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康博物馆的二楼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件略显残破的青铜器皿。它敛口鼓腹、圆底残足，青铜表面的绿锈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内底93个古朴的钟鼎文却如惊雷般，揭开了一段被史籍遗忘的西周往事。
这件文物便是被誉为“安康镇馆之宝”的史密簋，它不仅是商周青铜礼器的典型代表，更是连接三千年前西周王朝与今日安康的历史纽带，每一道纹路、每一个铭文，都藏着不为人知的传奇。
簋，作为商周时期贵族专属的青铜重器，最初的功能其实颇为“日常”——盛放主食，相当于如今的大碗。只因当时贵族饮食规模宏大，簋的容量也远超普通食器。
而到了周朝，随着礼乐制度的完善，簋从“食器”升级为“礼器”，成为贵族祭祀、宴饮与随葬的重要器物，其使用规则更是严格到与身份等级绑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层级分明，绝不容许越级。这种“明贵贱，辨等列”的制度，让青铜簋成为西周社会等级秩序的直观体现，而史密簋，便是这一制度下的珍贵遗存。
1986年，安康汉江边的王家坝，一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无意间从土里挖出了这件“怪东西”。它浑身裹泥，形状酷似古代头盔，村民看不出稀奇，便随手放在门前，当作了喂鸡的盆子。
谁也想不到，这个沾满鸡食残渣的“破铜盆”，竟是距今约3000年的西周青铜重器，内底的铭文更是记载着一场改变东方格局的重要战役。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87年冬天。时任安康博物馆馆长的李启良，在同事家中看到了一张描摹着篆字的纸片。作为深耕安康文史多年的专家，李启良一眼便认出，纸片上的文字笔画古朴遒劲，与商周时期流行的钟鼎文高度相似。追问之下才得知，这些文字源自一件流落在安康民间的青铜器。多年来，安康从未出土过有如此多铭文的青铜器，李启良敏锐地意识到这件文物的价值，立刻让同事追寻线索，可遗憾的是，线索很快中断，寻宝之事暂时搁置。
直到1988年10月，一封来自省文物局的转信，让这件宝物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信中提到，安康早阳乡有位农民持有一件带大量文字的青铜器，虽写信人地址不详，但李启良立刻联想到前一年那张篆字纸片——这大概率是同一件文物！他当即协调早阳乡政府多方排查，终于找到了文物持有者。
初次见面时，持有者透露，这件器物是他从其他村民手中购得，此前已有多位专家看过，确认绝非普通古物。约定次日在持有者舅舅周老汉家看货时，李启良与同事终于见到了这件梦寐以求的青铜簋：底座残损，口沿与圈足有破缺，铭文部位被砂纸轻度打磨过，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看着内底密密麻麻的铭文，李启良心中激动不已——这不仅是一件西周青铜礼器，更可能是填补历史空白的“活史料”。
经过一整天的耐心沟通，李启良向持有者详细讲解了文物的历史价值与保护意义，最终说服对方将这件国宝交给国家。
此后，史密簋被陕西历史博物馆借展多年，如今终于回归安康，成为安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静静向世人展示它的故事。
让史密簋真正“名震学界”的，是内底那93字铭文。
铭文开篇便记载：“惟十又二月，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啟南夷。’”寥寥数语，揭开了西周时期一场重要的东征战役——周天子命令师俗与史密两位将帅，领兵征讨叛乱的南夷部落。当时，卢、虎两族联合杞夷、舟夷等部落，大举进攻东国，周军兵分两路：师俗率领齐师与遂人从左侧攻打“长必”，史密则率领族人、莱伯与夷周从右侧夹击，最终俘获百人，大获全胜。战后，史密为纪念这场光宗耀祖的胜利，也为告慰已故的父亲“乙伯”，特意铸造了这件青铜簋，将战役经过铭刻于内底，作为祭祀父亲的礼器。
这段铭文的价值，在于它弥补了史籍的空白。此前，关于西周时期这次东征南夷的战役，史书并无记载，史密簋的铭文不仅证实了战役的存在，更详细记录了统帅、兵力部署与战果，为研究西周军事制度、民族关系提供了一手资料。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正是根据铭文内容，确定了这件簋的主人是“史密”，并将其命名为“史密簋”。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浮出水面：史密的身份是“史官”，掌管王室的官书图籍，为何会领兵打仗？
这背后，藏着西周时期的社会制度密码。商周时期仍处于奴隶社会，普通平民只有名无姓，贵族则多以国名或官职为姓。史密姓“史”，源于他“史官”的官职；而与他一同领兵的师俗姓“师”，则因“师”是西周最高军事单位——当时周王室的军队仅有“西六师”与“殷八师”共14个师，每个师约2500人，全部由周天子的宗亲或亲信掌管。师俗能掌管一师，爵位至少是侯爵，而史密能与他并列领兵，说明其爵位不低，且深受周天子信任。
更令人惊讶的是，专家考证发现，史密还是当时安康巴人虎族的统治者。作为巴人部落的首领，他同时在周王室担任史官，这种“双重身份”，既体现了西周王朝对边疆部落的管控策略，也说明安康在当时已是周王朝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密“能文能武”的形象也愈发清晰：坐在案前，他是掌管典籍的史官，记录王朝兴衰；跨上战马，他是领兵作战的将帅，保卫家国安宁。
如今，当人们站在安康博物馆的史密簋前，看着它残破的缺口，总会觉得那缺口像一个淡淡的微笑——历经三千年风雨，它从西周的祭祀礼器，变成田间的喂鸡盆，再到博物馆的国宝，命运跌宕却始终未被遗忘。
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它的发现者与研究者李启良，身份也是“史官”（博物馆馆长本质上是当代文史研究者与记录者）。一位三千年前的史官，用青铜与铭文记录自己的功绩；一位当代“史官”，用专业与执着让这段历史重见天日。两个跨越千年的“史官”，因一件青铜簋产生交集，为这件国宝增添了更多人文温度。
史密簋的故事，远不止是一件文物的发现史，更是安康与西周王朝深度绑定的历史见证。它告诉我们，三千年前的安康，并非偏远蛮荒之地，而是与周王室紧密相连的边疆要地；巴人部落与中原王朝的交融，早已在青铜铭文里留下印记。
如今，这件青铜重器静静矗立在博物馆中，破损的缺口里藏着岁月的故事，古朴的铭文间闪耀着历史的光芒，迎接着每一位前来探寻的游客，将这段跨越三千年的传奇，继续讲述下去。
在安康博物馆的二楼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件略显残破的青铜器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