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父亲与画友在峨眉山写生,右起第四人是父亲。

父亲的画友

撰文/陈篁

父亲的几样爱好喝茶、读书、画画和听古典音乐,即便在家里最困难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尽力保持着。工作之余,他总喜欢带着画具和书到成都郊区的农村写生,有时就在农村的茶馆里喝茶看书,顺手画一些身边的景物,以及茶铺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父亲交往的朋友也多有文艺方面的爱好。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经常交往的朋友有在成都市图书馆工作的画家、书法家陈启明;在省科协工作的水彩画家殷福康;在中学教美术的老师李瑛、黄开儒。这些朋友有的是自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像黄开儒,有的是他在部队结识的战友,如陈启明,还有工作中认识的,如殷福康。开朗大方,不计较的豁达性格使父亲在朋友中颇受欢迎。

父亲跟朋友一起观赏他们自己的画作,还相约到郊区写生。六七十年代的成都,一环路以外就是田野乡村,不少地方保持着川西农村的自然样貌,一望无际田野中有竹林盘和农舍,沿弯弯曲曲河岸栽种着桤木树,尤其是春天到来,大片的油菜花更是他们写生画画的最佳题材。

大概是1973年前后的一天,父亲骑自行车到西郊营门口一带画画,回到家便兴奋地告诉我们,今天在河边画画时遇到一个当地农民,一定要父亲到家里坐坐。父亲一进青年农民的家门,农民就依四川人接待贵客的传统方式,吩咐妻子煮一碗荷包蛋端上来招待父亲。聊天中父亲得知农民叫周作东,三十出头,喜欢画画,他曾经画过一幅以女知青养猪为题的油画,送去参加成都市举办的画展。周作东想跟父亲学画,父亲又特别喜欢跟热爱艺术的年轻人交流,这样,周作东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有一年父亲单位筹办农业学大寨展览,他特意推荐周作东以临时工身份参加筹展工作,一来开阔眼界,二来可以接触更多的艺术专业人士,另外,还能挣钱帮补家用,周作东非常高兴能参与这些工作。

我印象中的周作东个子不高,很结实,长方脸,很像当时流行的宣传画中朴实的农民,应该是干农活的好手,然而他却狂热地喜欢艺术,爱上了画画。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靠种田为生的农民要学画画,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光是昂贵油画画布和颜料就足以令人却步,他却一直坚持学画。

陈篁‖父亲的画友

六十年代开始,由于备战备荒的安排,成都附近有很多从沿海地区迁来的所谓内迁厂。一天,周作东来我们家,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讲江浙口音的小伙子。周作东介绍,小伙子姓周,叫周鸣祥,二十多岁,上海人,在茶店子附近一家内迁标建厂工作,喜欢画画。周鸣祥带来十几幅素描习作向父亲请教。看得出来,他的素描已经有不错的基础了。周鸣祥拿出其中一幅素描肖像说,他白天上班,晚上经常邀约周作东等几个画友,点亮百瓦大灯泡,围着请来做模特的老人画人像,大夏天晚上大家就光着膀子画。他指着画像的一个局部说,这个有点模糊的地方就是汗水滴到画上,搞得碳粉被浸湿流淌造成的。其用功之深可想而知。此后,周作东、周鸣祥就时不时一起来家里跟父亲聊绘画的事。有时候,父亲去茶店子看望婆婆,也会顺道去标建厂周鸣祥住的宿舍看他的习作。

一次周鸣祥从上海探亲回来,带着足有几十页的速写本给父亲看。本子里画满了他的旅途中见到的人和物,还有上海的街景和建筑。看得出来,有些是草草几笔在匆忙中完成的,有些则画得很细致,甚至还用文字做了详细记录。我当时的感觉是既羡慕又佩服,羡慕他有长途旅行的大好机会,也佩服他的勤奋。我还记得他去云南写生回来,带着云南写生作品给父亲看。看到一幅滇池水粉风景画时,他非常坦率地承认他画不好翻着白浪的水面,问父亲该如何处理。父亲就拿出自己的画和我大伯的写生作品给他看,讲自己画水的体会。至今,他们愉快交流的情景犹在眼前。

周鸣祥的刻苦用功终于有了令他学画之初不敢期望的回报,他幸运地成为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初的一天晚上,周鸣祥带他的女朋友到我们家,拿出四川美院的录取通知书,说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即将到重庆上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978年秋天,我高中毕业读大学,此后就再没有见到过周作东和周鸣祥。只是在后来的一些美术展览和美术杂志上见过周鸣祥的油画作品,风格写实,充满浓烈的生活气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周鸣祥大学毕业后回到成都,在四川省少儿出版社工作,1986年调到厦门大学,成为厦大艺术学院教授,还是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父亲和朋友们对绘画的热爱对我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是我勤奋学习的榜样。父亲晚年时,我曾经问过,在那个物质匮乏,生活困苦的年代,他和朋友们何以有那样的激情和执着去追求绘画艺术。父亲似乎觉得一切都很自然,回答得云谈风轻:“是爱好和兴趣使然,人总要活得有个人样吧。”的确,我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体会到他们精神的富足和由衷的快乐,就像杜甫说的“但觉高歌有鬼神”。
陈篁水彩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