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三国的星空》对《短歌行》的误读误用
——兼论《短歌行》非求贤之作
本文不评价《三国的星空》对曹操角色的设定，只讨论其对《短歌行》的引用。按一般教学进度，10月高一学生正要学习《短歌行》。无论您是否同意本文观点，都可以拿影片来或正或反地作课堂讨论的引子。
影片有两次引用《短歌行》的首四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第一次是曹操在酸枣出击董卓军大败，死里逃生后在阵亡将士的坟前念出这四句，以表达哀悼之情。
第二次是官渡之战前曹操赴袁绍宴请，袁绍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劝曹操享受诗酒年华，而放弃与自己争权，曹操回应：“’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那是感叹阵亡将士去世太早。”
影片为了塑造曹操的正面形象，把曹操历史上的一切言行都往忧国忧民、忠君爱兵上去靠。台词和情节可以编造，但《短歌行》这种写定的文本则如金石，可能遭磨灭但决不可移易。
孤立地看“譬如朝露”，确实可以泛化理解为人寿短暂。但上句“人生几何”是就常态的人寿而论的，不是指战死这种死于非命、未尽天年的情况。下句“去日苦多”，是说作者（曹操）苦（悲哀）于逝去的日子已多。战死将士的去日等于其人生的总长，如果去日已多，岂不是自认为活够了？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必须连贯起来理解：人生就如早晨的露水般短暂，逝去的日子已多，将来能对酒当歌的日子显然更少，这让人悲伤。
所以，影片如果单用“譬如朝露”哀悼阵亡将士，还算断章取义得有理，但现在让曹操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那是感叹阵亡将士去世太早”，就完全不通了。
至于在阵亡将士的坟前念出四句诗，更是莫名其妙。坟前无歌无酒，阵亡将士生前亦无歌酒享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用不到他们身上。
影片也有用对《短歌行》的地方。袁曹酒会上，袁绍引用“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炫耀自己的财富权势，又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示对曹操结好（臣服）自己的期待，曹操引用“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把与袁绍的友好关系诉诸过去（将未来悬置），都算不错。
影片始终未引《短歌行》全诗，但难免让人误会《短歌行》作于官渡之战前，甚至作于酸枣战败后。这种误会必须澄清。
《短歌行》的创作时间确实存在争议。《三国演义》说曹操在赤壁之战前的酒宴上即兴创作此诗，固然是小说家虚设的情境，但在时间线上大致不差。因为诗歌结尾“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壮语只能发自权倾天下者之口。官渡之战前曹操仅有兖州和徐州，是不足以自称“周公”的。
讨董时的曹操更不可能自称“周公”。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作《述志令》（又名《让县自明本志令》），说自己早年“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受封“曹侯”是他破黄巾时的目标，讨董时大致亦然。
由“曹侯”而“周公”，是伴随权势扩大而带来的自我定位的变化。
定位的提升，带来的不一定总是兴奋，也可能是忧惧。“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未篡时。”（白居易《放言》）周公尽心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但政敌在列国间散布流言，说周公欺侮幼主，图谋篡位。曹操也被时人指为王莽，周瑜就说过：“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军事上的占领并不等于人心上的收服。曹操需要一个名义来让自己的权势有一个立足点，以获得所作所为的合理性。
现存曹操《短歌行》有两首，其一即课本所收，结尾定位于“周公”。曹操“吐哺”是作出一种勤于王事的姿态，通过角色扮演代入历史人物，让天下人认可其地位。“天下归心”出自《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政治文章做在“灭国”“绝世”“逸民”上，读者是“天下之民”。同样的，“周公吐哺”是为求贤，曹操“吐哺”却是把求贤的文章做给天下人看，为了“天下归心”。
另一首《短歌行》评说三位史上的实质掌权者：
《短歌行（其二）》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修奉贡献，臣节不隆。
崇侯谗之，是以拘系。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
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
犹奉事殷，论叙其美。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一匡天下，不以兵车。
正而不谲，其德传称。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
赐与庙胙，命无下拜。
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
受赐圭瓒，秬鬯彤弓，
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
威服诸侯，师之所尊。
八方闻之，名亚齐桓。
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
“周西伯昌”三分天下有其二，仍守臣节；齐桓公九合诸侯，仍畏惧周天子之威；“晋文亦霸，躬奉天王”，但“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晋文公与诸侯在温（河阳）会盟，想率诸侯朝见周襄王，因为担心诸侯不服从，就派人把周襄王召到河阳来接受诸侯朝见，又因为以臣召君不合适，就假称周襄王是为巡狩而来的河阳。这种谲诈的行为是为尊重天子的权威，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舆论哗然，后世议论纷纷。曹操所忧惧的正是这种“纷葩”。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曹操此时需要的不仅是“丞相”这种政治体系中的名分，还有“周公”“周西伯昌”和“齐桓”这样正面的、已有历史定论的、可供自己参照和他人类比的名义。这是政治统治的需要，也是自我安慰的必要。
但这个让自己安心的“名”（定位）仍是随主客观情势变动的。到曹操快死前的几个月，孙权劝曹操做皇帝，曹操的臣下也借机劝进，曹操却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即“周西伯昌”，但不等于“周西伯昌”。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历史的发展把曹操推到了不曾有先例的境地，不见轨道，只有虚空。他的人生难题不是如何踏尽阶梯，而是如何安稳停歇。从尊奉天子的“侯”“伯”，到开启新朝的“王”，曹操是否找到了可以安稳停歇的枝头——那个他所期待的历史定位？还是说，他用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创造了中国政治生态中的一个新定位点，叫“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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