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汉杰在功德林里，总让人觉得不一样。同为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沈醉这些人各有来头，可偏偏没人敢轻易招惹范汉杰，就连平时爱抬杠、较劲儿的几位，见了他也会主动让着点。沈醉一开始心里直犯嘀咕，大家都是阶下囚，凭啥他能有这待遇？直到后来两人先后特赦，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一块儿工作，接触多了，才慢慢搞懂其中的门道。
范汉杰的资历，在国民党军里是真够老的。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春班的，和徐向前、陈赓是同班同学，杜聿明是二期的，宋希濂虽然也是一期，但入学比他晚，黄维是一期秋班的，论起入学先后，范汉杰算是他们的“同届学长”。国民党军内部向来等级森严，黄埔辈分就是论资排辈的硬依据，很多被俘的将领要么是他的学弟，要么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部下，就说黄维，不管后来职位多高，见了范汉杰，始终规规矩矩叫一声“范学长”，这份辈分上的认可，让不少人打心底里就多了份敬畏。
更关键的是，他真有实打实的战功。抗日战争那几年，范汉杰可不是躲在后方享福的将领。长城抗战的时候，他担任第25师师长，带着部队死守古北口，日军的飞机大炮轮番轰炸，阵地都快炸平了，他硬是带着战士们顶住了，没让日军前进一步；后来升任第27军军长，中条山战役里，他指挥部队和日军血战了好几个月，好几次日军都快形成合围了，都被他带队冲了出来，保住了防线，就连日军都私下里叫他“悍将”。这些战绩在国军内部谁不知道？被俘的将领们大多都经历过抗战，对有真本事、敢打硬仗的人，打心底里佩服，就算后来分属不同阵营，这份战场上攒下的威望，也没那么容易消失。
范汉杰的为人处世，也让他在功德林里站稳了脚。他被俘前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1948年10月锦州战役中被俘，手握重兵的时候，也没见他摆过高级将领的架子。到了功德林，他每天按时起床、学习、劳动，从不抱怨这抱怨那，也不搞小圈子拉帮结派。有一回，几位将领因为讨论当年的战史吵得面红耳赤，差点动手，范汉杰看不过去，插了几句话，客观分析了双方战术上的得失，既不偏袒谁，也没摆老资格压人，就实打实讲事实、说道理，反倒让争执的人都消了气，心服口服。
他还特别有学问，不光军事理论懂的多，英语、日语都通，甚至能直接看外文的军事著作。功德林组织学习的时候，大伙儿遇到难懂的理论问题，都愿意找他请教，他总能用大白话讲得明明白白。有一次学习《论持久战》，有人对“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绕不过弯来，范汉杰就结合自己抗战时的亲身经历，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慢慢讲，在场的人一听就懂了。这种学识上的本事，让他在战犯里多了层“智囊”的名头，大家自然更尊重他。
宋希濂就跟沈醉说过：“你没跟范学长一起打过仗，不知道他的厉害。当年在中条山，日军的飞机大炮炸得我们都快顶不住了，是范学长带着警卫连亲自冲上去，硬生生把阵地夺了回来。这种敢拼敢打的人，谁能不佩服？”杜聿明也跟着补充：“黄埔一期出来的，能打硬仗、又有真学问的没几个，范汉杰算一个。当年在东北，要不是整体局势不利，他也不至于被俘。”
更让沈醉意外的是，范汉杰被俘后，从来没怨天尤人过。他在学习笔记里写过：“内战不是我想打的，但我身为将领，没能阻止战火蔓延，确实愧对百姓。”这种坦诚和担当，让不少原本对他有偏见的人，慢慢也改变了看法。
特赦后的日子里，沈醉经常和范汉杰一起参加活动，亲眼看到不管是当年的老部下，还是同期特赦的战犯，见了范汉杰都规规矩矩，不敢怠慢。有一次大伙儿聚会，一位当年曾是范汉杰部下的将领，特意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红着眼圈说：“学长，当年要不是你提拔，我根本走不到今天。你在功德林里还帮我说话，这份情我一辈子记着。”
这时候沈醉才彻底明白，范汉杰在功德林里没人敢招惹，是靠实打实的资历、抗战时期的真战功，还有为人处世的正直和担当。在那个特殊的地方，大家都是被俘的战犯，身份上没什么区别，但发自内心的敬重，从来都藏不住。
范汉杰后来一直忙着整理文史资料，写了《锦州战役回忆》这些文稿，把自己的军事经验和经历过的历史都记录了下来，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