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古代历法体系中极具科学性与实用性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在长期农业实践中对自然规律深刻认知的集中体现。它不仅精准地反映了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轨迹，也系统地指导着农耕社会的生产与生活节奏，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然而，关于“二十四节气是谁发明的”这一问题，并无一个简单的个人答案。从历史演进与文献记载来看，二十四节气并非由某一位人物独立创造，而是上古先民在长期观察天象、顺应农时的过程中，逐步积累、完善并最终由汉代学者系统整理而成的集体智慧结晶。
二十四节气的萌芽可追溯至上古农耕文明时期。在黄河流域，原始农业的发展促使先民必须掌握季节变化规律，以安排播种、耕作与收获。
最初，人们仅能识别春、秋两季，随后发展为春、夏、秋、冬四季。至周代，已出现“二至”（冬至、夏至）与“二分”（春分、秋分）四个核心节气，标志着对太阳运行周期的初步科学把握。
这一阶段的节气认知，源于对日影长度（圭表测影）、北斗斗柄指向（斗转星移）以及物候变化的持续观察，体现了“观象授时”的原始天文实践。
据《尚书·尧典》记载：“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说明早在帝尧时代，人们已意识到阴阳历之间的差异，并通过置闰来调和年长，这为节气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法基础。而颛顼作为“五帝”之一，据传曾废除少昊的八卦历，创制“颛顼历”，以孟春为岁首，确立一年十二月及四季划分，为节气制度的雏形奠定了框架。
然而，此时的节气体系尚不完整，仅为后世二十四节气的前身。二十四节气的完整体系最终形成于西汉时期，其标志性事件是《淮南子·天文训》对二十四节气的全面记载。
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广忠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完整、科学记录二十四节气的文献。该书由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撰，系统整合了北斗斗柄指向、太阳黄经、十二月令、二十八宿等天文要素，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均分为24等份，每份对应一个节气，从“立春”始，至“大寒”终，构成了严密的时令体系。
《淮南子》不仅确立了节气的名称与顺序，还将其与物候、农事、音律、政令等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综合知识系统。例如，“雨水”表示降水增多，“惊蛰”象征春雷惊醒蛰虫，“清明”寓意气候清爽明朗，皆体现了节气命名的科学性与文化意涵的深度融合。
节气体系的真正制度化，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布的《太初历》。司马迁、邓平等天文学家将二十四节气正式编入国家历法，使其成为指导全国农事活动的官方依据。
此后，尽管历法屡经修订，如刘歆改《太初历》为《三统历》时曾调整“惊蛰”与“雨水”顺序，但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施行的《四分历》恢复了《淮南子》原序，并沿用至今，奠定了后世农历节气体系的基本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四节气虽源于干支历的太阳成分，但随着农历（阴阳合历）的发展，它被吸收为历法的重要补充。通过“置闰法”调节阴历年与回归年的差异，节气得以在农历中稳定运行，服务于广大农耕社会。
尽管刘安、司马迁、邓平等历史人物在节气体系的整理与推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二十四节气的本质仍是“我国劳动人民历史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它不是某位学者的闭门造车，而是千百年来农民在田间地头对气候、物候反复观察、总结、验证的结果。
从“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的民谣，到“七十二候”与农事活动的紧密对应，无不体现着民间实践的深厚根基。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正是对其文化价值与生态智慧的国际认可。
这一荣誉不仅属于某个发明者，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在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所展现出的卓越创造力。
综上所述，二十四节气并非由单一人物“发明”，而是经历了一个从上古观察、春秋积累、战国整合、至汉代系统化定型的漫长历史过程。
它以颛顼等上古帝王的历法探索为起点，以刘安《淮南子》的科学总结为标志，以司马迁、邓平等人的历法实践为制度保障，最终成为中华农业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背后，是无数无名先民在与天地共处中积累的经验与智慧。二十四节气不仅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成就，更是人类文明史上尊重自然、顺应规律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