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遗址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 7000—5200 年，遗址中出土的老珠子，承载着当时先民的工艺水平与审美取向，是研究早期手工业与文化的重要实物。
河姆渡玉璜和玉玦
从材质与形制来看，河姆渡珠子品类丰富。有用于束发且刻有花纹的骨笄，也有圆环开口形制的玦，这种玦的使用跨度极大，早可追溯至 8000 年前的北方兴隆洼文化，晚能延续到春秋战国的中原文化，甚至南亚部分岛国至今仍保留着佩戴玉石耳玦的习俗。此外，虎、熊、野猪等兽牙被穿成项饰，半透明、硬度较低且易加工的萤石与滑石，则常被制成璜、管及珠子。这些珠子多为桶状，直径 1-3 厘米，形制规整、表面抛光细腻，因长期穿戴甚至多代传递，内孔经绳子反复摩擦，光洁度远超表面。
河姆渡遗址出土玉珠
当时尚未出现专业化工匠阶层，珠子由村寨中的兼职手工艺人制作，且与同时期黄河流域类似，社会等级分化不明显，珠子佩戴无身份限制。但受限于材料获取难度与制作工艺复杂度，成品珠子价值较高。在珠子制作中，打孔是难度最高的环节，河姆渡人主要采用实心钻与管钻两种方式。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尖头石钻，长6.9厘米，塔山遗址出土。石钻上留有弓弦驱动的痕迹，说明河姆渡人已经掌握了非常有效的驱动方法。一般情况下，钻具的硬度需超过待加工的材料的硬度才能在材料上造成打孔，河姆渡人的石钻可能是用于加工硬度低于石材的木材和皮革等材质，浙江省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实心钻多用于萤石珠子打孔。虽未发现完整的实心钻头及配套装置，但结合河姆渡人擅长制作骨制品（如精致磨制的骨针）的特点，可推测他们可能以动物骨、牙为原料制作钻头,动物骨、牙成分为羟基磷灰石，密度达 3.1，硬度达摩斯 5 度，且韧性优良，将其固定在木棍一端即可形成钻具。打孔时，先民以弓弦驱动钻具，借助石英砂作为研磨介质，将珠子固定在木板凹槽制成的简易夹具上操作。从出土的半成品可见，实心钻研磨的孔呈喇叭口状，孔壁光滑无螺旋纹但留有粗颗粒研磨痕，底部为圆滑环状底。彼时珠子多取桶状形制，核心原因是其比正圆珠更易加工，适配新石器时代早期个体手工劳动的条件；而需 “切角倒棱” 工艺、制作难度更高的正圆珠，要到 2000 年后的良渚文化才出现。
河姆渡遗址出土玉块、玉珠的半成品。均为萤石，灰白色。从残留在珠子半成品上的痕迹看，孔的底部呈环形弧底，孔壁有研磨痕，应该是实心钻借助比较细致的石英砂的摩擦力造成的打孔。浙江省博物馆藏。
管钻法则主要用于孔径较大的器物，如璜、鸟形器及玉石玦。因当时无金属加工技术，空心管钻推测为就地取材的天然竹管，口径较小的可能是动物骨管，可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直径。管钻的优势在于工作接触面小，能减少切削阻力、加快钻孔速度。从部分出土器物来看，璜、鸟形器及玉石玦的内弧、外弧上，可见垂直或呈一定角度的两面对钻痕迹，孔壁斜直且常带螺旋纹，无论是器形较大的玉玦内沿，还是器形较小的玉玦内外沿，多依赖管钻技术加工。
钻木取火的发明很可能启发了给珠子打孔的技术。从简单地使用双手搓捻木棍到使用绳索驱动钻具，先民们是在钻木取火的长期实践中发现了用兽皮制成的绳索或者其他耐磨的植物纤维来带动钻具的可能性，这种发明是否也启发了弓箭的发明也未可知。实际上这种装置也是数千年沿用至近代的中国木工钻的前身。简单易行的装置一经发明，历经千年不衰，使用绳索驱动钻具的打孔方式与木工钻一样，几乎延续到现代。
河姆渡人创造的实心钻与管钻技术，不仅解决了当时珠子及各类器物的打孔难题，更成为后世珠子打孔工艺的基础模式。这些老珠子虽无复杂装饰，却以实用的工艺、质朴的形制，展现了早期先民驾驭工具、改造材料的能力，也为研究中国早期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清晰的实物线索。
制作珠子的原始工艺。明代的《天工开物》和清代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澄渊绘制的《玉作图》，都显示有专门用于打孔的半机械装置，上有固定珠子(和玉件)的夹具和对钻具施加压力的装置。而驱动钻具的弦弓仍是人工操作。由于河姆渡时期还没有专门化的珠子匠人和行业分工，很可能使用的是更方便的打孔装置。事实上，一些简单有效的制作办法至今仍旧在印度民间和非洲一些部族中使用，这些办法和装置可能更接近原始的珠子制作工艺。1.打孔。将有待打孔的珠子卡在木板或木条的人工凹槽内固定住，可以先在珠子需要打孔的部位小心地敲击出一个小坑以固定钻头位置，一只手拉动弓弦驱动钻具以造成打孔。实际上，直到现在非洲和印度等一些地方的家庭手工仍旧在使用这种古老却简单有效的钻具。2.抛光。将珠子卡在木棍上的凹槽内，两手握住木棍的两端，将珠子在一只大竹管上来回摩擦直到产生预期的抛光效果。大竹管上也可以附着兽皮以加强抛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