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这个说法还得从清末说起，满人大臣载泽和端方等人奉慈禧和光绪之命到国外考察，回来后起草了一个《条陈化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主张“宪政之基在弭隐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放弃满洲根本，化除满汉畛域，诸族相忘，混成一体”。
同时这边，以恒钧、乌泽声、穆都哩、裕端等一批满族留日学生为主，在东京、北京创办《大同报》及《北京大同日报》，专门以提倡“汉满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为宗旨，宣传“五族大同”。
作用
乱世中的“特别药方”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孙先生支持的是五族融合为一的中华民族，明确强调，必须融合不融合的就是分裂。
但同时呢，北洋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在政策上宣传的是“五族共和”。
当时的形势错综复杂，形势很不明朗，很多势力想要闹独立搞分裂。
1912年3月3日，孙中山又签署了一个《中国同盟会总章》，其中就明确说要实行“种族同化”政策。
不管最后是因为妥协，还是思想统一了，反正这一理念辈正式提出，在那个封建帝制阶级还没结束的时代还是比较有鲜明的时代性：
其一，打破了封建帝制下“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观，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否定了民族压迫的历史传统，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思想基础。
其二，顺应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潮流。在推翻清朝统治的过程中，“五族共和”既安抚了少数民族上层阶层，避免了国家分裂，又整合了国内各民族的政治诉求，为中华民国的成立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客观说，这口号在当时确实管用。它就像一根绳子，把原本松散的民族力量暂时绑在了一起，让’国家统一’成了大家的共同目标。可问题也跟着来了：北洋政府自己就是个’空架子’，各地军阀你打我抢，今天你占河北，明天他夺山东，谁还有心思真正落实民族平等？所谓的’共和’，大多时候只是写在纸上、喊在嘴上的空话。而且’五族’的划分也有点草率，中国境内还有很多小民族没被算进去，他们的权益自然也没人顾及。说白了，这’五族共和’就像乱世里的一块遮羞布，能暂时稳住局面，却治不好民族发展不平衡的根本毛病。
（中南银行1927年发行的纸钞，采用了五族女性的形象，分别为汉、满、蒙、回、藏五族。）
“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什么时候被提出的呢？
其实，最早是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提出的：“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这种超前的认知在当时难成共识，但这个震撼性的理论突破，为后世民族识别埋下伏笔。
新时代的“凝心工程”
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顶层设计提出了一个更厉害的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理念可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踩着’五族共和’的肩膀，解决了当年没解决的难题，堪称民族治理的’升级版’。
先说说它厉害在哪儿。首先，它打破了’五族’的局限，明确说了：中华民族不是只有五个民族，而是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大家庭’。不管你是人口上亿的汉族，还是只有几千人的珞巴族，都是这个家的平等成员，谁也不能少。这就像明朝初年朱元璋统一全国，不仅要安抚原来的元朝贵族，还要照顾到各地的百姓，真正做到’一视同仁’。
其次，它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实打实的’操作手册’。当年’五族共和’只说’平等’，却没说怎么实现平等；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明确了，要让各民族不仅在政治上平等，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都能享受到同样的机会。你看，国家搞西部大开发，帮民族地区修公路、建学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让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还鼓励各民族文化交流，汉族学少数民族的歌舞，少数民族学汉族的科技，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包容，就像一家人过日子一样。
更重要的是，它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拧成了一股绳。以前’五族共和’是’五个兄弟凑一起建国’，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大家庭共同追梦’。大家都明白，只有国家强大了，各个民族才能兴旺；只有各民族团结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就像明朝中后期，虽然有倭寇侵扰、边境动荡，但只要全国上下一条心，就能众志成城，抵御外侮。如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要让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起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民族认同的百年进化
回头看看这百年历程，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实是中国民族认同的一场’升级打怪’。
当年的’五族共和’，是在国家面临分裂危机时的’应急之举’，目标很简单：先把国家保住。就像明朝末年，崇祯皇帝虽然想重振河山，但内有农民起义，外有清军入关，只能先想办法稳住局面，根本没精力搞长远规划。而’五族共和’也一样，它解决了“要不要统一”的问题，却没解决“怎么才能真正团结”的问题。
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则是新时代的’长远之策’，它不仅要保住国家统一，还要让各民族一起过上好日子，解决了“如何实现共同繁荣”的问题。这就像明朝初年，朱元璋统一全国后，不仅要巩固政权，还要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让百姓安居乐业。从’被动保统一’到’主动谋发展’，这就是中国民族治理理念的最大进步。
另外，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这也是一个质的飞跃。当年’五族共和’喊着’平等’，但民族地区该穷还是穷，少数民族该受歧视还是受歧视；而如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通过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政策、一个个落地生根的项目，让少数民族的生活越来越好，让各民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少。这就像明朝的’一条鞭法’，虽然初衷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但客观上减轻了百姓负担，让社会更公平，道理是一样的。
启示
不可否认，“五族共和”为辛亥革命后的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发挥了积极作用，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表征。但受时代局限，“五族共和”存在明显的历史短板：一方面，北洋政府自身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地方军阀割据混战，导致民族政策难以真正落地，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权利未能得到切实保障；另一方面，“五族”的划分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未能涵盖中国境内所有少数民族，且“共和”更多停留在政治口号层面，未能深入解决民族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问题。此外，帝国主义的干涉、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等因素，也使得这一理念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与团结。
如今，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共确定有56个民族，这个提法的确定时间其实并不长。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落实民族平等政策，自1950年起开展了系统的民族识别工作。最初登记的少数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经过科学调查与甄别，前后经历了近30年，直到1979年，基诺族被最后确认，这才标志着56个民族格局正式形成。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过去的探索与迷茫，也照亮了未来的方向。’五族共和’在乱世中为中国民族关系指明了方向，虽有局限，却功过各论；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则在新时代接过了接力棒，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