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书法鉴赏系列
马 衡 隶书《世说新语》摘句轴
马衡（1881—1955）是以故宫博物院院长和西泠印社社长的身份为人所熟知的。作为同时兼任文博与篆刻艺术两大行业顶级机构的领头人，马衡一生致力于金石学、考古学研究，在青铜器、石鼓文、汉魏石经等方面均有建树，有《中国金石学概论》《凡将斋金石丛稿》《汉石经集存》等著作传世，其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在金石学与考古学双重修为的滋养下，马衡的书法篆刻也展现出了非凡的格调。其篆刻自不待言，从早期的社员到继缶翁之后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不仅印学实践上力求古朴纯正，印学理论更是强调印外修养，将印人品德与学养视为立足艺坛、成就事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如他认为“刻印家不但古印应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又云“近数十年来，刻印家往往只讲刀法。能知用刀，即自以为尽刻印之能事。不知印之所以为印，重在印文”“若徒逞刀法，不讲书法，其不自知者，非陋即妄。知而故作狡猞者，是为欺人也”，这些观点不仅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使放在今天亦是去弊良药。
马衡的书法，多体皆能，尤精于篆隶，书风古朴淳和，兼具金石韵味与书卷气息。其篆书对甲骨、商周金文、石鼓文、秦汉篆书均有涉猎，面目多样。但无论是风格上的凝重、典雅还是秀逸，在其笔下都流露出一种静穆淳和的格调。马衡一生为人正直，性格温厚、治学严谨，其书法亦是纯正庄谨，一派学人气象，这看似是一种审美选择，实则与其治学修养息息相关。清代刘熙载《书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一中国传统书学中的观点再一次在马衡的人生与艺术中得到了极好的呈现。马衡的篆书胎息其深厚的金石学修养，又有篆刻一艺的加持，使其篆法视野开阔，取法博杂，多姿多彩，技法纯熟，且兼具金石韵味与文人气象。可是从个人风格意义上来讲，其篆书还在取法博杂的风格中左右摇摆，并未找到真正的个人语言，不客气地讲，尚处在篆法的搬运阶段。虽然其在篆书上投入了巨大精力，广收博采，但并没有将这些丰富的养分熔铸成一种独属于“马衡”的篆书面貌。这其中一方面有传统文人以书法篆刻为余事的意识制约，另一方面似乎也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极其丰富的金石学积累，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他创造独特篆书风格的障碍——学问太博、取法太杂，反而让他在“自我”的表达上有些犹豫不决，难以提炼出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存世数量相对较少的隶书作品。或许正因为对隶书的“不经意”，反而卸下了“篆书大家”的学术重负，没有了像对篆书那样强烈的“主业”意识和沉重的学术包袱。马衡在写隶书时心态似乎更为放松，风格表现上也更为稳定。当然不可否认，其在隶书上也下过很大的临习功夫，临《石门颂》四条屏，洋洋洒洒，功力深湛，只是相对篆书来讲，恰恰是隶书的“不经意”，使其创作更偏重于“遗貌取神”——注重于对汉隶整体精神意味的理解和把握，而不是对某一汉碑的风格模拟。隶书《世说新语》摘句轴（如图）风格静谧，质朴平和，用笔沉厚扎实，不事巧饰，一如其学人本色。虽然从中能感受到些许《熹平石经》《曹全碑》的某些影子，但更多的是个人对汉隶雍容朴茂精神的共鸣与自由挥运，其深厚的金石学养由此得以在隶书创作中沉淀下来，书写便显得格外生动，个性也随之鲜明起来。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来品味马衡的书法，尤其是篆隶书创作，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不得不承认：其倾注毕生心血的金石学滋养了篆刻与篆书的根基，并赋予其无与伦比的学术高度与技法保障，却也无形中为篆书的个性化表达设置了藩篱；而对隶书的“不经意”，反而促成了其书法中最具个人意趣与自由精神的流露。这深刻揭示出学养与艺术创造之间复杂而微妙的辩证关系——学养是沃土，不可或缺，但个性风格的独运，往往需要挣脱过分严谨的学术规划，在心灵的“不经意”处，在精神真正通达后的自由挥洒中方能孕育成型。
（本文刊发于2025年 第25期《书法报》24版，责编唐福祥，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