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1960年的秋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一起意外事故，弄残了我的一条腿，更是将我从地狱抛入了它的最底层，给了我人生途中命运的又一个重大打击。

去过大台的人都知道，大台煤矿那有一条铁路经过，这条铁路连着板桥古村和门头沟。这条铁路在经过大台的时候，有一座铁路桥。而这条铁路桥在原来修建的时候，是弯着的。这样，火车行走当然很不安全。于是，铁路部门决定把这座桥拆毁重建，取直铁路线。这也正是1960年的事情，工地离我们不远，工地上散放着一些钢丝之类。我的受伤就跟这些钢丝有关系。

有一天，领队王寿山说，我们场园要用碾子。可是这个碾子是石头做的，又大又沉，不是像粪土可以分成几筐背上去。那么这个碾子怎么样从梯田上层弄到下面梯田里去呢？光有麻绳肯定不够，万一麻绳断了，这碾子再掉下去是很危险的，必须有钢丝护着点儿。

所以，当时王寿山就安排我和刘圣恩两人去工地上去偷点儿钢丝。既然说“偷”嘛，那意思就是说不用得到人家的同意，拿了就用；否则万一人家不同意，反而没什么好拿的了。

我和刘圣恩很快从山上下来，就跑到铁路桥工地偷钢丝。那工地那时候也没有人看管，钢丝就在工地上乱放着，我觉得拿点也没什么关系。拿了一些之后，我觉得不太够，我就跟刘圣恩说，你先走吧，刚才拿的这点儿钢丝似乎不够，我再拿点去。

就在我回头拿了钢丝往回走的一瞬间，意外发生了。我被桥上下来的火车卷入了车底下。为什么我会被火车压着呢？因为当时大台铁路桥弯度比较大，跨度也比较高，跨度高又有些弯度，所以所有从上面下来的火车，都在下来之前先停下，拉响汽笛之后，悄无声息地滑行下来。

那么我再次拿了钢丝转身走的时候，正好是火车从上面滑下来的那一刻。当时我可能下意识地躲避，但躲避不及，还是被火车的惯性带到了火车头底下。后来我说，我背对着火车下来的方向，没听见声音。当时确实没听见声音，因为它是滑行下来的。也正是因为火车是滑行下来的，它毕竟还有个往下的惯性，坡度还比较大，它不可能马上停。火车司机看到前面有人，赶快拉闸，可是还是来不及了。

当时我马上就不省人事。我醒过来之后，有人告诉我，说我被火车头拖在地上25米后，火车才刹住车。火车头下面还有些各种管子之类，我倒地后，又被这些管子挂着了衣服，一直拖行了二十多米。

火车停下来之后，司机发现有人在火车头底下，赶快把我拉出来。据现场的人后来跟我说，当时现场血肉模糊，在被火车拖行的过程中，我的小腿还没有完全跟身体脱离，但确实已经压断了。当时身上其他也是伤痕累累。据大夫后来讲，共有十多处伤痕。还好，现在都没留下疤痕。

当时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刘圣恩看到这个意外情况，马上就回来，一道跟铁路职工们把我送往门头沟医院。当时也没有其他更快的交通工具，他们把我平放在火车头上的车厢里，不紧不慢地赶往医院抢救。毕竟当时火车只能以正常的速度开，不可能太快。

送往医院的过程中，我还多少有一点意识。受了这么大伤，流了这么多血，整个人已经昏昏沉沉、迷迷蒙蒙的。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能听见他们说话，隐隐约约听见他们互相讨论：怎么样？还有没有救啊？还有没有希望啊？……

当时血流得确实太多了，整个小腿断了。小腿断了，止血带怎么绑就很关键，止血带要是勒得太厉害的话，一方面会造成止血，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血管堵塞；止血带如果太松，那根本不能止血，失血过多也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后来他们大概是止一阵血，又放开一阵，这样交替轮换，总算活着挨到医院。

从大台到门头沟医院，火车大概走了近两个钟头。现在看起来，当时门头沟医院的急救技术还是可以的，它尽管是个矿区医院，整个手术应该说还是不错，到现在我还是很感激门头沟医院。

经历这么大的事故之后，我总是暗自庆幸，我常常开玩笑说，我这条命是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来的。

当时把我送到医院急救之后，学校人事处长等也都赶过来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当然就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有的人怀疑我是不是自杀，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了意外事故。

但最终学校认定我不属于自杀。他们觉得我的遭遇，完全是偶然事故，毕竟急急忙忙去偷人家东西，又怕人家发现，而且钢丝也很沉重，上面的火车又是无声无息滑行下来的……这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谁也不可能顾全。所以这个问题，最后总算下了结论，认定只是意外的工伤事故，因为是在正常劳动中发生的，因此属于因公致残。

我想这一点，他们从我在医院中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来。我在医院里尽管受了很严重的伤，但他们发现我情绪还不错。我记得当时同病房有个小孩，得了癌症还是其他什么绝症，我还经常鼓励他要坚强。而对我来说，这个腿断了，也没什么，反正还可以安装假肢，生活还可以继续嘛。所以就这件事情来说，学校刚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有自杀倾向，后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但是不论怎么说，对于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政治上划了右派，新婚妻子又离婚，现在又碰上这么一个车祸，这三个打击实在是太重了。这三个打击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划右派稍微早一点，后来就是离婚、车祸。应该说，在人生中碰到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很痛苦的。我在那时候给自己写的一句格言，就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鼓励自己必须坚强。我想我后来之所以能够经受一些东西，宠辱不惊，泰然处之，跟这三大打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生最痛苦的事都已经经历过了，其他的算什么呀。

当时伤口换药的时候，那个疼真是钻心刺骨。因为伤口刚开始也不能全缝死，留一些口子，让脓水能够流出来，另外伤口面也需要消炎。所以每次换药的时候，都是扎心的疼，换药的时候就没有麻药了，大夫从伤口中抽出棉花，再把药放进去。这一出一进，跟割肉一样的疼。人生肉体上和精神上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也就这样了吧？

我常常跟人说，我是死过好多次的人。在大台火车轮底下失去一条腿，这已是第二次。以前在后八家劳动的时候，也曾经死里逃生过。

当时的后八家那一块，房子都是小土房，取暖都用小煤球炉子，没有烟囱，冬天又非常非常冷。那么我们住在里面怎么办呢？我们同宿舍的几个人最后商定，最后一个睡觉的人，在睡觉之前负责把炉子拿出去；煤球炉子绝对不能在屋里放一晚上，否则会煤气中毒。

我记得有一天，是我先回到屋里的。回来后，屋里很冷，我就先生着了炉子，然后就躺床上，想稍微歇一阵儿。谁知道这一躺下来，差点就永远起不来了。我当时心里明明想着在睡觉之前把煤球炉子搬出去。可能是因为实在太累了，我躺在床上慢慢就睡着了，没把这个炉子拿出去。

忽然间我自己惊醒了，一下子坐了起来。心里还有点意识，暗想煤球炉子要不拿出去，太危险了，我赶紧坐起来搬煤球炉子。当时还没搬动煤球炉子，自己突然间天旋地转，晕倒了，一头就栽在了煤球炉子上，把炉子也弄翻在地。

还好这一惊、一摔，紧张加上疼痛，不知道怎么着，立马又醒过来，赶快就跑出来了。当时棉衣已经被火星烧着，还好房子没有着火。这一次也是差一点命丧黄泉，一念之间逃出了大难，倘若我当时要是睡得再沉一点而不醒来的话，那肯定得熏死在里头了。

还有一次在劳动中，我们在场院里码麦垛。那麦垛是很高的。我站在麦垛上面，下面的人扔一个麦捆上来，我接住后把它整整齐齐码起来，就这样扔一个、接一个，接一个、码一个，这活本身需要一点技巧，但干熟了一点都不难。

但即便这样，意外还是发生了。我在接麦垛的时候，一不小心脚下踩空，结果重心不稳，一下子就从很高的麦垛上摔下来。摔下来之后，也是天旋地转、眼冒金星，着着实实歇了一段时间。

那几年，大概是倒霉到家了，总会摊上这样的事情。也可能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人生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居然到最后还捡了一条命回来。

人生最痛苦不过划右派，那我是经历了；人生最痛苦不过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离婚，这我也经历了；人生最痛苦不过身体残废，这我也经历了。人生再痛苦，还有什么呢？

大概到了1961年年初的时候，我的伤口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安装了假肢，这样就能够离开双拐行走。接着“右派”的帽子也算摘掉了。摘掉“右派”帽子后，带来了短时间的欣喜。原以为摘掉帽子后，可以恢复原来的政治地位和待遇，没想到摘掉帽子后，我只不过是从“右派分子”晋升为“摘帽右派”。而“摘帽右派”，则永远没有再改正的机会，它永远留在你的档案里，白纸黑字永远抹不掉的。后来在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后的日子里，我真正尝到了它的“紧箍咒”式的威力。

摘帽之后，中国的政治气候也稍趋理性，我的命运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机，学校安排我到外语教研室教俄语。从1960年到1966年，这六年我就都在外语教研室度过。

那时候我想，能够再上教学岗位，而且教我还比较熟悉的俄语，从我本人来说这也是个很大的安慰，毕竟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即便不能够教法律，教外语也是很好的嘛！

那段时间，我跟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关系非常好。我主要上课对象是61级和63级，因为外语要上两年。外语课每周都要去上，而且当时外语课排得也不少，那时候毕竟还是单身，年纪又不大，跟学生接触也比较多，关系相当不错。尤其是跟政教系61级的三个班，跟他们来往很多，那些学生才不在乎你是不是右派，大家年纪相差不大，也能聊在一块。那时候的有些学生现在跟我还有来往。

但这也只是在政治宽松的条件下，师生关系比较融洽，打成一片，一旦到政治条件紧张的情况，重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就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后来“文革”时期出的问题，根源也就在这个时候跟学生的来往。1965年学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所谓“小社教”，在学生中开始阶级教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人开始揭发我，使我大吃一惊。这是我人生中很大的痛苦。

从大字报中揭发出来的一些材料来看，当时校党委是决定把我清除出校的。为什么要把我清除出校呢？我有哪些罪状呢？有许多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改造好，拉拢腐蚀学生。

这就有点荒唐了。我到外语教研室之后，我的性格一直没有变，就是对学生的要求有求必应。政法系61级有个学生叫朱遂斌，很喜欢外语，也经常到我宿舍来。他来自农村，家境困难，困难到连回家的路费都成问题。

有一次，他来跟我说，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想要向学校申请助学金。我就说，这点钱还跟学校要什么啊，我给你吧，别跟别人说就是啦。

但后来揭露出来，说我这种做法就是拉拢腐蚀同学，批判者质问我：为什么学生要到学校申请助学金，你不让他申请反而自己给他？这不是拉拢腐蚀是什么……我还真哑口无言，好人真是难做啊。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荒唐。政教系三个班我都很熟，班上的学生也经常来我宿舍玩。有一次，有学生善意地问我：江老师你还能跳舞吗？我说，啊呀，我这是假肢，跳不了啦。这学生就说了，那苏联还不是有个“无脚飞将军”嘛，这“无脚飞将军”人家两条腿断了，还不是照样能跳舞嘛，江老师你跳跳看。于是推辞不过，我就在宿舍里面放了个唱片，试跳了一两下。学生当然很开心了。可是这事儿也被揭发出来，还是一句话：在家中开舞会，拉拢腐蚀同学。

更荒唐的事情是，有一次学生搞点小演出，没有西服穿，就过来跟我借西服。那时候，正好是1961年到1964年这期间，可以说国民经济刚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人们的思想也比较缓和，学生开始有兴趣搞点文艺演出活动。有学生跟我借西服，我正好柜子里还有两件在苏联时穿过的西服，就借给学生了。这事也被揭露出来，说我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拉拢腐蚀同学。

可以说，到最后我跟学生的任何接触，都可能成为我的罪状。比如什么朗诵诗歌啦，看苏联时拍的照片啦，听听苏联的唱片啦，如此等等。

后来我被揭发出这些问题时，心里确实不舒服。我心里想，这个领导班子为了能够摆脱自己的困境，就时不时拿右派分子开刀了，管你是不是摘帽右派。

北京政法学院第一把手刘镜西的儿子刘冠军，当时正上中学，外语不太好，一把手就点名让我来帮助他儿子补习外语，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右派，也不担心我拉拢腐蚀青年学生。可是运动一来，拉拢腐蚀青年学生的罪名就安到我头上了，院党委决定把我清除出学校，请我给刘镜西儿子补习外语的事情再也不提了。

这事也可以说明，当时我们这些摘帽右派的地位，是很脆弱的。只要碰到阶级斗争或者什么运动，需要做炮灰的时候，你肯定是在劫难逃了。

来源：《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版]

少年时志得意满、青年时跌入谷底、中年时奋起拼搏、晚年时老骥伏枥，江平的人生经历坎坷而精彩，但不管时光如何变幻，他心中始终有一团不灭的法治之光，支撑着自己坚守真理、坚持道义，持续为“法治天下”的梦想而呐喊。

1930年，江平出生于大连，原名江伟琏。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五。童年时，父亲一直在大连工作，他在那里度过了七年时光。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带着全家先去了上海，后面又辗转来到北京，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江平初中就读于艺文中学，高中则在著名的崇德中学，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读高中时需要住校，当时也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好在这里有当时北京中学中唯一一块标准足球场，精力旺盛的青年们就在足球场上肆意奔跑，把多余的精力消耗之后再去上晚自习。

青年江平

1948年，江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因为“新闻像我的性格一样奔放激情”，成为一名记者是他当时的理想。学习之外，他加入了学校足球队，司职右前锋。入学不久，他就因加入反抗国民党政权的青年组织而被迫辍学。北京和平解放后，他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委会的工作。为了工作便利，他改名“江平”。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培养人才就成了当务之急。1951年7月，高等教育部首次组织选派学生到苏联留学，要求各单位在六天之内选定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并由保送部门首长亲自签字负责。首批留学生一共300多人，江平是其中之一。据他分析，自己上过大学，人还算聪明，这大概是能够入选的重要原因。

江平在莫斯科留学

但让江平意外的是，组织安排他学的是法律。他一时难以接受，因为法律像冰山那样生硬、冷酷，恰如由一条条僵化、难懂的法律条文筑起的高墙等待他去攀爬。体育分会的同学鼓励他改学体育，也向上作了申请，但没有获得同意。于是，江平服从了组织安排，走上法律的人生之路。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学人，他们还肩负着一个使命，那就是完全抛弃民国时期的“旧法”，在学习借鉴苏联法学的基础上，创建中国当代法学。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人被安排去改学法律。

江平的留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先后在喀山法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还去了苏联国家公断处和基层法院实习，抽象的法律条文慢慢地在头脑中变得立体、丰富起来。他担任中国学生会主席，与当时在学校学生会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共事。课余时间，他参加足球队，中外学生在一起玩得其乐融融。

留苏期间，江平(中)在苏联法院实习

在留苏期间，他还拥有了刻骨铭心的初恋。那时候组织纪律十分严格，不允许留学期间谈恋爱，但是爱情的火花，还是在江平与同样留苏的陈绥之间点燃了。为此，他们受到了组织处理，不得不痛苦地压抑着彼此的感情。好在后来组织作了调整，从“不准恋爱”变成“不准结婚”，这段恋情才浮上水面。两人一起学习、一起研究问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956年，江平以全优的成绩，提前一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近五年的留学让他收获很多，最大的是罗马法，这决定了他的学术结构和学术渊源，成为他数十年后在法学界安身立命的根本。回国后，江平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他们这批留学生被寄予厚望，就是要充当中国新法学的“孵化器”，培养出更多的法律人才。江平被钱端升院长称为学院二才子之一，还担任了苏联法学教授的翻译。他每次上课都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成为当时的一颗学术新星。

一年之后，江平与刚刚回国的陈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以说，人生的起步阶段，他走得顺风顺水，这也与他后来的人生际遇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

1957年时政治气候发生了明显改变，但江平此前一直在国外留学，对这方面并不敏感。5月31日，他向学校陈书，坦诚说出了自己的意见，结果被打成了学校第一批“右派”。当时学校在礼堂开大会，讨论他为什么会成为右派，从留学、教学上实在找不到原因，就说他是在教会高中、大学读书，“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毒害”。

那时，陈绥刚跟他结婚一周时间，一下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陈绥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本身成分不好，现在丈夫又成了右派，她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结婚一个月后，妻子提出了离婚，江平虽然心如刀割，也只能无奈答应。后来回忆起这段历程，他说“世间的悲惨最多也就这样了吧”。

然而，更多的打击接踵而至。他被安排到北京西山去放羊、背粪，没日没夜地劳作。有一天，他下山去抬钢管，由于实在太累了，连火车经过时的刺耳汽笛声都没听到，结果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那个瞬间，人就像漂浮在海面上，迷迷糊糊，连疼痛也察觉得不清晰。他还问旁边人：“我有没有救啊？没有救就算了。”虽然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一般人遭受这样的打击早就被击垮了，江平反而豁达了起来，对一些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说：“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1959年，江平（后排右二）在北京郊区下乡劳动

之后的岁月，江平在生活的夹缝中求生存。他教过俄语，下放到干校劳动，还作为“摘帽右派”被分配到延庆中学当老师。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努力做得最好，一丝不苟教书育人。有学生回忆说，那时的江平身材瘦长，戴着一副白色镜框的眼镜，英语和俄语都发音标准，让学生们很羡慕。课堂之外，他一只手扶着自行车车把，另一只手拎着两个暖水壶，乐观开朗的心态也让大家钦佩不已。

期间，他与崔琦结了婚。崔琦是名校华北大学毕业生，18岁就参加了革命，父亲也被打成了右派，因此能够理解他的苦衷，也愿意同他一起经历苦难。他们先是有了儿子江波，后来又生了女儿江帆。但受限于生活条件，夫妻俩聚少离多，江平只能一个人在延庆带儿子。白天上课时就让儿子坐在黑板旁边的小板凳上，晚上睡觉时挤在一张小木床，饿肚子了就拿出冻馒头吃，每啃一口都十分费劲。郊外的冬天寒风刺骨，没钱给儿子买棉衣，他把自己旧大衣给儿子改成棉袄，还一针一线织起了毛衣。

江平在留苏期间，曾省吃俭用买了很多苏联出版的法律书籍，后来因为害怕被人发现、受到惩罚，加之看不到重返讲台的希望，大部分书籍都被他当作废纸卖掉，换成伙食费。现在每每想起此事，他都会感到非常遗憾。

好在冬天终将过去，江平在煎熬中迎来了春暖花开。1978年8月，北京政法学院复校，三个月后他回到了学校。又过了一个月，接到了对他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接到通知后，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申请入党。那年他已经48岁，岁月的沧桑让他已经两鬓斑白。

从1957年到1978年底，与法律隔绝的二十二年，被江平视为“人生最大的遗憾”。他说：“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已经快50岁了，人生最黄金的时代，恰恰应该是在30岁到50岁之间，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段苦难的人生经历，让江平有了更多表达和倾述的迫切愿望。他读了很多诗词和古典文学，也写了很多诗词来直抒胸臆，像《五律·劳动》《七律·归途骑车遇大风》等，生动地记录了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后来，以这些作品为主，编成诗词集《信是明年春自来》，序言上这样写道：“好的诗词总是来自逆境。”

复校之初的北京政法学院，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和教材缺乏。当年的教学骨干大多被打倒、平反后还能上讲台的没有几个人，后来留校的学生很多基础薄弱、教学比较差，像江平这样的老师就成了稀缺资源。江平也是如鱼得水，很快投入到教学之中。

有一次，江平到学校图书室里去找资料，无意中发现了一本俄语版的罗马法教科书，仔细端详才发现，这正是他从苏联带回国、后来又被迫上交的，没想到还被保留着。他如获至宝，以此为蓝本写成了自己第一本学术著作《罗马法概论》。后来，他担任了民法教研室的负责人，工资也增长了，家庭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

在教学上，他敢于突破禁区，在1982年前后率先开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民法的理念引入了国内，很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他曾经引用德国法学家耶林的名言：“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则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和平、最为持久的一次。”江平认为，罗马法蕴含的人文精神、人道精神、人权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也是为中国社会所需要的。

江平、崔琦合影

江平授课有自己的风格，一般不专门准备讲稿、照本宣科，而是手里拿着几张卡片自由发挥，洋洋洒洒、收放自如。有学生回忆说：“听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国语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江平也不回避跟学生们谈起自己二十多年间遭受的磨难，但语气十分平缓，就像是讲述别人的遭遇一样，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大讲特讲，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感染着学生们。

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江平被提拔为副校长。他切身感受到法学人才的短缺问题，便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培养学生上面。那时正值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留校，构成了新时期法学的“第一批梯队”。在经历长时期“断流”后，法学人才终于开始充分涌流。江平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贫穷的法学”、到90年代“繁荣的法学”，这是他一生中很有独创的、很蓬勃发展的一段时间，实际上也构成了他在学校的主要贡献。

随着江平声名鹊起，他也参与到国家重要法律的起草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人大启动《民法通则》起草工作，江平是四名顾问之一，后来被人们称为“四大名旦”，代表了当时北京民法力量最强的四座法律院所。在中国法制史上，《民法通则》的起草具有开创性意义，发挥了统领民法的作用。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施行，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这部法律确立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至今依然是规范民商活动的统领性要求。

作为一部开创性的法律，它的起草历程也是屡遭曲折，主要是在法治理念、法律实践等方面，各方面认识并不一致。比如，第90条草案是“合法的借贷受法律保护，禁止高利贷”。但在讨论过程中，来自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代表，为了什么样的标准算是“高利贷”展开了激烈争辩，无法达成共识，只能把“禁止高利贷”删除了。最后法律条文只剩下“合法的借贷受法律保护”，出台后很多人感觉十分费解，甚至认为是立法上的笑话：既然是合法的，当然受法律保护，这不是正确的废话、无用的条文吗？自然，这属于立法的时代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988年，对于江平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并出任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这标志着他不但在职务上、也是在影响力上，都走上了巅峰。

作为校长，江平始终把教学作为治校的根本，苦口婆心劝说优秀的毕业生留校任教，而不是去政府当官、去社会上当律师赚钱。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大家不要去比谁官当得大、钱挣得多，要比就要比贡献、比做人。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很多优秀学生都留了下来。他大力推动学生自由择课、自由择师，营造一种开放的教育环境，促进教师队伍的优胜劣汰，给年轻教师脱颖而出创造机遇。

江平教授与学生在家

在江平的心中，学生始终处在最重要的位置，他们是学校的主人。平时只要有空，他就走到学生中去，了解大家有什么矛盾困难，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尽力保护他们。在很多学生眼中，江平是“骑自行车的校长”“在简易棚办公的校长”。一些学生说，看到江校长在简易棚里办公，他们心理就平衡了。大家都爱回忆那时校园朝气蓬勃的氛围，说校园民主自由的气息弥补了艰苦办学条件，江校长功不可没。

江平担任校长不到两年时间，用自己的话说属于“短命校长”。签有他名字的毕业证书，也只有85级这一届。毕业典礼上，很多学生眼含热泪听着江平的毕业致辞。当时，江平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底下的学生跟着一起唱。有十几个学生已经先去饭堂吃饭，听到歌声后立刻端着饭盆跑了回来，加入了合唱的队伍。典礼结束后，学生们久久不愿离去。有人觉得惋惜，认为他完全可以再当几年校长，江平却乐观地说：“上苍总算是’公平’的，给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逆境，又给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顺境，我已经很知足了。”

法大的很多学生，把江平视为永远的校长，乃至把他是否出席学术研讨会和毕业典礼，作为评判会议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有一年纪念法大校庆，主持人念在座校长的名字，念到江平的时候，台下开始掌声不断。对此，江平感到十分欣慰：“我非常理解学生对我的感情。”

后来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黄进，这样评价江平对这座学校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有一种精神，就是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江平先生用他的言行为我们打造的，他永远是我们法大的一面旗帜。”江平题写的“法治天下”碑，是法大海淀校区出镜率最高的文化景观，也是法大文化的重要象征。

江平题写的“法治天下”碑

在全国人大任职期间，江平参与了《合同法》《信托法》《国家赔偿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引以为豪的并不是民商类的法律，而是《行政诉讼法》。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老百姓民主意识的增强，开始出现“民告官”这种新奇的现象，浙江省苍南县农民包郑照诉讼县政府强制拆除房屋案，更是被誉为“民告官”第一案，媒体进行了密集的报道，产生了很大影响。

江平担任了《行政诉讼法》立法组组长，经过深入研究，率先提出从实体法改到程序法，改变了行政立法的模式。草案全文通过媒体公布后，收到各种意见430多份，明显分为两派：一派大多是政府官员，认为民告官太厉害了，影响政府运转；另一派大多是学者和老百姓，认为这是大势所趋。1990年4月，《行政诉讼法》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获得通过，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一条重要法律。

1991年，江平获得了博导资格，到2010年招完的那届博士生，指导博士生20多届，共计100多人。开始法大民商法方面只有他一个人有博导资格，所有的课都得全程上，带博士的主要方式就是结合立法项目和科研课题搞研究，很多研究成果都能够运用到实际立法之中。后来，随着有博导资格的老师数量增多，以及不再从事立法工作，他带的博士数量就少了，基本上每月把大家召集到家里开一个“圆桌会议”，交流学习心得，围绕学术问题进行交流。

让江平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带的博士生中，基本上没有官员，也没有混文凭的，大家都是奔着搞研究来学习的，毕业后也大多事业有成。作为江平的第一届博士生，法大教授赵旭东对他的教学、治学十分敬佩，认为他在学术高度、学术独立、学术宽容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能够给学生带来非常深刻的教诲和启发。

江平

在考博路上，有不少是慕名前来、立志非江平当导师不可的“学术粉丝”。陈波曾经是贵阳的一名警察，本来工作稳定、人际顺畅，但他却不想在这条一眼看到底的轨道上走下去，特别是无意中读到《江平文选》后，受到江平人生阅历和学术思想的激励，干脆辞去了公职，连续考了六次江平的博士。到了最后一次考试，连江平都建议他如果没考上就别考了，可以收他为门外博士弟子，遇有问题随时都能上门请教交流。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陈波终于在第六次考博中成功“上岸”。在江平的生日寿宴上，陈波和其他学生一起大声喊：“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您的学生!”大家都泪流满面。

教书育人之外，江平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激情洋溢的演讲每每让听众留下深刻印象。每次接到邀请，他都要认真准备，哪怕是只有15分钟的陈词，都要准备上好几天时间。他的演讲很少说枯燥的法学原理，而是融入大量的社会热点事件，寓理于事，用精炼概括的几句话就能够洞悉并揭示出疑难法律问题的真相和本质，让听众很受启发。法学教授龙卫球评价说：“江平是个思想性的人，演讲喷发着思想的火花，具有思想和材料融合的特点，是一种以材料探寻问题、以知识启发思想的风格，很容易在具体层面上进入听众的内心，又不陷入细枝末节，始终给人以一种自我思考的余地，听众莫不为之倾倒。”

江平曾出版过两本文集，一本叫《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另一本叫《私权的呐喊》。两本书都以“呐喊”为名，不由让人想起鲁迅先生那种忧国忧民、唤醒众生的志向追求。江平的“呐喊”，更多的是希望法治精神、法治理念能够得到普及，“法治天下”的梦想得以实现。他认为法律学者应该有独立思考、理性批判的精神，否则就会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应该把服从真理摆在第一位，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科学。2009年，《中国新闻周刊》评出“十年影响力之民主法治人物”，江平榜上有名。

江平为获奖者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

为了鼓励法大学子投入到法治梦想之中，2000年开始，江平设立了民商法奖学金，带头拿出了多年的积蓄，捐出50万元，王泽鉴教授等学者积极跟进捐款。这个奖学金以评奖程序严谨、要求苛刻著称，先后要过笔试、作文、口试3道关卡，考试的题量之大超过了司法考试，被誉为法大“诺贝尔奖”。第一轮一共150多道选择题，时间4个小时，既考学生的专业，也考意志和韧性，甚至还考体力。第三轮的口试，对学生的考验也很大，有一位学生被口试老师连珠炮般的问题折磨得头晕目眩，扶着墙出来，摇摇晃晃张着大嘴走路。他的牙极白，远远看去，江平以为他口吐白沫了，赶紧上前扶他。

曾经也有老师建议江平稍微降低下考试的强度、难度，免得让学生们太受煎熬，但被江平拒绝了。他认为，这样的考试设计检验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够通过这三轮测试，可以说能力素质是非常全面的，将来也一定能够在法律工作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奖学金也给了学生们展现自我的舞台，在2006年的颁奖典礼上，张笑滔公开向暗恋对象大胆表白，引发全场轰动，成为“江奖”的“名场面”。

在90岁生日时，江平为“江奖”捐款500万元，并承诺在身故后再捐500万元。2023年4月，江平不顾病躯，坐着轮椅亲自出席第23届“江奖”颁奖礼，阐述了关于两个法律概念的翻译问题，并勉励学生们继续学好民商法。现在已经有10所高校参与到“江奖”评选，张笑滔作为江平慈善信托受托人代表参会，不知道他看到那些青春洋溢的面孔，会不会想起当年“江奖”给予他的表白勇气？

人到老年，要不要留一份回忆录，给自己的学术人生打个结，是江平纠结很久的问题。法大领导认为切身经历中国法制建设历程的人不多了，一直鼓励他好好写下来，并安排了一位学法制史的博士做他的助手。经过两年多的采访，江平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于2010年出版。江平也是如释重负，认为自己能够留给人间的，也就一本自传、一本诗词集、两本“呐喊”而已。很多年轻的学子，也通过这本书了解到这位法治老人的磨难与坚守、坎坷与奋斗、荣耀与屈辱。

江平自述

江平的爱好较多，除了古典音乐、京剧以外，足球是他维系一生的热爱。每当谈论足球，他就会流露出少年般的欣喜神态，并狂热支持着自己心仪的球队。2002年时，他曾去韩国，现场观看中国队对阵哥斯达黎加的比赛，并为中国队一分未得的结果耿耿于怀。北京奥运会期间，他赴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半决赛，之后又到了鸟巢看了一场国际米兰与拉齐奥的对阵，大呼过瘾。80多岁时，他还会定闹钟，半夜起来看球赛，跟踪国际米兰的最新战绩。

江平还非常喜欢狗。活泼可爱的小狗，缓解了他紧张的工作压力，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每天晚上，他都要带着狗一起睡觉，情同父子。早晨7点，江平就准时起床，出去遛狗。有一只养了十多年的狗去世了，他还伤心了很久。

2008年，一次中风让年近八旬的江平放慢了脚步。这次住院一共两个多月，其中有半个多月时间，他的语言功能受到了限制，虽然内心非常清楚，但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对于把教师作为终身职业的江平来说，这种打击是非常大的，也吓坏了众多学生。好在手术比较成功，他的语言功能慢慢恢复。经历这次病痛，他终于接受了现实，无奈地发出“保命第一，真是老了”的感慨。自此，他的社会活动数量有所压减。

江平和老伴崔琦，以及女儿江帆，在北京南四环一幢普通民居内度过了十多年平静的生活，有一个保姆一直照顾着他们。女儿因为身体略有残疾，一直没有出嫁成家，这也成了老两口的一丝遗憾。直到保姆去世后，江平才入住养老院，虽然这里的条件不错，但他还是觉得这里不太像家，还是想回去。家里的过道上，写有“忘忧”两个大字，那就是他豁达开朗的人生态度。

2023年7月，崔琦因病去世，结束了两人五十六年的婚姻长跑。在告别仪式上，江平回忆起当年生活困难时，妻子想方设法操持家务的场景，不由得潸然泪下。“我这一辈子感觉到很满足，对你表示衷心的怀念和永远的感情。”这是江平对妻子最后的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