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盛夏，北京西郊的校门口，一块崭新的木牌悄悄挂起，上书“北京一零一中学”。看似平常的改名，却让周围几个跑来凑热闹的孩子不停嘀咕：“怎么不是第八中、第九中，偏偏是一零一？”对这所学校的掌舵人王一知来说，“一百是过去成绩，一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她当时的回答简洁有力，却暗藏心迹：教育，是她唯一愿意全情投入的战场。
追溯到1901年，湖南芷江的一声婴啼改变了一个封建大宅的命运。父亲杨凤笙重男轻女，母亲谭氏挨打后仍强撑门户，小女孩在夹缝中长大，14岁独自背着行李进了省立二女师。学费全免，可生活费分文没有，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没将她压垮，反倒炼出一股“认死理”的劲头。
1919年，五四的火焰从北平烧到长沙。街口退学潮水般的队伍里，王一知高举标语，嗓音嘶哑却毫不退缩。有人劝她“女孩子别太拼”，她抬头反问：“不拼的结果，就是继续当亡国奴吗？”一句话堵得对方说不出话来。也是从那一年起，她与“服从命运”四个字彻底决裂。
到上海平民女校读书时，课堂上是陈独秀、刘少奇、茅盾的讲授；课后，她把同窗丁玲拉进巷子，演练演讲稿。张太雷在一次工人夜校活动上注意到这个眼神坚毅的姑娘，两人并肩忙碌，爱情随之萌芽。1927年广州起义，他牺牲的噩耗传来，她抱着刚满月的儿子愣在屋檐下，眼泪一滴没流，却当夜把孩子托付邻居，重新走回地下电台。
抗战爆发后，王一知与龚饮冰伉俪重返上海。湘绣庄里灯火常亮，她在阁楼收发密电，纸条塞进绣花枕套。不久一道密码被日军捕获，她踩着黑夜挨家敲门转移线路，最危险时离宪兵队不过一条街。多年后她轻描淡写：“只是腿脚快点，并不神奇。”听者却心底一凉。
1948年西柏坡接见，毛主席看着这位昔日地下“老交通”笑道：“该到地上晒晒太阳了。”周总理补上一句：“北平妇女工作需要你。”气氛热烈，可她只是欠身致谢：“更想找个用得上自己的岗位。”那是一回绝。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邓颖超再次邀她进妇联。老朋友端茶时开玩笑：“是不是还得我们合唱一段才能把你留住？”王一知却已做了决定：新中国百废待兴，最短缺的不是干部而是人才；师范出身的她认准课堂比办公室更重要。第二次婉拒，就此尘埃落定。
第三次邀请发生在她任吴淞中学校长一年后。组织想调她进教育部，理由充分：党龄老，资历硬，基层经验也有。谈话室里，负责同志列出几条晋升路径，她听完只提一个要求：“让我留在学生堆里。”几分钟交谈，事情定局。有人摇头感慨：“比宋庆龄还难请。”此话虽带玩笑，却不无道理。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她先后执掌吴淞中、华北中学、北师大二附中。办公室永远灯火通明，桌面摊着一叠叠教案。学生犯错，她先问动机，再抓方法，从不简单批评。中央领导子弟在一零一中学与工农子弟同桌，她强调的是“互帮互学”；工人家庭的孩子交不起伙食费，她拿出工资补贴，从不声张。
有意思的是，身边同事记得她对行政排场向来敏感。一次校庆活动，地方领导送来小轿车接送，她转身招呼学生：“活动完把司机师傅留下来吃食堂，两菜一汤就好。”主客皆愣，最终车子空驶，她跟着学生步行返校。教职工背地里议论：“王校长怕是天生和’排面’犯冲。”
王一知在校三十年，培养学生近万人。老兵、科学家、艺术家、外交官……不同领域的人后来提起名字，无一不先说一句“恩师严而慈”。1991年11月23日，病逝消息传开，北门口排起长队，旧时电台同伴、早年工友、白发苍苍的学子，自发站成静默的人墙。有人低声道：“她这一生，只为一件事——种人。”
中央为何三次挽留都留不住？答案其实早在她自己讲过的话里：“做官可一时风光，做教育能代代生根。”这一句，大概比任何官方任命都更能说明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