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甚至长者，对小组能够在当前这种无偿的情况下，保持持续蓬勃发展很不理解，并且认为小组不会长远的存在下去。那么，今天，我们用一位小组大神的留言来回答各位的疑问:
我们如同美剧《失落的房间》（the Lost Room），这个房间的所有物品都有奇特的功能（如眼镜能防弹和灭火），传说这个房间的主人是上帝。有一天这些物品都失散了。但只要有一件物品出现在房间，其余的物品都会神使鬼差般循踪而来。
做人当知，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
积德，行事要为善
治学应晓，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
读书，开卷必有益
●作者/安德鲁–杨
●译者/长庚
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七年战争（1756-63）标志着作战艺术的飞跃发展。腓特烈大帝的战役影响了拿破仑时代及以后的指挥官们；在海上，英国皇家海军致力于对果断行动的践行，为后世作战奠定了基础；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明白，他站在了他的先辈的遗产之上。早期的历史学家和新兴的战略家将英国的卓越地位，誉为几乎是神赐予的权利；是‘不列颠统治‘的宿命，或是独特的 ‘英国战争方式 ‘的最真实体现。但是这些解释中的每一个都存在谬误。朱利安-S-科贝特（Julian S. Corbett）是海上战略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结论贬低了在两栖或远征作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是海军这一教条思想。2 七年战争与之前所有英法战争经验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其跨大西洋的海上行为的演变，而在于革命性的方法和独特军事理论的发展：两栖作战。
坐落在这一理论飞跃中心的是托马斯–莫利纽斯在1759年出版的巨作。《Conjuncted Expitions》。它的开场白被广泛引用，‘为那些有足够的海洋主权来执行[沿海战争]的人感到高兴。因为它正像雷电一样来到了世界上某些毫无准备的地方。‘4 作为一名受过牛津大学毕业的半薪警卫官和现任议员，莫利纽斯的这本小册子是对专业军事文献的一种独特补充。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和古巴的哈瓦那的战役已经被传为佳话，它们被认为是通过这种战争艺术进行的决定性战略打击。5 然而，对这些成功的理论历程却鲜有研究；历史和分析要么倾向于政治–军事重战略，要么倾向于以陆军或海军作为独立实体的战术行动。
莫利纽克斯可以毫无疑问地宣称自己是两栖作战学说的创始人。虽然战术旗语和登陆计划的独特例子早于《联合远征》，但他的作品是第一部编纂陆军和海军共同作战方法的完整作品。他主要是为军事读者而不是海军读者写作，他试图 ‘将这种两栖战争（如果可能的话）降低风险到一个安全和正规的系统中，尽可能少地留给命运和她的任性。‘6 他是一个天生的教条主义思想家，明白 ‘每一次新的远征都很可能产生一些新的改进‘的道理，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虽然理论指导实践，但其执行需要良好的判断。尽管他的措辞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他的观点是永恒的，对现代实践者和评论家来说都能认识到。此外，莫利诺正确地将该学说置于国家的目标和宗旨之下；其效用完全为国家利益服务。他承认国家地理、资源可用性、政治和公共意愿、个人性格和机构对这些行动的成败有不同的影响。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作品早于《战争论》，莫利诺可能被称为克劳塞维茨主义者。正是这种对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之间协同作用的理解，以及他对1756年至1758年间英国战略中这种错误匹配的认识，是他的作品得到了提升。
新战略，新学说
巴里-R-波森证明了战略意图和理论能力之间协同作用的重要性。8 总之，两者之间的脱节，或未能使两者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面临的挑战，意味着失败。在七年战争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原则的典范。英国调整了其战争目标和方法；而法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没有这样做。可以说，协约国远征标志着英国方法的转折点。我们不应忽视在综合情况下人的能动性和所处形势这笔财富。
在这个等式中，有一个 ‘财富‘。正如科林–格雷所说，政治、战略和战术都不是在虚无中发生的；还必须评估参与者和形势的影响。变革的动力来自于交战双方的战争目标。在17世纪50年代，英法两国的竞争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以美洲和印度为中心；殖民地的敌对行动比1756年的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战争还要早两年。在英国，继1748年《艾克斯–拉沙佩尔条约》之后，坎伯兰公爵的派系在反对罗伯特–沃波尔、亨利–佩勒姆和他们的政治门徒纽卡斯尔公爵托马斯–佩勒姆的斗争中稳步崛起。10 简单的论点说明了大陆（纽卡斯尔）和殖民地（坎伯兰）政策之间的矛盾；事实则更加微妙。然而，可以说纽卡斯尔相信通过大陆的接触来平衡法国势力的概念，坚持着马尔堡公爵式的大联盟的梦想。坎伯兰的威廉–皮特支持的派别则更为乐观；欧洲的损失，包括任何盟友的失败和被征服，都可以通过法国的殖民地占有来平衡。此外，大联盟存在的理由是对抗法国在德国的实际霸权，而不是想象中的霸权。11皮特希望 ‘通过让法国人在德国被占领 ‘来征服美洲。他主张降低汉诺威的政治和战略重要性；‘英国的首要职责是‘援助和保护美洲‘。’12 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抵制这一放弃汉诺威的提议，迫使皮特收敛他的全球野心。
以前的经验表明，奥地利–尼德兰或荷兰各省将成为敌对行动的焦点；反法的英奥和英荷联盟几乎保证了这一点。1756年的外交革命，加上荷兰的中立，改变了这种状况。13 英国突然与腓特烈二世的普鲁士结盟，充其量是与玛丽–泰瑞莎的奥地利对立，后者很快与路易十五结盟。这否定了普鲁士对汉诺威的企图，但却使选区暴露在法国人的攻击之下；奥地利的屏障不再有效，而荷兰人则证明了自己无法履行条约义务则。14 这种命运的变化有利于蓝水（海洋）、殖民地战略家；英国很可能无法保护汉诺威不受法国军事力量的影响。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集中精力抢夺法国的殖民地，以便在战争结束后用这些殖民地赎回汉诺威。
英国通过发展B.H. Liddell-Hart所说的 ‘英国战争方式 ‘来应对这些不利因素。15 首先，大陆战略和蓝水战略相互配合；‘因此，皮特老爷子领导的英国大战略最好被概念化为两栖战略，而不是海上战略。’16一支主要由日耳曼雇佣军和盟友组成的观察军，在汉诺威的西南方向进行了一场防御战，同时皇家海军对法国的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海岸线进行了封锁。这种封锁慢慢地扼杀了法国的贸易，而英国的货币则支付了一支现成的军队—一种相对来说资源较少的投资。其次，这些从大陆战争中产生的部队被部署到殖民行动中，以较大的规模打击孤立的法国驻军。
这个大战略假定了两个事实。第一，皇家海军可以保持对海洋的控制，消耗法国的海军力量，从而消除入侵的威胁。此外，封锁的影响将从根本上剥夺法国的贸易命脉，使其国库枯竭。第二，法国人将把他们的军事努力集中在制服汉诺威上。这就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弹药库中进行远距离作战，并采取对抗性的进攻策略，从而加强德国人对法国的恐惧感。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一种有待证明的理论。1741年哥伦比亚卡塔赫纳的灾难性远征表明了指挥和控制以及在热带条件下作战的困难。此外，还有法国入侵的问题。将船只和军队转移到遥远的角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考虑到之前的低成功率。17英国在1739年攻占巴拿马的贝洛港，证明了海军在面对毫无准备的对手时进行中队规模突袭的效率。1745年对新斯科舍省路易斯堡的围攻证明了殖民地官员在最低限度的皇家支持下仍有进行大规模探险的意愿和主动性。然而，英国海军上将爱德华–弗农在卡塔赫纳的失败和1746年对布列塔尼南部海岸的洛里昂的突袭清楚地表明，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合作以及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独立能力都不可依赖。虽然有单独的陆军手册和海军指令用于训练和教育，但却没有涉及两栖作战的综合或联合文本。18 英国的理论应该已经确定并了解了这些经验，然而，由于汉诺威政府以欧洲为中心，‘联合行动仍然是罗什福尔[1757]所宣称的那样：只是一支由舰队携带的军队 ’19。
莫利纽克斯把罗什福尔作为他的灵感来源。‘我们的联合军备经常不成功，是由于缺乏系统，而且这种战争普遍准备不充分。对罗什福尔式军备的回归稍作思考，我们就彻底相信了这一点。’20 因此，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确保未来成功的手段。莫利纽克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撰写理论：“历史的最佳用途是用我们时代祖先犯下的错误来让我们时代里的做法变得正确”。’21并且和现在一样，技术手册必须始终有背景教训的支持。
学说的产生
产生学说的复杂性是不能低估的。虽然它属于战斗力的概念部分，但它必须与物质和道德部分协同合作，才能进一步发展。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脱节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最好的结果为零，最坏的结果为负。因此，仅仅思考实现作战成功的方法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在手段上有所创新，并渴望达到目的。22 理查德–哈丁从专业系统和作为技术因素的物质方面描述了概念部分的变化，并引用了莫利纽克斯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约翰–宾格上将因在敌对行动爆发时 ‘未尽最大努力 ‘而被处决，这对英国海军军官的激励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莫利纽斯在分析1741年卡塔赫纳事件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25 莫利纽斯在分析1741年卡塔赫纳的失败时严厉地指出：‘无论谁考虑到在这次联合作战的几次行动中似乎同时发生了许多意外的事故，都会认为除了奇迹之外，没有什么能使它得出其他的结论‘。他继续列举，除了与 ‘敌人和不恰当的季节 ‘作斗争外，还缺乏 ‘机动性、方法、系统……’。..[以及舰队和陆军应普遍遵守的更谨慎的行为‘，所有这些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此外，由于各组成部分的指挥官 ‘相互间有一种强烈的蔑视‘，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让 ‘对手蒙羞‘，而不是为了行动的成功，莫利纽克斯认为，在1750年代之前，没有可以借鉴的客观经验来准备和执行两栖行动。因此，他认为他的工作是试图弥补这一缺陷。
这也是为了证明其费用和功效的合理性。莫利纽克斯属于皮特党；他相信贸易进口是追求的目标。27但在研究以前 ‘流产 ‘的许多原因时，他指出了机动战的一些基本原则：大规模、突击和动力，这些原则在第二部分中不断重复。他写道：‘联合军备‘，‘像弓箭一样去对付敌人。它不会对它的到来发出任何警告，也不会在它经过的地方留下任何痕迹。如果它正确地指向敌人某些脆弱的部分，它一定会让敌人击中的地方受伤‘。与对手 ‘在笨重的盾牌下苦苦挣扎 ‘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他调查的案例中，莫利纽克斯断言，失败的原因在于作战准备不足和战术失误；这些主要是后勤和指挥的问题。他还将自己对两栖作战的理解限定在三个方面：登陆、岸上行动和再登岸。远征的规模或目标并不重要；任何行动都取决于这三个基石。任何一个人的管理不善都会对整体产生灾难性影响。尽管他清楚地了解海上指挥的必要条件，但他确定其范围超出了执行两栖行动的范围。相反，莫利纽克斯将英国海军的优势，且非最优，作为所有作战计划的假设起点。这种 ‘更高的[海军]效率 ‘是乔治–安森（作为海军部的第一任部长）‘逐步 ‘和 ‘平稳管理 ‘的结果。29 没有它，两栖作战就是一个梦想，正如法国在不列颠群岛的众多尝试中所显示的那样。
莫利纽斯有说服力地指出，两栖作战的成功是由于以下主要军事缺陷而难以实现的。首先，缺乏一个连贯的系统，或者说是学说，用来训练和教育作战人员。第二，未能在部队组成部分之间划分指挥和控制权。第三，尤其是在最雄心勃勃的远征中，未能分配足够的资源来实现既定的目标。第四，那些登陆的部队缺乏攻击防守严密的港口城市或参与全武器战斗所需的大炮和骑兵；他们完全依赖海军的炮火和劳工。第五，情报不足，包括通往目标区域的导航知识和敌人的防御部署。第六，缺乏足够的手段和设备来进行登陆或再登陆行动。莫利纽斯论点的核心是，这些弊病中的大多数可以通过消除 ‘不良管理‘来‘治愈‘。30 理查德–哈丁同意其中的许多观点，但把他的理由减少到四个：情报不足、敌人的内陆防御、糟糕的锚地和敌人的海军行动的可能性。除非这些因素都能被克服或否定，否则任何两栖行动都是不可靠的。1758年法国海岸的圣卡斯特战役的失败就是证明（图7）。由于恶劣的天气，海军准将理查德–豪（Richard Howe）被迫将他的锚地从圣卢奈尔（Saint-Lunaire）岛转移；因此，撤退的步兵毫无准备，没有得到集中反击的海军支援。
对于莫利纽克斯来说，罗什福尔的失败需要专业和技术的进化。首先，准确的情报至关重要；罗什福尔的弱点是在爱德华–霍克和约翰–莫尔道特撤退后才确定的。然而，由于军队的部署在航行中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需要专门的侦察部队登陆，在主力部队登船前在海滩上收集情报。这是“非正规军”的工作；新组建的轻步兵或特别行动连。巴斯克公路的图表也是错误的，导致了不必要的延误：在接近加拿大魁北克、法国西北部的美丽岛和古巴的哈瓦那之前，进行了大量的勘测（图8）。其次，考虑到前往目标地区的运输时间以及当地的天气和气候条件，早期的计划和准备是必要的：罗什福尔的远征因恶劣的天气而被推迟，西印度群岛的行动常常因疾病而惨遭破坏。
图7 圣卡斯特之战，1758年，七年战争期间。托马斯–莫尔–莫利纽克斯（Thomas More Molyneux）中尉，第三步兵卫队，亲眼目睹了火力下撤退的混乱局面。圣卡斯特战役证明了适当的登陆和撤退演习的必要性，以及向法国主战场撤退的徒劳和危险性。此后，皮特将其两栖战争的重点放在岛屿目标上。
第三，为未来的行动开发了特殊的平底登陆艇，能够运载大量的部队和物资，并专门为开滩登岸的方法而设计。36这类船只实现了统一的装载和下船，将编队和准备就绪的部队运送到滩头阵地，减少混乱并保持战术节奏。一名经验丰富的高级海军军官将被任命指挥突击舰队，通常与掩护中队分开。最后，但最重要的是，相关的指挥官需要在联合行动和近岸行动的指挥艺术方面积极进取，并进行实践，从一开始就建立明确的指挥系统，“就像一个大脑的两个脑叶”。
图8 1762年，英国军队在莫罗城堡前进发。对哈瓦那的围攻和占领是对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地区实力的一次沉重打击。虽然1741年对卡塔赫纳的尝试失败，清楚地表明了在雨季作战的危险性，但英国陆军和皇家海军之间的紧密合作确保了成功。在这里，艺术家展示了英国军队从围城进入新占领的莫罗城堡，而在前景中，一支运兵船队向港口入口移动，所有这些都在海军的监视之下。
1762年，攻占哈瓦那。攻克莫罗城堡，7月30日，约1770-77年，多米尼克–塞雷斯（1722-93），伦敦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BHC0412
随着战争的进行，这种合作和理解的例子越来越多。莫利纽克斯的理论论文的关键是他对登陆和撤退的手段和方法以及舰队如何支持岸上的军事行动的讨论。哈丁（Harding）努力证明，陆军往往有更困难的任务；皇家海军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促进行动。将注意力转向在圣卡斯特遭受的损失，莫里纽斯的回顾性发现是明智的谨慎。适当的后卫，准备好的防御阵地，近岸护卫舰的支持，以及收集所有的装载能力来让剩余的部队有秩序地离开，这些很可能改变事件的进程。无论如何，它在腓特烈大帝的劝告下结束了：‘我们下次会做得更好‘；战争是由那些学习最快的人赢得的。41
同盟国远征》概述了战术、技术和程序（TTP）。在第三章中，作者讨论了登陆艇的组织和从登陆艇上作战的方法。第四章和第五章提供了不同登陆艇（如炮兵、行军步兵或非正规部队）的设计、类型、数量和运载能力，以及如何使用它们来影响登陆。莫利纽克斯举例说明了海军炮火支援任务，以及如何进行3000人的全副武装步兵旅的突击登陆。在第6章中，作者描述了岸上军事行动的进行，包括通过陆海联合行动减少海岸和河流的防御。他强调了多用途部队和装备的必要性，以应对这种防御。‘在联合远征中，每样东西都要尽可能多地转化为用途。士兵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水手的角色，而水手则扮演着士兵的角色。
42 此外，他还详细介绍了使用骑兵坐骑来协助炮兵动员，以及在敌人增援和反应之前实现目标的动力。他认为撤退是最困难的行动，因为它迫使军队 ‘立即冲向他们的船只，并陷入……黑暗和混乱之中。.
在这最后一章中，莫利纽克斯详细介绍了如何部署一个旅：如何准备登船区域，岸上和水上的防御部署，以及在火力下登船的方法。
虽然只是简单地讨论了航运问题，但莫利纽克斯还是提到了这个持续的计划难题，尤其是缺乏骑兵运输的问题。国家官员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估计，一个骑兵团需要20,000吨的运输；对比他对每个步兵的吨位估计为1.25：1；一支10,000名步兵的军队至少需要12,500吨。平均船舶负担约为300吨。再加上随行的炮兵列车，运输船队就变得笨重了。一艘货船可以运输30匹马：足够为两门野战炮或一支没有重骑的马队提供服务。此外，在空旷的海滩上登陆火炮和马匹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45合适的兵舰类型永远不够，而且没有政府雇用的兵舰；从贸易中获得的普通船只（STUFT）是当时的主流。这种缺乏专用船只的情况只会加剧陆军和海军之间在海上的紧张关系，并在登陆准备工作中造成混乱。哈丁和其他一些人都正确地断言，这些专业技术因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46 然而，在莫利纽克斯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在法国本土的大规模登陆行动就停止了；1758年，皮特党的最后一次战争胜利策略也结束了。莫利纽斯正确地指出，在法国本土登陆16000人的军队是徒劳的。47 哈丁认识到，登陆行动可以很容易地从侧面进行防御，但他忽略了将此与预期的目的—占领和/或摧毁防御严密的法国港口—结合起来。攻占目标需要一辆攻城车，因为云梯往往会使突击部队失去战斗力。占领敌方领土上的港口需要从海上获得更多的补给；在航海时代，这是一条不稳定的生命线。此外，守住拉罗谢尔、罗什福尔、布雷斯特或圣马洛，如何能促进英国的政策目标？法国能够调动资源，比英国更迅速地夺回这些地方；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时期的拉罗谢尔的教训表明了这一点；莫利纽斯将其作为历史性的失败之一。被围困在法国土地上的部队会将船只和资源从其他更有利可图的战斗中转移出来。简而言之，在法国本土作战几乎不可能取得持久的优势，作战成本很高，而且有彻底毁灭的风险。皮特的内阁将工作重点从这些短暂的事务转移到殖民地征服上，这并不是巧合。
胜利的代理人
正如波森所强调的，战略上的成功既取决于良好的计划和理论的灵活性，也取决于好运气。在任何组织中，人的作用是关键。这一教训在整个七年战争中是最重要的。在莫农加希拉河、米诺卡岛、法国罗什福尔和德国克洛斯特–泽文的失败，显示了指挥的脆弱和理论的匮乏（分别是布洛克、宾格、莫尔道特–霍克和坎伯兰）。英国在新不伦瑞克的博塞茹堡、新斯科舍的路易堡、安大略的明登、加拿大的魁北克、法国的基伯龙和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分别是罗伯特–蒙克顿中校、杰弗里–阿默斯特将军和詹姆斯–沃尔夫将军、威廉–瓦尔德格雷夫爵士、沃尔夫、霍克和蒙克顿）的成功，既是由于大胆的指挥，也是由于理论的效率。为了使两栖战略、行动或战斗获得成功，每一个陆上或海军组成部分都必须在其自身的因素上比对手更出色。仅仅在一种媒介上的优势不能带来成功。正是由于指挥官们发现和吸取了教训，才成功地确定和运用了理论。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莫利纽克斯的信条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前的失败是由于指挥员缺乏知识、技能和态度。约翰–利戈尼尔元帅和乔治–安森海军上将的影响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
他们根据功绩、对作战概念的理解和专业精神选择指挥官，是造就一代了解自己业务的军官的原因。利戈尼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757年，在向他的下属介绍情况时，他说有必要 ‘在营地和海洋之间建立一个安全的、有保障的交通。.49 作为总司令，利戈尼耶主持了一次晚宴，奥古斯都–豪勋爵、杰弗里和威廉–阿默斯特、威廉–凯佩尔、盖–卡尔顿和威廉–德雷珀在晚宴上表现突出，他们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也是如此。50 许多人，如利戈尼耶，都是众所周知的优秀管理者和创新者。同样，查尔斯–桑德斯（Charles Saunders）上将、奥古斯都–凯佩尔（Augustus Keppel）上将、乔治–波克（George Pocock）上将和爱德华–波斯卡文（Edward Boscawen）上将都是安生的亲信，指导乔治–罗德尼和理查德–豪等军官。在1757年之前，没有几个人有真正的突出表现；然而，在安生和利戈尼尔的的眼中，他们将蓬勃发展并最终领导理论的转变。
51 有两个军事家证明了这一点：蒙克顿和沃尔夫。蒙克顿曾在蒙克顿曾在博塞茹堡（主将，1755年）、魁北克（准将，1759年）和马蒂尼克（主将，1762年）服役52他还为阿尔贝马尔伯爵乔治·基佩尔（George Keppel）进攻哈瓦那（1762年）准备了军队。沃尔夫的服役借鉴了他的个人经验。罗什福尔（军需官，1757年）；路易堡（旅长，1758年）；以及最终在魁北克（司令官，1759年）。两人都是认真的军事实践者；詹姆斯–沃尔夫长期以来一直以其对步兵战术的创新方法而闻名53。
海军将领应努力在敌人的港口出现后立即进入港口；他应将运输船和护卫舰停泊在离陆地尽可能近的地方；他应尽快侦察和观察，不失时机地将部队送上岸；应事先对部队的登陆作出指示，并对各种船只作出适当的安排，任命领导和合适的人员来指挥各部门。
这些劝告为莫利纽克斯的工作提供了依据。它们还显示了沃尔夫对沿海战争的优势和机动方法的内在理解。
他的命令在1759年11月被事后整理并提交给议会，具有所有这些特点。55在魁北克的昂斯欧福隆登陆行动中，他亲自指挥平底船的分配；登陆部队的组成和部署；协调船只和海军职责的信号；利用炮兵军官指挥海军的炮火；以及上岸后的预期机动方案。56如果莫利纽克斯是主要的理论家，那么沃尔夫则是这种新战争的主要实践者。
在利戈尼尔和安森被剥夺了指挥权的情况下，他们却能影响参谋部的组成。以阿尔贝马勒在哈瓦那的指挥部为例。乔治–艾略特将军（旅长，圣马洛和瑟堡降生，1758年）被选为第二把手。盖–卡尔顿（Guy Carleton）上校（魁北克，贝勒岛，1761年）作为军需官再次出现。威廉–豪（William Howe）（魁北克，1759年）负责指挥榴弹兵。威廉–哈维兰（William Haviland）上校（马提尼克岛，1762年）和安德鲁–罗洛（Andrew Rollo）（多米尼克岛，1761年）在经验不足的约翰–拉–福西尔和威廉–凯佩尔手下担任旅长。这里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战士，能够成功地将战役推向终点然而，他们的存在显然让缺乏经验的阿尔贝马勒感到不满，他向阿默斯特抱怨说
你的军官都是将军，对所有没有在沃尔夫先生手下工作过的人都很蔑视。我还不敢找茬，我非常害怕。当我们更熟悉时，他们会责成我告诉他们我的想法58。
该计划要求组建一支由14000名经验丰富的部队、200艘运输船和一个由30艘舰艇组成的掩护中队，用于近岸行动和护航—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59 然而，由于季节的恶化以及疾病和不适的出现，这只部队在哈瓦那几乎遭受了与卡塔赫纳远征相同的命运。60 这并不能证明组成部分指挥官的效率和效能。61 随着指挥官的经验增加，他们所支配的部队也在增加。简略地浏览一下编年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栖作战中反复使用经验丰富的部队（表1）。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到1763年，在哈瓦那的陆地部队中，只有一支部队没有两栖作战经验（第56步兵团）。
表1.1755-63年分配给两栖作战的步兵团
表1.1755-63年分配到两栖作战的步兵团（续）
绝大多数（16个单位）最近至少有三次行动。在海军中队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行动的规模和它的目标也很重要的。路易堡（1758年）、魁北克（1759年）、美丽岛（1761年）、马提尼克（1762年）和哈瓦那（1763年）都体现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和对海洋的控制所带来的孤立性；这些都是有效的孤岛目标。非决定性行动（罗什福尔（1757年）、马提尼克（1759年）和1758年的下降）要么是资源不足，无法实现目标，要么是意图不明确，要么是容易被防御性的增援部队反击。
对实践者的教训
从本案例研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必须是对实践者有益的。所有两栖作战的一个必要条件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它的重要性值得重复，对制海权的控制，或至少是对海洋的局部指挥，必须是全面的。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安全的基地来发动、维持或恢复岸上的行动。1757-63年的关键战略教训是，皇家海军之所以能够支持近海机动，只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安全有信心；法国海军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可信的威胁。此外，进攻和防御火力的对称性意味着，当在岸上行动时，皇家海军可以全面封锁陆上炮台。62而由于有大量相对便宜、移动性强、数量众多的超音速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导弹，现在的优势在于防御者。
另外，在考虑这种作战艺术的诞生时，会出现四个关键原则。首先，就其本身而言，英国新发现的两栖能力并没有赢得战争。它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一部分或一个更大的整体。在一个预算紧张的时代，实践者必须明白，他们的效用来自于他们行动的受益者；获得或维持一种与战略意图不一致的能力是不连贯的。在英国的情况下，皮特可以承担更高的债务负担风险，因为他预计商人阶层将从冲突中获得经济利益。战略意图是确保英国在整个新世界的贸易往来；对马提尼克岛和哈瓦那的两栖打击以及对加拿大的投降确保了这一事实。对法国的打击则不然。其次，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当这些行动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适当地针对‘重点‘（schwerpunkt德语）或 ‘重心 ‘时，它们是最有效的。敌对行动爆发时对哈瓦那的围攻和占领是对西班牙在美洲的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沉重打击，迅速使波旁王朝的西班牙屈服。相比之下，夺取美丽岛几乎没有分散法国对德国行动的注意力，尽管它确实给凡尔赛带来了许多尴尬。第三，战略打击需要足够的数量。今天，鉴于军队的削减和面临的压力，欧洲的兵力投射能否实现作战优势？英国两栖攻击和支援航运的消耗，以及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缩减，导致突击队成为连队建制的部队，必须暂停。对法国海岸的武力突袭收效甚微。他们有限的兵力意味着他们无法维持自己，而且由于没有攻城列车，他们占领战略港口的能力是不存在的。最后，即使上述所有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但如果没有经过培训、练习和装备的指挥官和部队，战术执行也很可能会失败。在1755年，很少有军官或部队具备开展两栖作战的必要知识、技能或态度。夺取哈瓦那的行动是由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和部队进行的，这并非巧合。
莫利纽克斯为两栖作战的研究带来的是清晰的目的和执行。他对现有的军事理论进行了扩展，运用敏锐的洞察力，推导出简单有效的方法来克服执行中的失败。他开发了一系列的TTPs；其中有多少被整体使用是很难量化的，因为在任何阶段他都没有声称自己发明了新方法。相反，他采用了现有的或不发达的手段，并确定了在当时背景下使用这些手段的新方法，使之与现存的陆军手册相适应。这是一个渐进的进步，创造了一种完全独立的战争方式。此外，他将这一理论与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值得现代军事思想家和实践者注意。他的言论是我们理解机动战的先导，并强调这种战争方式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在执行方面。人们可以从他所指出的任何一个领域中，将这些经验应用于现代战场，以找到共鸣：情报和侦察；质量和动量；指挥、控制和通信；技术和装备发展；以及战术创新和改编都是他工作的特点。而且，重要的是，在他的历史分析中，莫利纽克斯最强调的是那些从以前的经验中学习的指挥官的作用。他以柏拉图《法德鲁斯》中的一段摘录结束。
我们应该严格审查事情的真相，而不是让错误的印象扰乱我们的判断63。
莫利纽斯寻求真理，并为我们的论断奠定了基础。我们不应忘记他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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