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权面临权力重组。蒋琬的“东伐计划”表面上是一次军事冒险，实则是应对刘禅权力扩张的政治布局，而姜维则在这一过程中被蒋琬精心提拔，成为新一代军事领袖。
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汉政权陷入空前危机。正如《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临终前密表后主：“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蒋琬作为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从一位中级官员（抚军将军、丞相长史）一跃成为蜀汉的实际执政者。
然而，蒋琬面临的不仅是外部的曹魏威胁，更有内部的政治挑战。后主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开始寻求亲政，试图收回权力。延熙五年（242年），一场围绕权力分配的政治博弈悄然展开，而蒋琬提出的“东伐计划”则成为这场博弈的关键手。
一、权力交接，诸葛亮后的蜀汉政局
诸葛亮去世时，蒋琬的官位并不显赫（抚军将军，第五品；丞相长史，第六品），突然被推上执政大臣的位置，蜀汉内外难免有所疑虑。
据《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记载，蒋琬上台后表现出惊人的沉稳：“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这种处变不惊的态度迅速稳定了人心。
蒋琬延续了诸葛亮的治国方略，但在军事战略上有所调整。他认识到蜀汉国力有限，不应频繁北伐，而是应当“以守边为本，以静制敌”，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二、政治博弈，刘禅的亲政努力
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开始逐渐摆脱权臣阴影，寻求亲政。据《益部耆旧杂记》记载，诸葛亮死后，刘禅“四时之祀，或有不临”，连例行祭祀活动也经常缺席，显示出他已经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刘禅还玩起了政治权术。蒋琬最初以尚书令身份总揽政事，刘禅却连续升任他为大将军、大司马；同时让费祎顶替蒋琬留下的空缺，一路升至尚书令、大将军。由于大司马与大将军职责重叠，这一安排明显是为了让蒋琬和费祎互相牵制。
延熙五年（242年），刘禅召庲降都督马忠入朝。马忠是益州本土巴西人士（今四川省阆中市），这一举动极具象征意义。诸葛亮治蜀时，重用荆楚士人和寄寓士人，而刻意打压益州本土士人。刘禅提拔马忠，显然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
三、东伐计划，军事策略背后的政治考量
面对刘禅的权力扩张，蒋琬需要做出回应。延熙六年（243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东伐计划”。
根据《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记载，蒋琬认为诸葛亮数次从秦川出兵，道路艰险，粮运困难，导致多次劳而无功。他主张不如另辟蹊径，“顺汉、沔二水东下，袭取东三郡（西城、上庸、房陵），进窥荆襄”。
这一计划遭到朝野强烈反对，理由是“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刘禅也派尚书令费祎和监军姜维前去“谕旨”，明确表示反对。
但引人深思的是，蒋琬虽然放弃了东伐计划，却并没有返回汉中，而是继续留在涪县。他上奏刘禅说：“如果姜维北征，与魏军相持于河右，臣我当率领大军作为姜维的后镇与援军。涪县这个地方水陆四通，交通便利，可以做到唯急是应。”
四、地理战略，涪县的真实地位
蒋琬声称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交通便利，适合作为指挥中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据《蜀书·刘璋传》记载，涪县距离成都仅仅360里，但距离汉中却有千里之遥。这样的位置根本不可能及时支援汉中前线。
这一判断在延熙七年（244年）得到验证。当时魏国大将军曹爽率领十余万步骑大举进攻汉中。汉中守军不足三万，诸将大为惊恐，都主张弃关入城固守，以待涪县援兵。
临时全权负责镇守汉中的大将王平力排众议：“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
结果王平成功阻挡魏军，直到援军陆续赶来，保住了汉中。这也证明了蒋琬所谓的涪县“水陆四通，唯急是应”完全是一派虚言。
五、真实意图，政治而非军事的布局
那么蒋琬为什么要坚持驻守涪县呢？答案在于涪县距离成都只有360里，而距离汉中有千里之遥。蒋琬看重的是涪县与成都之间的近距离。
将大军驻扎在离成都如此近的地方，显然是为了应对内部政治局势。延熙五年正月，监军姜维就已经督率一支偏军作为先锋自汉中回撤，驻扎到了涪县。22个月后，蒋琬自己也率军回撤到了涪县。
这一系列调动表明，蒋琬的“东伐计划”真实目的不在军事层面，而在政治层面；不是针对外部敌对势力，而是应对内部政治斗争。
六、姜维崛起，蒋琬的精心栽培
在这一过程中，蒋琬精心培养和提拔了姜维。虽然诸葛亮赏识姜维，但真正重用姜维的是蒋琬。
蒋琬执政后，升任姜维为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令其前往汉中，负责联络凉州羌、胡及其他北伐事宜。这一任命为姜维后来独掌军权奠定了基础。
姜维确实是军事天才。据《三国志》记载，他后来“偏师入羌，郭淮破走”，以不到一万的偏师，深入魏境，打败了魏国名将郭淮。这次胜利展示了姜维的军事才能，也证明了蒋琬知人善任。
蒋琬与费祎执政时期，姜维的北伐野心受到一定压制。费祎常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并且限制姜维的兵力，“常给其兵不过万人”。
七、政治智慧，蒋琬的容人之量
蒋琬不仅善于战略布局，还有容人之量。《三国志·蒋琬传》记载了两个例子。
东曹掾杨戏性格简略，蒋琬与他谈话时，他常常默然不答。有人想要挑拨离间，对蒋琬说：“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蒋琬却回答：“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诫也。戏欲赞我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我言，则显我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
督农杨敏曾批评蒋琬“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指诸葛亮）”。有人建议追究杨敏的责任，蒋琬却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后来杨敏因事入狱，大家都担心他会被处死，但蒋琬心无适莫，得免重罪。
这种宽厚容人的胸怀，使蒋琬能够团结各方势力，维持蜀汉政局的稳定。
蒋琬最终在延熙九年（246年）去世。他执政的十三年间，蜀汉极少兴兵，主要致力于经济恢复和百姓休养生息，为蜀汉创造了难得的稳定发展期。
蒋琬去世后，费祎继任执政，继续延续蒋琬的保守战略。费祎死后，姜维才真正独掌军权，开始大规模北伐，但此时蜀汉国力已经消耗殆尽。
回看历史，蒋琬的“东伐计划”表面上是一次军事冒险，实则是应对内部政治危机的策略。通过这个计划，蒋琬成功地将大军调往靠近成都的涪县，震慑了刘禅的亲政图谋，保持了政权的稳定。
而姜维的崛起，固然有诸葛亮的赏识，但真正提拔重用他的却是蒋琬。蒋琬让姜维担任凉州刺史，负责西北军事，为姜维后来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
在三国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蒋琬可能不如诸葛亮耀眼，也不如姜维激进，但他的稳健和政治智慧，正是蜀汉在诸葛亮之后能够延续数十年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