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晋察冀根据地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如果说阜平是太行山深处跳动的“红色心脏”,指挥着全局的脉搏,那么胜芳,这座素有“直隶六镇”之称的水乡商贸重镇,便是冀中军区伸向敌人心脏的一条“强劲动脉”。依托平、津、保三角地带的核心区位与千年水运商贸底蕴,胜芳自明清起便是北接京畿、南连江浙的物资集散要冲,发达的水网航道与繁盛的商贸市集,使其成为冀中平原罕见的水陆枢纽。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片文化热土孕育的百姓,怀揣着“护国匹夫”的炽烈家国情怀,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成为保卫胜芳、支撑华北解放战局的坚实根基。
冀中军区党委遵照晋察冀军区党委的指示,正是看中胜芳得天独厚的商贸水运优势、战略区位价值与深厚的文化根基,围绕其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构建起支撑华北解放全局的战略体系——两度设市的建设布局,将其打造成津南军事枢纽与后勤基地,既为解放天津储备物资、囤积力量,更向北牵制天津外围国民党驻军,向西联动钳制石家庄方向敌援,阻断津保线敌军西援与南北呼应,重点削弱西柏坡东侧自天津、保定方向的推进威胁,为中央工委及后续党中央进驻西柏坡扫清东侧通道隐患;两次保卫战及反复拉锯的浴血坚守,核心是钳制天津外围敌军,粉碎其依托津保线夹击冀中解放区的图谋,直接牵制石家庄方向敌军调动,使其无法东援天津、南扰平山,牢牢锁住西柏坡东侧的华北平原通道,为中央工委1947年5月入驻平山西柏坡、中共中央1948年5月正式移驻西柏坡筑牢东侧安全屏障,铺平关键通道;天津入城干部的整训集结,既为天津解放后恢复秩序、稳定民生奠定基础,也为石家庄解放后的接管工作积累经验,助力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片巩固,为党中央在西柏坡建立指挥中心提供更稳固的后方保障,进一步压缩东侧敌军的活动空间。这三项举措,共同构成解放天津、牵制津石外围势力、筑牢西柏坡东侧防线、保障党中央进驻西柏坡的铿锵前奏序曲。
作为这一系列战略部署的核心实践,胜芳保卫战是解放战争时期冀中军区依托水乡优势开展的典型防御作战,是津保三角地带敌我反复争夺的战略焦点,其战役价值与历史意义在敌我双方舆论交锋、战场实际影响及华北战局联动中得到全面印证。
冀中军区围绕胜芳构建的战略体系,实际承担着以“支撑全局、牵制敌军、拱卫中央”为核心的战略使命,以其“直隶六镇”的商贸水运枢纽地位为根基,以胜芳人民“护国匹夫”的家国情怀为底气,通过三重关键举措形成有机联动。两度设市的决策精准把握其“津南枢纽”的地理与商贸优势,将这座千年物资集散重镇转化为晋察冀军区隐蔽的军需补给核心与情报流转中枢——依托繁盛的贸易与水运航道,冀中军区在此开设永茂、隆昌等商号作为掩护,构建起贯通根据地与天津敌占区的“红色补给线”,而沿线船工、商户自发参与物资转运、信息传递,用朴素的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冀中平原素称华北地区“米粮仓”,把所产和外调的稻米、小麦、棉花等物资经胜芳转运到各革命根据地,同时秘密采购西药、食盐、电讯零件等紧缺军需,暗藏的盘尼西林挽救无数前线伤员,电台零件保障指挥通讯畅通,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小上海”。在隐蔽战线层面,胜芳的商贸往来为情报工作提供天然掩护,华北社会部、城工部等机构在此设立公开或秘密据点,1945年成立“天津解放委员会”,有大批地下工作者伪装成商人、船工,借商贸流通深入平津敌占区,精准捕捉国民党军兵力调动、装备部署等关键情报,成为晋察冀军区紧盯平津敌军的“前沿雷达”。
两次保卫战及拉锯战则以“保枢纽、护门户”为核心目标,依托水网地形顽强坚守,先以军需补给与情报枢纽的定位支撑华北解放全局,再以阵地防御与敌后袭扰牵制平津沿线敌军主力,待中央进驻西柏坡后,进一步肩负起拱卫中央核心区域的重任,牢牢掌控西柏坡东侧华北平原通道的战略主动权;天津入城干部的整训集结更凸显其“战略后方+人才基地”的双重属性,为解放区接管工作积累宝贵经验,推动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片巩固。值得一提的是,天津解放前夕,七千余名接管干部曾在胜芳张家大院接受培训,这里也是共和国将军孙毅在这里召开作战会议的地方,天津广播电台首个声音、天津日报首张报纸均发自此地,进一步印证了胜芳从支撑全局到拱卫西柏坡中央安全的战略价值演进。
从我方媒体报道与战场成效来看,胜芳保卫战是冀中军民以弱胜强、捍卫战略支点的关键战役,更是践行人民战争思想的生动典范,而胜芳人民“护国匹夫”的家国情怀,正是这场战役能够以弱克强的精神密码。1945年国民党军勾结日伪残余进犯胜芳,当地百姓同守军一道,扛枪的扛枪、送粮的送粮,奋起反击收复重镇,《冀察晋日报》以《名镇胜芳失而复得》记录这一成果,彰显了冀中根据地军民捍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坚定决心。
1946年第一次胜芳保卫战中,面对国民党军九十四军一二一师、四十三师一二九团第三营等部共9000余人的重兵围攻,冀中军区命九分区三十八团、特务团、回民支队和胜芳市保安大队市内防守,冀中七旅一部与十分区地方武装外线迂回 。我军依托水网地形构建防线,在东南防线采取“关门打狗”战术,主动放弃部分阵地诱敌深入后奋力夺回,经7天激战歼敌1500余人、炸毁坦克3辆,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100余支及子弹17000余发 。战役胜利后,晋察冀军区发布通令嘉奖,《子弟兵》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军“向英勇的胜芳保卫者看齐”。《解放日报》接连刊发《进犯军受创溃退,胜芳市胜利解围》《胜芳市胜利》等报道,肯定战役解围成果;《新华日报》更细致披露守军与民兵协同作战、冀中各界踊跃支援的战况,凸显战役深厚的群众基础。
1947年第二次胜芳保卫战中,国民党军增兵至15000余人,出动飞机、坦克、装甲车及多种火炮发起猛攻,我军以“内线重点防御、外线游动出击”方针顽强抵抗“七天七夜”。胜芳百姓冒着炮火运送弹药、抢救伤员,用血肉之躯守护家园,此战击毙敌军1800余人,炸毁坦克3辆,缴获轻机枪23挺、电台4部及子弹50000余发 。《人民日报》报道“歼灭千余”的战果,印证了胜芳作为津西屏障的防御效能;此战更成为践行毛泽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主动作战思想的关键实践——当国民党军妄图以“围魏救赵”之计进攻胜芳牵制兵力时,聂荣臻元帅坚持推进正太战役,最终保障战役歼敌3.5万人的重大胜利,推动两大解放区连片贯通,实现了关键战役与华北战局的深度联动。正如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录中总结正太战役时所言:始终贯彻执行大踏步进退,在运动中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原则,不受局部情况的牵制,因而摆脱了被动。
1948年7月,我党冀中地方武装乘机而入,再度收复胜芳,《合江日报》将其纳入冀中解放区巩固扩张的整体战局,标志着胜芳彻底摆脱敌我拉锯态势,成为挺进天津的战略前沿 。整场保卫战中,我方媒体还揭露了蒋军扫射平民区、勾结日伪残余的暴行,以舆论攻势控诉其违背民意的内战行径,凝聚起冀中军民的斗争共识。
从敌方舆论宣传与战场实际来看,国民党方面的报道呈现出明显的片面性与功利性。1946年《新生报》与1948年《北平时报》均以“国军克复胜芳”为题发布简讯,刻意夸大“歼敌”“缴获”战果,回避其兵力与装备优势下久攻不克的战场窘境,更对其勾结日伪、屠戮平民的行径讳莫如深。这类报道本质是为了粉饰内战攻势、安抚津西民心,却无法掩盖胜芳保卫战的核心战略成效。
事实上,国民党军先后投入15000余兵力,配备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却始终未能实现对胜芳的有效控制,反而在反复拉锯中持续消耗有生力量。1946年第一次进攻时,其增援部队在信安遭我军痛击,被歼百余人后狼狈逃回;另一路增援部队发炮360余发、连续发动6次冲锋,仍被我外线部队夹击击退,最终于5月31日被迫撤出 。1947年第二次进攻中,敌军虽一度攻占崔庄子阵地,但在我军白刃战反击与增援部队驰援下被迫撤退,“七天七夜夜”敌军未能达成战略目标,自身却付出惨重伤亡代价 。聂荣臻元帅给予胜芳保卫战高度评价,他专门撰写《胜芳保卫战的经验教训》,系统总结了依托水乡地形开展防御作战、军民协同抗敌等宝贵经验。两次保卫战成功牵制国民党军13个团的大量兵力,不仅粉碎了其依托津保线夹击冀中解放区的图谋,更直接保障了正太战役的顺利推进,为党中央进驻西柏坡筑牢了东侧安全屏障,其战略牵制目标完全落空,根本无法达成与华北其他战场的有效配合。
综合来看,胜芳保卫战既是一场以弱胜强的军事防御战,一场凝聚民心的舆论阵地战,更是一场服务全局的战略配合战。它以“直隶六镇”的商贸水运枢纽地位为依托,以胜芳人民“护国匹夫”的家国情怀为内核,将商业市集转化为隐蔽军需基地,将水运航道暗藏着情报输送线,将百姓的朴素担当转化为克敌制胜的磅礴力量,成为晋察冀军区保障前线、刺探敌情的关键支点;以军民协同的作战模式,守住了冀中军区伸向平津地区的战略“动脉”,其依托水乡地形的战术创新与外线内线结合的作战方针,经聂荣臻元帅总结提炼,成为印证毛泽东军事思想强大生命力的典型实践。
通过顽强坚守,战役成功牵制敌军关键兵力,为正太战役、天津解放等重大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以战略屏障作用保障了党中央进驻西柏坡,为华北战局转入主动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敌我双方媒体截然不同的报道口径,更折射出这场战役背后正义与非正义的立场分野——我方舆论既彰显战绩、凝聚民心,又揭露暴行、争取支持,敌方宣传则一味粉饰、回避实情,最终因背离历史真相而失去公信力,这也成为胜芳保卫战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胜芳保卫战的实践充分证明,依托独特地理与商贸优势、践行人民战争思想、坚守战略全局意识,是革命战争时期战略支点防御作战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而胜芳人民“护国匹夫”的家国情怀,更是支撑这场战役走向胜利的精神脊梁,其锻造的顽强斗争精神与体系化防御思维,至今仍具有重要历史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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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玉良,廊坊大清河洼淀研究会顾问、原霸州市胜芳古镇管委会主任。
2011年3月10号,《霸州胜芳古镇恢复“三宗宝”》一文,荣获河北省文明办、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颁发的《河北省城市新风百种》一书征文的二等奖。
2018年12月5号,在“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学术研讨会”上,作《胜芳古镇历史文化的学术价值》的发言。
在2021年第一期《中华风采》刊发《重新认识胜芳》。
2023年2月,在《京畿有道》上,发表《霸州在经济转型中应当重视胜芳的文化价值》和《隋唐运河与胜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