴石就被捕了。 这一切的转折点，都指向了一个人，蔡孝乾。
蔡孝乾当时的身份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党在台湾地下组织的最高负责人。 吴石将军获取的绝密军事情报，需要通过交通员朱枫传递，而朱枫与组织的接头人，正是蔡孝乾。 换句话说，他是连接吴石与党中央的关键枢纽。 这个位置本应由最坚定、最谨慎的同志担任，但蔡孝乾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
此时的蔡孝乾，生活腐化堕落。 他侵吞了高达1万美元的工作经费，穿着西装出入高档场所，甚至与自己小姨子马雯娟公开姘居。 这种高调奢靡的生活方式，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台湾，无异于自我暴露。 国民党保密局的“谍海枭雄”谷正文，正是从一份在地下党中流传的《光明报》入手，顺藤摸瓜，查到了蔡孝乾。
1950年1月29日深夜，本该紧急转移的蔡孝乾，竟然偷偷跑回家想带走小姨子，结果被蹲守的特务抓获。 这是他第一次被捕。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次被捕后，蔡孝乾竟向特务提出要吃西餐。 在得到牛排满足后，他趁机逃脱了。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或许损失还能控制。
但蔡孝乾的逃脱，并没有让他变得清醒。 他带着马雯娟躲到嘉义的农村。 然而，他根本无法忍受农村的清苦生活。 仅仅四个月后，他因为实在嘴馋，忍不住跑到镇上的西餐厅想去吃一顿牛排，结果被早已布控的特务认出，再次落网。 这一次，他彻底放弃了抵抗。
二次被捕的蔡孝乾，叛变的速度令人震惊。 他向谷正文提出了一个荒唐的条件：要求把年仅十几岁的小姨子马雯娟接到狱中与他同住。 在这个条件得到满足后，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开始大规模招供。 在一周之内，他供出的地下党员名单和资料堆起来有半人高。 这其中，就包括了与他单线联系的交通员朱枫，以及他凭借职业敏感所猜测的、朱枫背后的“国防部要人”，吴石次长。
尽管有说法称，谷正文是在搜查蔡孝乾住所时，在其笔记本上发现了“吴次长”的记录，但无论如何，蔡孝乾的叛变直接指向了吴石。 保密局根据他的口供，在吴石家中搜出了为朱枫办理的特别通行证。 这张本应帮助朱枫逃离台湾的证件，成了吴石“通共”的铁证。
吴石的暴露过程，充满了无奈和悲壮。 其实，在蔡孝乾叛变之前，吴石已经因为多次惊险的行动，引起了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的怀疑。 比如，在福州战役期间，与他关系密切的318师阵前起义，时机过于巧合。 到台湾后，在一次传递胡琏增援金门的关键情报时，他的联络员张灏被谷正文盯上。 张灏为了保护吴石，在台大医院劫持他后举枪自尽，但这反而让谷正文更加怀疑吴石为何会恰好出现在那里。
吴石甚至已经察觉到自己被跟踪，也曾巧妙地甄别出身边的叛徒。 可以说，他一直在刀尖上行走，并凭借经验和警觉化解了多次危机。 但他最终没能躲过的，是来自“自己人”背后的致命一刀。
随着蔡孝乾的彻底叛变，灾难降临了。 国民党保密局掀了一场大逮捕。 根据记载，有1800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捕，其中1100多人英勇就义。 整个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组织系统几乎被连根拔起，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将军、朱枫、陈宝仓中将、聂曦上校四人高呼口号，从容就义。 吴石的副官聂曦临刑前表情坦然，面露微笑，台媒记载其“形象英武，大义凛然，死前毫无惧色”。 而朱枫在被捕后，曾试图吞金自尽，以死明志，虽被救活，但其坚贞不屈震撼了敌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叛徒蔡孝乾却用同志们的鲜血，为自己换来了苟且偷生。 他加入国民党，被授予少将军衔，先后担任“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少将副主任”等职。 然而，叛徒的命运并非坦途。 毛人凤对他极不信任，其办公地点如同监狱，甚至一度用两头狼狗来看守他。 他在这种半监视的状态下度过了余生，于1982年在台北病逝。
吴石将军从赴台到牺牲，不到十个月。 他的潜伏生涯，在即将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刻戛然而止。 究其根本，蔡孝乾的叛变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也是最重的一根稻草。 一个走过长征的老革命，最终却因一顿牛排而彻底堕落，出卖了包括“密使一号”在内的成千战友，这其中的教训，远比任何谍战剧都更加沉重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