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一

1948年3月，《大众文艺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在香港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的纲领性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将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等“为艺术而艺术论”，徐仲年的“唯生主义文艺论”与“文艺再革命论”，顾一樵的“文艺的复兴论”，以及“易君左、萧乾、张道藩之流一切莫名其妙的怪论”视为统一战线之外、配合国民党“戡乱”的“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1]同辑的第二篇文章即著名的《斥反动文艺》。郭沫若在文中进一步挑明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人才是重点批判对象，且分别给予他们红、蓝、黑三种颜色。在被批判的文人中，沈从文首当其冲。

《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3月

沈从文被选为“反动文艺”首个代表的理由有二。一是写作《看虹录》《摘星录》的“文字上的春宫”。二是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全中国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2]

关于“看虹摘星”的写作问题，许杰在1945年前后便有评论。[3]针对《摘星录》，他说“为了抗战，为了民族，也为了文艺，谁能对这不正确的意识加以无情的批判呢？我真在等待着”。[4]对于《看虹录》，他则直言是色情文学。[5]1947年3月，郭沫若在为上海《文汇报》副刊《新文艺》撰写发刊词时，也曾将“看虹摘星”视为脱离了人民本位的堕落文艺的代表：“旧式的‘剧秦美新’是堕落，新式的‘看虹摘星’是更悲惨的堕落。那样的作品虽然冒充过，或冒充着‘纯文艺’的佳名，其实那是最溷杂的排洩，不必说到纯不纯，根本就不是文艺。”[6]可见郭沫若对“看虹摘星”也早有定论，他直接将之逐出文苑。虽然郭沫若称沈从文为“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未必掺杂了对沈从文的私生活问题的评价，但“看虹摘星”妨碍抗战与渲染色情，应是左翼文人的共识。因而郭沫若无须太多思考就能列出沈从文这条“蛊惑读者”的证据，以致于将之错记为“看云摘星”。

郭沫若：《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刊载于《文汇报》副刊《新文艺》1947年第4期

所谓“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则指向沈从文抗战以来应和“与抗战无关”论与“反对作家从政”等文坛实践。这关涉沈从文对于新文学发展的观察与理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学态度、主张诸问题。因此，在勘察沈从文为何被斥为“反动文艺”代表性人物时，有必要先对沈从文与批判者在文学层面上的交锋作一历史勾稽。

沈从文支持“与抗战无关”论，乃至“反对作家从政”，乃理所固然。他在抗战前夕批评文坛上的“差不多”现象。更早些时，他以《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将他作为“文学者”的严肃文学态度推向文坛，呼吁刈除“海派”之风。他同时又自称“乡下人”，作为“海派”的对立面。批判“海派”与“反差不多”的主要对话对象都是左翼文人。[7]他1939年刊文批评战时重庆与昆明的读书人纷纷参加政治活动、晋升为“文化人”的现象，[8]也主要针对左翼文人。因此，“反对作家从政”，不过是在批判“海派”与“反差不多”的延长线上。1940年以来，沈从文接连发表《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等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自1930年前后起一直关切的“海派”问题获得了完整的论述：先“商业化”，而后“政治化”。于是把文学运动从“商场”与“官场”中解放出来，成为了沈从文著文立说的重要展开面。[9]

沈从文之参加《战国策》，“希望重建一观念”，[10]正为此。他强调当前亟需一种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在作品中输入一个健康雄强的人生观”。[11]同刊于《战国策》的《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一文所展现的则是他作为一名新文学作家、新文学教师对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深挚认同与执拗坚守。他在文中点名批评了浙江大学至今不许学生写白话文。[12]对此，吴宓在1940年4月24日日记中写道：“原允为《战国策》撰稿，顷见其中沈从文诋毁文言及浙大之文，而恶之。遂止。”[13]1944年1月23日又记：“今晨读《中央日报》沈从文撰社论，力斥文言而尊白话，甚痛愤。认为亡国灭种罪大祸极。”[14]在新文学阵营之外，吴宓对于沈从文的看法或不无代表性。

1943年的《“文艺政策”探讨》是沈从文在张道藩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后主动参与讨论的文章。他在文中直接批评了由郭沫若领导的负责战时文化工作的第三厅，有主事者“若能力有限，眼光又并不高，注意点极狭小”，“只在表面上装点一下，出几个刊物，办两份报纸，插一下老朋友小伙计”云云。[15]这大概很是招惹了郭沫若。后者指出，沈先生或是一片好意，但认为作家努力参加动员工作是“从政”，则不免是超出了误解范畴的污蔑。[16]1947年，沈从文建言政府扶持新书业与作家，说及创造社当年是因不满文学研究会的压迫，并感到出版压力，才自办出版，最后因经济转手不及而失败。[17]对此，郭沫若不再克制。他强调此文与沈从文的其他一切文字一样，都是有问题的。他不认同沈从文将书业的不振或作家的受罪归于商业问题，而认为应归于“今天是焚书不必用火，坑儒不必挖土的时代”，沈从文对此熟视无睹，“极尽了帮闲的能事，一面做掩饰工作，一面做离间工作”。他还以当事人的身份强调创造社出版部的最后倒闭不是因为经济，而是政治的压迫，沈从文“充一个文坛长老而捏造事实，蒙蔽真相，那明明是一种犯罪，而且是拙劣的犯罪”。[18]这可看作在《斥反动文艺》之前郭沫若对于沈从文之主动批评的一次集中回击。

沈从文：《“文艺政策”探讨》，刊载于《文艺先锋》，1943年第2卷第1期

沈从文之往往主动谈论郭沫若或创造社，实际上与其念兹在兹的“海派”问题相关。他最早正面批评郭沫若或创造社是在1930年发表的《论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在全面论述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宏文《论中国创作小说》中，他将“五四”以来的小说创作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北方的“人生文学”，二是1924年以后文坛重心南移后，以创造社为代表的上海的“海派文学”。[19]在他看来，以创造社为代表的上海文坛继承了“礼拜六”者流的低级趣味，是新文学运势由健康转为堕落的转捩点。创造社在沈从文的“海派”论述中的结构性位置其实早已决定了他与郭沫若的关系。既往谈论沈从文与郭沫若的关系的研究文章虽不可谓不深入，但未能指出这一关键。[20]

沈从文批判“海派”、挑起“反差不多运动”、附和“与抗战无关”论、“反对作家从政”，当是出于他作为一名纯粹文学者对于新文学前途的执拗守护，同时也是他以“乡下人”自居的性情及姿态使然。抗战阶段，他写作了《一种态度》《真俗人与假道学》《读书人的赌博》《狂论知识阶级》《明天的“子曰”怎么办》等文，对他眼中战时读书人计较琐碎得失、思想贫瘠、毫无生气的生活状态有不少批评。《真俗人与假道学》说真俗人不易得，装模作样的假道学却很多。此文刊出后，沈从文自记，“熟人多以为被骂，不熟人更多以为被骂。读书人事，大抵如此。思想矜持，情感琐碎，规矩忌讳，多而又多”。[21]对此，钱锺书讽刺沈从文喜当“人类的义务导师”，“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22]后来他又在小说《猫》中以曹世昌影射沈从文，说后者“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对知识阶层怀有“一肚子的忌妬，愤恨，鄙夷”。[23]钱锺书对沈从文的批评虽尖刻，或也代表了部分知识人对沈从文的看法。林蒲回忆，沈从文在昆明时期“拿起了严格的批评的尺度，向社会上各种不良的意图与倾向，不管来自左的或来自右的，都给予无情的打击。结果，沈先生便受到了左的或右的打击”。[24]这应是准确的。

抗战胜利前后，沈从文接连发表《读书人对政治的态度》《我们用什么来迎接胜利》《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一种新的文学观》等文。这些文章的问题关切在于战后文学重造、人的重造与国家重造，这对于沈从文而言是一以贯之的。不同的是，在国共关系尚未明朗化、具体化的1945年前后，昆明、重庆等地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政治活动异常活跃，故这些文章多以民盟为潜在对话对象。[25]他说：“明日的国是会议，若只是从局面独占到势力平分的空气下进行，凡所谓无党无派的被派参加，或小党小派的热中竞争参加，点缀两大之间，则这种人的工作，将只能作成一件事：即认可不合理现实，并热心支持，而换来个人一种抽象身份，一点地位。对国家进步，民主运动，实毫无贡献可言。”[26]沈从文对于国共之外的政治实践之态度甚是显豁。他还说当重庆让人失望之时，昆明也未必值得期待。所谓民主的温室，也可长出“臭草与香花”与“带刺的仙人掌，和栖息于这种植物间的色彩斑斓的有毒蜘蛛”。[27]沈从文坚信，国家的重造在于人的重造，而非政治的重造，而人的重造有赖于人文艺术与物化电农等两方面专家的合力，这是他与民盟的根本分歧。

这些文章发表后很快就遭到否定。1945年5月24、25日，《扫荡报》上有《沈从文的“政治观”》一文，针对的正是沈从文5月5日在《观察报·生活风》上发表的《读书人对政治的态度》。此文批判沈从文关于性与政治的比附，固然是抓准了沈从文在表述上的某些不妥当处，但对于沈从文的人身攻击亦不少。[28]高克奇1946年11月发表的《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重造”论》也是一篇批判之文。高克奇原名张尚琼，是中共党员，写作本文时，正担任由民盟中央委员邓初民主编的重庆《唯民周刊》的编辑，常在民盟机关报《民主》周刊上刊文，因而他的观点颇能代表民盟的意见。此文开篇则说“’新的文学观’，乃是从坟墓里挖起来的僵尸，不过在’为文学而文学’的旧长袍上加套一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重造’的新马褂，如斯而已”。而后几乎逐句批判沈从文的《一种新的文学观》，否定后者非政治化的文学主张，并判定“沈从文将永远寂寞下去”。他在文中还提及《大公报》记者彭子冈采访复员北平的沈从文所写的记者札记《沈从文在北平》，借助沈从文在文中对丁玲等人的评点来批判沈从文。[29]《沈从文在北平》自1946年9月3日起先后刊于天津、上海两版的《大公报》与《大公晚报》，后被他人改装，以《沈从文论作家》为题刊于11月13日的《侨声报》。对此，沈从文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四个月来，一大堆访问记，都从莫名其妙情形中转成上海报刊资料，如说巴金不问国事，如说西谛，如说凤子，断章傅会，都成瞎说。到之琳来，方知道还多为《侨声报》故意大大转载。又这里一某某，又说我提拔的萧乾如何如何，我想生平从不如此说，怎么会有这类语气？现在方知道原来是属于民盟一方的玩意儿。”[30]

为正面回应此前被人批评不懂“现实”的言论，沈从文写了《从现实学习》[31]一文。这是沈从文复员北平后在其主持的文学副刊上所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论。沈从文全面梳理了自己从湘西到北京、辗转上海武汉青岛、重回北平、战时在昆明、战后复员北平五段经历，即“一个乡下人如何从现实学习，而终于仿佛与现实脱节”的前半生。文章还集中表达了他对于新文学发展、民主政治运动、战后国家重造诸多方面的见解。尤其是因他在文中针对闻一多之死有“终又因而为愚人一击毁去”的淡然说法，招致了群体性的批判。最有代表性的批判来自闻一多的学生王康所写的《沈从文批判——这叫做从现实学习吗？》。王康认为：沈从文在抗战八年里逐渐走向时代和大众的对立面，为时代所遗弃。他说自己在杨墨并行的时代无所依归，其实是有的，他在昆明是“战国派”。他在文艺上反对作家与政治联系，是故作清高。他怨恨文学与商业关联，其实他自述的第二阶段就是与商业结盟。他不认同杂文在“九·一八”以后的价值，故意分出南北文坛。他对于昆明民主运动有很多令人不能忍受的污蔑。昆明是民主的圣地，“一二·一”青年倒下后，还有第一流的学者闻一多与李公朴的鲜血，他误解了各种事件的真相，这难道不是脱离现实？他把闻一多的死只写为遭受“愚人一击”，轻视闻一多对民主运动的贡献，极尽讨好当局之能事。[32]

其实沈从文与闻一多在此之前一直有不错的交谊。他曾对闻一多《死水》等新诗创作推崇至极，认为《死水》不是“热闹”的诗，然而“是近年来一本标准诗歌”。[33]闻一多也认为沈从文的评价“没有偏见的说中了我的价值和限度”。[34]大概是因为曾对闻一多的“寂寞”赞赏有加，沈从文才不能同意他后来的“热闹”。闻一多参加政治活动后，对沈从文的看法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程应鏐与沈从文、闻一多均相熟，后在思想上逐渐倾向于闻，并在1946年4月加入民盟。1945年他受沈从文的推荐编辑《观察报·新希望》副刊，但闻不赞成他编这种脱离政治的刊物，认为沈在思想上无进步。[35]在沈从文看来，他对于民盟的态度与他此前“反对作家从政”概别无二致，但在民主活动空前高涨的战后，他的言论显得异常特殊。由于当时民盟在整体上支持共产党所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沈从文对于民盟的态度，自是很难为左翼文化人所容。因此，继王康之后，左翼文化人对沈从文的批判接踵而至。

1946年12月30日，文协总会在上海举行辞年晚会，检讨文艺界四种不良倾向。第一种即是以沈从文代表的“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36]1947年1月1日，具有共产党背景的杂志《文萃》上有叶以群批判《从现实学习》的文章。叶以群将《从现实学习》与《沈从文论作家》勾连起来，称看了前文才终于相信沈从文在后文中关于郭沫若等人言论，认为沈从文拾了最反动的“政治家”的牙慧，将昆明的民主热潮诬为“少数人领导欲要寻找出路”，他对闻一多之死的态度，暴露了他是高明政客的真实面目。[37]林默涵说，《从现实学习》和昆明中央社污蔑民主运动的电讯无差别，关麟征、陈立夫准会感谢沈从文为他们舐净了手上的血污。[38]

1947年2月，沈从文在北平回复李霖灿、李晨岚两人的信中说：“在这里一切还好，只远远的从文坛消息上知道有上海作家在扫荡沈从文而已。想必扫荡得极热闹。惟事实上已扫荡了二十年，换了三四代人了。好些人是从极左到右，又有些人从右到左的，有些人又从官到商，从商转政，又政又官，旋转了许多次的。”对此，他的回答还很强硬：“我还是我。”[39]实际上，又岂止是上海文坛，在沈从文没看到的香港《华商报》上也有一大批批判文章。1947年1月10日郭沫若先在《路边谈话》中重提由沈从文挑起的京海派问题，并说“今天的新京派则是超级海派，他们是把地主式与买办式合而为一了”。[40]继而在《新缪斯九神礼赞》中又频频提及“向我摇头”“我的现实”“温室中”等关于沈从文的今典，将沈从文置于他要礼赞的诸神的对立面上。[41]洪遒除了批判《从现实学习》外，还将《看虹录》拉在一起。他认为沈发表《看虹录》时湘桂战争即将打响，也就是到了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发表《从现实学习》时是国民党国民大会正要开幕，胡适即将上台，反民主与民主斗争最紧张尖锐的时候。可见他不仅在对外抗战的时候，而且在内战的时候，都在读者中起着毒素作用，不要相信他是个“乡下人”。[42]2月5日有承接上文的文昭的《沈从文其人》与梁进的《“乡下人吗”？》。林默涵的《“清高”与“寂寞”》是先刊于《华商报》，再刊于《新华日报》的。《群众》周刊上也有针对《从现实学习》的批判文章，说沈从文是在为独裁政治加以掩饰，真不知能否找到“第二个更好的独裁者的帮凶了”。[4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几乎是《斥反动文艺》的预演了。

针对当时左翼对沈从文“痛加挞伐”的现象，李健吾也曾指出其好友的某些不足：“沈从文反对’杂文’，而好写’杂论’，好为人师，是其一大弱点。又好薰染道听言辞，行之于文，紧张而实空泛。十年来又少坚实作品，生命之光辉遂见暗淡。但沈从文十馀年来仍是一个穷光蛋，从不假冒为善，此点虽’左翼’不如。”[44]李健吾在肯定沈从文“从不假冒为善”之外，也点出了后者好辩、好为人师等容易招惹是非的性格特点，这评价是的当的。

针对王康的批判，沈从文写了四篇小文以回应，但未写完，最终亦未发表，现以《政治与文学》为总题被收入《沈从文全集》。不过沈从文当时又将《读书人对政治的态度》扩充为《性与政治》，1947年4月16日刊于北平《知识与生活》，5月16日又刊于《论语》第129期，或可视为回应文章一种。沈从文同年10月发表的《一种新希望》所否定的“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主要指民盟，[45]浑然不觉山雨欲来风满楼。

二

1947年3月22日，作为主编的沈从文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报》上刊发了署名为“灼人”的年轻作者的数首新诗。沈从文对来稿作了修改，刊发时还写了一封给“灼人”的《新废邮存底》。他在信中指出“灼人”的诗作有“文字处理不足还副思想所欲达到程度”的问题，并建言从古典诗歌、新语体文中有会于心，重新融合。他还批评了诗作如“时下诗人”一样多用“然而”“但是”“呀”“啊”“呢”等虚词、助词的文法，强调“诗必需是诗，征服读者不是强迫性而近于自然皈依”。[46]“灼人”3月25日致信沈从文，对沈的新诗观点作了反驳。他认为沈从文对“时下诗人”有偏见，说在沈从文所推荐的诗人中，除了艾青、何其芳，其馀如徐志摩、卞之琳等都已不看了。这些诗人的作品，包括沈从文在《文学周刊》《星期文艺》等文学副刊上编发的新诗，还停留在战前阶段，它们即使有现实的内容，在形式上仍未摆脱传统的格式。诗之所以为诗的首要条件“就是要使读者感动”。对于沈从文代为删去诗中虚词衬字的做法，他认为更是不妥：“一首诗是作者主观意志的燃烧，情绪与思想混合着闪现出来，由深底向表面激动，每一个虚词都助成它激动程度的深浅以及情绪显现的完整。”[47]他所举出的例子是孙钿、绿原、彭燕郊等七月派的诗作。沈从文当天收到来信，并写了回信，而后连带来信一并寄回。他强调删诗是编者的职责，且颇为强硬地回应：“你若写诗，无妨把这个信和你自己的保留下来，十年二十年后，或者还有用处”。[48]4月21日，“灼人”将两人的信一并披露于《清华周刊·清华文艺》上。

1947年9月，朱谷怀在《泥土》第4期上发表了《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一文，题目很是夺人眼球。作者开篇即说“北方几个较大报纸的文艺副刊为沈从文所主编或代编的事实，很早就听人说过，他身边成日围绕着一群喽啰们怎样在自吹自擂的情形，我也是略略知道一些的”。接着说及沈从文与“灼人”的争论，且为“灼人”鸣不平，可见本文是朱谷怀看到沈从文与“灼人”的通信后才写作的，其目的是要批判与“时下诗人”相对的作者。朱谷怀先是称沈从文为“一个有意无意将灵魂和艺术出卖给统治阶级，制造出大批的谎话和毒草去麻醉和毒害他人精神的文艺骗子”。而后转入批判“他的集团”，即在沈从文所主持的刊物上发表新诗、诗评的穆旦、袁可嘉、郑敏、李瑛等作者。针对沈从文与他们的关系，作者称“理论家们的理论，在理论家们指导下天才作家们的天才创造，和作为那些理论家们创作家们的轴心的沈从文的言论和行径，就完完全全相吻合了。连‘时下诗人’们的作品看也没有看，便亲身出马先发一阵乱箭，袭击‘时下诗人’；然后嗾使小喽啰张牙舞爪，把‘近十年新诗’传统一脚踢翻”。[49]所谓把“近十年新诗”传统一脚踢翻，所针对的是袁可嘉发表于1947年3月30日《大公报·星期文艺》的《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找》。袁可嘉认为4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倾向才是新诗的新传统。但朱谷怀并不认同穆旦、袁可嘉、郑敏、李瑛等融现实生活、民族传统、西方现代诗艺于一炉的诗学理念及创作。

朱谷怀：《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刊载于《泥土》1947年第4期

《泥土》原由北平师院左翼青年组成的泥土文艺社主持，1947年9月第4期起编辑部加入了以朱谷怀为代表的北大文学院的左翼青年，并改由朱谷怀主编。因朱谷怀与胡风等相过从，便由他邀请当时在上海的胡风介绍文稿，所以《泥土》从第4期起发表了阿垅、路翎、冀汸等人较多的作品，成为正式的“胡风派”刊物。[50]《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即刊于第4期。据文末写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北大风雨楼”，知此文完成于4月9日，早于“灼人”将他与沈从文的通信揭于《清华周刊》的4月21日，而沈从文给“灼人”回信是在3月25日，因而朱谷怀应在《清华周刊》披露通信之前已获知信中内容，且在3月25日至4月9日之间迅速写成了文章。由此猜测，朱谷怀与“灼人”定有关联。结合朱谷怀文刊于《泥土》第4期前，又是先在北大的文艺壁报上披露，[51]且朱谷怀当时正是北大文艺壁报的负责人这一背景，若说“灼人”即朱谷怀，也不无可能。

《泥土》1947年，第一期第1辑封面

其实无论是批判沈从文，还是批判袁可嘉等，对于“胡风派”而言，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自1945年《希望》创刊以来，路翎等人便依据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对文坛上不符合他们创作理念的诸多创作加以批判。1946年11月创刊的《呼吸》、1947年4月创刊的《荒鸡》与同年9月之后的《泥土》、1948年2月创刊的《横眉小辑》与3月创刊的《蚂蚁小集》等刊物又加入了阿垅、方然、冀汸、朱谷怀等。在被批判的对象中，同为左翼阵营的茅盾、沙汀、姚雪垠、臧克家、陈白尘、马凡陀等也莫能例外，更何况左翼阵营之外，在文学观念上基本相悖的沈从文、朱光潜、袁可嘉等。客观而言，胡风同人的出发点只是要推广他们笃信的“现实主义”文化构想，并非无端滋事，但这种激越的态度毕竟与战后共产党的文化统战原则相抵触，这直接促使他们成为了《丛刊》的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事实上，沈从文在胡风同人的书信中，也曾被重点提及：“我要慢慢地磨练。我要和’英雄们’慢慢地磨。一个是沈从文之流，一个是出洋的那位老公。在他们底桃花源里慢慢地淋下水去，使老鼠们都湿淋淋的，见不得人。”[52]这里的“英雄们”指“胡风派”的批判对象。不过朱谷怀关于沈从文及其“集团”的说法，若悬置其中让人读来颇不舒服的态度，倒是颇准确地指出了沈从文在战后平津文坛中的位置。

严格来说，沈从文并非穆旦、袁可嘉、郑敏等在新诗创作上的老师，后者的直接学习对象在国外主要是西方现代派诗人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在国内主要是卞之琳等。他们之间也绝非“轴心”嗾使“小喽啰”的关系。但他们在战后平津文坛中，都是“新写作”探索的代表性人物，且有西南联大的共同背景。[53]袁可嘉等在1946年复员北平后，确实很受沈从文的提携，他们的诗作很多都是经由沈从文之手刊发的。1946年10月以来，沈从文同时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大公报·星期文艺》，嗣后又指导周定一实际负责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1947年6月以后还参编《文学杂志》，既承担小说、散文方面的审稿，又与朱光潜负责全刊统稿，同年12月又介绍吴小如编辑《华北日报·文学》周刊。朱谷怀所指“北方几个较大报纸的文艺副刊为沈从文所主编或代编”，实非虚言。延续此前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习惯，沈从文很注重对年轻作者的扶持，且为此颇为自得。他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介绍说，在此刊上露面的作者“最年青的还只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留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二十五六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廿五。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还在大三读书”。[54]如是观之，所谓“沈从文和他的集团”确也“实至名归”。

其实主编文学副刊之于战后的沈从文是有重要意义的。1946年秋，沈从文从昆明复员阔别九载的北平，走在由秋转冬的满城萧索中，思索战后国家重造的路径，作为一名文学者，他心里默念，“恐还需寄托在一种新的文学运动上”。[55]而“新的文学运动”的孕育则有赖于健康的文学副刊生态的营造。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开张之际，沈从文如此梳理副刊在中国报业史上的发展历程：从“五四”到北伐是副刊的光荣时代。晨副、京副、觉悟、学灯，直接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磐石永固，还间接助成了北伐的成功，使社会重造成为可能。北伐之后副刊虽然衰落了，但1933年《大公报》的史地、思想、文学、艺术各种副刊的创办，尤其是《文艺副刊》的出现，又使得副刊有了新的繁荣。副刊因经济原因在战时不受重视，但在战后有复苏的趋势。[56]显然，沈从文将《益世报·文学周刊》等文学副刊的创办视为超克北伐之后与抗战时期的两次顿挫，接续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努力尝试。由文学副刊而催生“新的文学运动”，继而实现国家重造，这是沈从文在战后响应“打开一条生路”的方案。这样的构想固然过于理想化，但不无可爱、可敬之处。郭沫若说，沈从文“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特意强调了“报纸副刊”四字，作为批判者，他是看得准确的。

由沈从文主编或指导的文学副刊一直延续至北平围城前后，在战后文坛的重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袁可嘉对沈从文在战后平津文坛所发挥的作用有相当精准的描述：“这几种文艺刊物办得认真严肃，可跻身于当时国统区最好的文学刊物之列，在上面发表诗文的既有著名的前辈作家如朱自清、冯至、朱光潜、卞之琳、李广田、废名等先生，也有一批新起之秀，如诗歌界的穆旦、杜运燮、郑敏、李瑛、柯原，小说界的汪曾祺、刘北汜，文学研究界的吴小如、肖望卿、吕德中、杜少若，外国文学界的盛澄华、王佐良、金隄等。40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新作者在自己的范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可以不夸张地说，沈老通过刊物和个人交往栽培了40年代开拓文学一代新风的一批作家群。”[57]

从新文学的反对者吴宓此时对于沈从文等人的议论来看，或也能多少见出沈从文所编文学副刊的影响。吴宓在战后与程千帆等合编《武汉日报》的文学副刊，他曾想辞“文副”而专门编撰《文学与人生》周刊。其中缘由他在1946年11月26日日记中有揭露：“金克木来，力赞宓独编撰《文学与人生》。勿与昌合编《文副》，俾精纯一贯，免贻世讥，且《大公报·文学副刊》盛世难继，而胡适、杨振声、沈从文等之主编文史、星期文艺等，亦难与之抗衡也。……宓深以为是。”[58]能让对于新文学耿耿在怀的吴宓也不得不承认“难与之抗衡也”，《大公报·星期文艺》等副刊的影响可以想见。

在战后文坛结构中，沈从文凭借自身丰赡的文学实绩、广泛的人际交往、出色的文学副刊编辑活动，实际上充当着赓续发源于北京的“人生文学”传统，[59]联合同辈作家，奖掖后起之秀的枢纽性人物。在左翼阵营之外，他大概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新文学作家。这样的文坛位置，大概也早已决定了沈从文必然被归为“反动文艺”、且必须首当其冲的历史定局。

1948年7月，张羽在《新诗潮》第3期上针对同年6月在上海创刊的《中国新诗》祭出了《南北才子才女大会串——评〈中国新诗〉》一文。《中国新诗》由从《诗创造》中分化出来的杭约赫、唐湜、唐祈、陈敬容、辛笛五人与穆旦、袁可嘉、郑敏等人联合创办。[60]《新诗潮》1948年1月在上海复刊，共出4期，是秉左翼立场的诗歌刊物。张羽是中共党员，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张羽说《中国新诗》不但包杂了上海的货色，而且也吸收了北平的“沈从文集团”的精髓。“如果我们觉得北平的反动文化集团的代表者为沈从文的话，那上海的这一集团的诗人要以陈敬容作代表了。这一本《中国新诗》，也就是沈从文和陈敬容的私生子，从南到北的才子才女的大会串，虽然，这里面并没有沈从文的作品，然而，它的骨子里，都流着沈从文的血液。”[61]这样的说法显然受到了朱谷怀文的直接影响，由于袁可嘉等被视为沈从文的“小喽啰”，本与《中国新诗》毫无干系的沈从文被带进了上海诗坛的内部纷争中。此是后话。

三

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还对文艺上的“反动”与“正动”的衡论标准作了界定：“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62]如此截然分明，不留馀地的划分与国共军事战场上的形势转变直接相关。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此时已到了内战的转折点，共产党方面已转入了全国性规模的反攻，主要战场由解放区转为国统区。在此之前，周恩来已组织安排大批左翼文化人转移到了香港，并以原中共南方局成员为核心成立了香港分局，在港开展新的统战工作。为配合毛泽东的形势分析与任务指示，在港的左翼文化领袖郭沫若强调，关于文艺统一战线，即是在人民文艺的领导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顽固势力”是显明的与隐蔽的一切敌人，现在不仅要“孤立”它，而且要消灭它。[63]他接着又呼吁：在文艺上来个“大反攻”，“渡过黄河，渡过长江！”肃清一切反动文艺！[64]这是《丛刊》创刊，并以《讲话》为论述依据开始对国统区文艺进行全面清算的背景，表明左翼文化人开始以军事斗争的逻辑来解决文艺问题。

郭沫若指证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文人时，所引文字均出自沈从文1947年10月21日刊于上海《益世报》的《一种新希望》。那么为何郭沫若据此文便能将沈从文指为“新第三方面”？冯乃超《略论沈从文的“熊公馆”》也指出，正在进行的“新第三方面运动”，企图重新团结一些反人民的“精神贵族”来反抗人民的胜利，这个运动有“理论”，也有“作品”，《芷江县的熊公馆》就是此类作品之一。[65]那么，何谓“新第三方面”？

这关涉另一项同时进行的政治文化活动，即在《丛刊》“斥反动文艺”之时，香港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对于“新第三方面”的批判。在战后国共双方围绕组建联合政府还是维持一党训政展开多次谈判与较量阶段，“第三方面”主要指以民盟为代表，在国共和谈中发挥重要斡旋作用的民主党派。但全面内战爆发后，他们的作用不再显著。由于他们普遍支持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国民党在战局日趋被动之时，对他们的压制也愈加用力。1947年10月，国民党以“勾结共匪”之名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民盟中的左倾成员于是转移到了香港，于1948年1月召开一届三中全会，重建民盟总部，公开宣布与共产党方面合作。事实上，截至1947年底，除民主建国会和九三学社中央仍留在内陆外，其馀支持共产党的民主党派中央与主要负责人均已转移到了香港。[66]“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67]毛泽东关于“第三条道路”已然破产的宣判正是在汇集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集体向共产党靠拢的情境下发出的。[68]1948年上半年香港对“新第三方面”的批判由是应运而生。

中共香港分局联合相关民主人士在左翼文化人主持的香港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如《正报》李岱青（胡绳）《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破产》（1月17日第2卷第22期）、饶燄《向自由主义开火》（2月28日第2卷第28期）；《自由论丛》于怀（乔冠华）《追击“中间路线”》（1月28日第11期）、胡绳《拆穿大公报》（3月1日第12期）；《群众》周刊卓芸（章汉夫）《大公报的“中间路线”》（1月29日第2卷第3期）、怀湘（廖沫沙）《撕破伪“自由份子”的面具——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4月15日第2卷第14期）；《华商报》邵荃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以下》（1月19日）、胡绳《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2月22日）等。其中，《华商报》是主阵地。《华商报》在3月3日组织了题为“蒋美’和谈’阴谋与’自由主义运动’”的座谈会，并在同月14日刊载了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李章达、侯外庐、邓初民、邵荃麟8名参与者的发言纪要；又在15、16日刊载了郭沫若、茅盾、翦伯赞、曾昭抡、马叙伦、侯外庐、邓初民7人关于“社经研究会批判”的专题文章，将此批判活动推向高潮。

关于这些文章的主要批判对象及其内在逻辑，不妨借助胡光的归纳：“批判和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提出’中间路线’的人物，提出’自由主义’的大公报，与’新第三方面’有关的民社党’革新派’，屡次向中国’自由份子’呼吁团结的司徒雷登以及最近成立的’中国社会经济研会’。特别重要的是他们都把所有这些理论和活动联系起来看，认为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和一个大的’阴谋’。”[69]显然，此时的“新第三方面”是指宣扬“自由主义”的《大公报》、民社党革新派，以及在战后担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还有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等。“新”，即是为了与原来的“第三方面”相区别。需要指出的是，“中间路线”“自由主义”“新第三条道路”在胡光的文章中虽对应着不同的对象，但这几个概念在当时几乎是可以对等互换的。在共产党方面看来，“新第三方面”已然被国民党所利用，成为了国民党缓解军事压力的一种阴谋。司徒雷登返美后对他当时的处境变化有追述，他说过去他是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亲善的代表，40年代后期却成为了“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扶助和纵容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而绝望的封建制度的主要代理人”。[70]

将沈从文视为“新第三方面”的代表显然与这样的政治文化批判运动直接相关，但沈从文与上述被批判的对象其实还是有较大差别的。相较而言，“新第三方面”之于同被斥为“反动文艺”代表的朱光潜与萧乾或更为“名副其实”。

1947年9月，朱光潜被推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71]10月1日，邵荃麟便在香港发表批判文章，说朱光潜是继胡适、梁实秋等之后，又一个荣升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大师。他们专讲“艺术与政治无关”，实际上早在艺术的掩护下，“溜上了蒋介石的城头”。[72]因此，朱光潜很自然地被染上了蓝色。此乃蓝衣社之蓝，国民党党旗的蓝。相较于被郭沫若点名批判的《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态度》，朱光潜其实有不少更为契合“第三条道路”的文章。无论是他为《文学杂志》创刊所写的发刊词与复刊所写的卷首语，还是概论性的《现代中国文学》，其中对左翼文学的批评，甚至对郭沫若的历史剧的直接点名，[73]都更有资格成为证据。当然更具代表性的还有《自由份子与民主政治》[74]等文。不过在国共短兵相接之际，有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这一前提，一切文本似乎都可与之平顺地截搭起来。邵荃麟针对朱光潜批评群众运动的言论说：“这一年来，我们看过了许多御用文人的无耻文章，但我们找不出一篇像朱光潜在《周论》第五期上所发表的《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那样卑劣，无耻，阴险，狠毒的文字”。[75]

1948年1月8日，萧乾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此文开篇即言自由主义者“在举世巨齿獠牙草木皆兵的今日，夹于左右红白之间”，通常被称作“灰色人物”。是以他要为自由主义正名，强调“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76]2月7日，他又发表社评《政党·和平·填土工作》，既回应了前文发表后引起的某些质疑，又阐明了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且强调《大公报》不属于任何党派，“无大野心，却有极大热诚，愿为国家建设做些填土的工作”。[77]两文是直接诱发左翼文化人批判“新第三方面”的原因之一。但因均未署名，香港那边其实并不知晓它们是由萧乾主笔，而认为是出自王芸生之手。[78]不过，仅是萧乾在1947年5月5日发表的《中国文艺往那里走？》一文已足够使他与《大公报》成为郭沫若的不满对象。此文虽同未具名，但因文中“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79]一句，直接批评了抗战以来由中共南方局主持的为文人祝寿系列活动，而为人所熟知。郭沫若稍后在《〈盲肠炎〉题记》中有强势反驳，不过此时的他大概还不知作者为谁，[80]故多少显得有些无的放矢。但他在写作《斥反动文艺》时已明确知晓真相，他在文中嘲讽萧乾自称“贵族的芝兰”（语出《中国文艺往那里走？》），实则不过是“舶来商品中的阿芙蓉”。对于作为黑色反动文艺代表的萧乾，他“不仅想大声急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萧乾：《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刊载于《大公报》1948年第一卷第10期

在批判“第三条道路”中，萧乾参与组织成立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协同创办会刊《新路》周刊一事也受到了左翼文化人的批判。该会于1948年3月1日宣告成立，它的使命是在天地玄黄之际为中国探寻新路。在5月15日《新路》正式创刊前，该会已作为“美蒋新的政治阴谋”而遭到郭沫若等的集体批判。[81]其中萧乾被认定为《新路》的主编，是“政学系的宣传机关派出”的“开路先锋”。[82]对此，萧乾后来埋怨，“足足三十年（1949至1979），我一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止一九五六年解下过几个月”。他自述，他在《新路》创刊前受杨刚的劝告，已“坚决辞了”。[83]萧乾的自我辩解大概是有道理的。迫于压力，他在4月16日发表《拟J.马萨里克遗书》一文，借捷克外交部长马萨里克之口来述怀，痛苦与矛盾渗透字里行间，对于郭沫若等人的指证，有“没有署着我名字的，我不能负责”的答辩。[84]此文虽遭到了冯乃超的批判，被认为是“新第三方面”的自由主义喝了倒彩后的“遗书”，[85]但萧乾确从这时开始调整自我。《新路》创刊后，他在上面刊发《联合国：美国的牺牲品》《“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讨论》等文，但调子较于此前为《大公报》撰写的社评已有明显变化，流露出一定的反美而趋苏的态度，甚至否定自己一年前认为中国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是个五千年的娃娃的观点以及“吾家有个夜哭郎”的精彩譬喻。[86]因此，自出版于1948年7月的《丛刊》第三辑《论文艺统一战线》有聂绀弩写于4月15日的批判文章《有奶就是娘与干妈妈主义》后，香港左翼文化人对于萧乾的批判便停止了。事实上，1948年下半年，因时局变化与任务调整，他们对于包括沈从文在内的“反动文艺”代表的批判也基本偃旗息鼓了。1949年6月，《丛刊》的批评文章结集为《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集选》，由新中国书局出版，关于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人的专门批判文章均未收录。

沈从文既无国民党方面的头衔，又非《大公报》“自由主义”的倡言者。在《新路》问题上，他更直接拒绝了萧乾的邀请，未参加该刊的筹办，也未在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发起人名单上签名，[87]显然与朱、萧二人也有不少区别。不过，在不是“正动”，就是“反动”的衡论标准下，沈从文显然又难以被排除在“新第三方面”之外，尤其是考虑到他与朱、萧等人的战后文化实践之关联时。郭沫若针对萧乾说，“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散发其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弟兄，白面喽啰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也就是说，“反动”文人虽各有差异，但他们“互通声息”，共构了一种“无色而其实杂色的”白色图谱。[88]

萧乾与沈从文有师生之谊，他进入文坛受到了后者的大力扶持，后来接编《大公报·文艺》也是有赖沈从文与杨振声的大力举荐。1946年，萧乾自英国返回上海。同年7月起在上海与天津两地的《大公报》上以笔名“塔塔木林”发表“红毛长谈”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托为一名造访中国的外国人，以想象而又极具现实及物性的构设，调侃却憯恻的笔触，畅谈中国文化政治的限制、美苏牵制下的国共内战等问题。沈从文在1947年底开张“北平通信”系列，谈论北平城物质文化层面的保护、管理、建设诸问题，在文辞上，文白参半，这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实属罕见。第一篇在进入正题前，他先将自己的笔名“巴鲁爵士”与“塔塔木林”并举，且说及塔塔木林前事，大有应和的意味。第一篇推出后，多人来信疑巴鲁爵士即塔塔木林，是以沈从文的“北平通信二”径直取名《怀塔塔木林》，戏称“塔塔木林与余为表兄弟”，对他与塔塔木林之过去有真假参半的叙述。沈从文在文中对萧乾为文有极高的评价：对于中国本位文化理解透澈，“文章写来，自然亦庄亦趣，不古不今，驳杂如诸子，精悍有稷下辩士风，引喻设义，奇突幻异，又兼有墨学家宋荣子，法国学人服尔太翁风味”。对于当前社会种种现象，则“爬梳透剔，谈言微中，抚掌称快者因之大有其人”。[89]

沈从文与朱光潜自1937年《文学杂志》创刊起便有合作，作为主编的朱光潜曾为沈从文发起的“反差不多运动”站台。[90]战后《文学杂志》的复刊让这种默契得以继续。朱光潜在《苏格拉底在中国》一文中虚构了苏格拉底造访北平，遇见林老先生与褚教授，并与两人展开对话的情节。对话以中国时局不稳，林、褚二人向苏格拉底请教解决方案写起，最终是要以当前的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国共交战而致国家建设无从着手等现实问题追问中国民族文化的弱点。沈从文以“王运通”为笔名，接过了朱光潜的话头，写了题为《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一文，借苏格拉底之名，发表自己对于北平明日文教建设的种种意见。[91]与朱光潜文相比，沈从文所谈更为具体，涵盖北平明日建设中的博物馆、图书馆、大学设计等实施方案，一虚一实，无意间竟成互相配合的佳构。

沈从文与萧乾、朱光潜之间的“互通声息”由是可见一斑。左翼文化人对于上述配合，或未必全然在目，但郭沫若所言，本就无须一一印证。他所谓“互通声气”本不是专指沈、朱、萧三人，而是泛指一切在统一战线之外的“反动”文人在探寻“中国往何处去”问题上的互为联动。事实上，沈从文的附和对象也绝不仅于萧乾、朱光潜两人，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是胡适。1947年9月28日，胡适在《中央日报》上刊发《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强调学术独立的关键是要使大学注重学术研究，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嗣后他先在政治大学演讲《年青人应该有梦想》，又在燕京大学演讲《谈谈做梦》，所谓“做梦”仍以学术独立为基础。“十年计划”与上述演讲稿登出后，遭到了左翼文化人的驳难。对此，沈从文不仅在“北平通信”系列中多次提及胡适的“做梦”，还专门作文《作梦》，先刊1948年1月1日《华北日报》，再刊1948年1月11日的上海《益世报》，呼吁胡适“为年青一代多画几场梦景”，认为“大家作梦不仅绥靖当前，还将重造未来”。[92]

邵荃麟在《二丑与小丑之间——看沈从文的〈新希望〉》一文中对于沈从文与“新第三方面”的关系有详尽的分析。他首先对沈从文的位置作了生动的描述，说现在舞台上除了二丑与小丑，还有一种丑角，他的地位比二丑低，但比小丑高，可说是“二丑的二丑”，或称“三丑”。“三丑”是在二丑圆不了谎，撒下的烟雾弹没用时出场的。沈从文就是这样的“三丑”。他接着图解沈从文的《一种新希望》。此文是沈从文在40年代后期关于国家重造的总结性文章，它为左翼文化人重点关照实有道理。沈从文在文中列出了当前重造国家的三种思路：一是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二是学术独立的重呼，三是文化思想运动更新的综合。[93]邵荃麟替沈从文作注，称第一种正是目前以《大公报》《观察》为中心在宣传的所谓“新第三方面运动”，实质上是四大家族和平阴谋中的一部分；第二种乃沈从文的恩师胡适的主张，企图把学生从街头运动拉回研究室；第三种是一些“人文学者”们所在鼓吹的“人文主义运动”，是与“新第三方面”相互呼应的一种思想活动。他认为沈从文对上述三种思路均有批评，但文中多次出现的“粘合”二字显露了沈从文的本意，三种企图实际上是要归结到第一种，即所谓“第三方面的政治活动”上。他说把学术、文化结合到这个活动上，一方面自然是为了他们的“粘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掩护与欺骗，因为他们也分明知道所谓“第三方面”“中间路线”之类的政治名词已经“蛆腐转黑”了。邵荃麟强调，沈从文在其中不过是扮演一个二丑以下的角色。[94]

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脱稿于2月10日，稍晚于邵荃麟的文章。郭沫若所强调的沈从文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的说法，其实不同于邵荃麟对于沈从文所谓“粘合”即三种企图归于第一种的解释，他实际上是承认了沈从文所认同的乃是第三种“文化思想运动更新的综合”这一真实意图，但这丝毫不妨碍他能直接挪用邵荃麟对于沈从文与“新第三方面”之关系的论断。这也很难说不是在“斥反动文艺”任务驱动下的一种“粘合”。一经郭沫若定调，沈从文作为“反动文艺”头号代表的文坛形象就被固定了下来。这是战后文坛不断激进化、政治化，将文坛纷争直接转换为政治批判来处理的结果。

爬梳战后沈从文与以郭沫若、胡风同人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以及民盟之间的种种纷争，兼及新文学反对者、非左翼作者对沈从文的评价，可清晰见出，沈从文在1948年被斥为“反动文艺”的首要代表是有相当复杂的历史缘由的。这一方面是战后左翼文化力量不断壮大，在国共内战局势发生转折之际通过清算文学场域中有代表性的异己者，确立其文化领导地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沈从文好辩、执拗、好为人师的态度使然。沈从文卷入这些互相引发的纷争，如坠入一个接一个的漩涡当中，渐居中心，终成左翼的“头号公敌”而不能自脱。沈从文1948年以后的文学生命也因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