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览扶桑
从日常开始,带你重新发现一个深度日本
今年(2025年),专程去京都看了两个展览,上半年看的是《日本,美的坩埚——异文化交流的轨迹》,下半年看的是《宋元佛画——越过沧海的众佛》,都是国立京都博物馆展出的。几乎想套用一个说法:当我们谈论日本文化时,我们是在谈论中国。不过,或许我们更应该谈谈中国文化是如何被拿来、改造、发展成日本文化的。
“美的坩埚”展示了两面铜镜,一面是中国2至3世纪制作的神人车马画像镜,一面是日本4世纪的仿制品。如陈寿《三国志》所记,倭地无牛马虎豹羊鹊,所以他们不知道马和马车,把车夫画成鸟。分明仿制不来,做得不好,却说明:“一看相似,但日本的东西细部被简化,图案变形。”这些现代用语,变形、细部、简化都含有褒义,意思就像是并列同等水平的作品进行比较。
日本古坟出土的《神人车马图像镜》(图|维基百科)
又展出一个13世纪南宋龙泉窑的青瓷轮花碗,锔了三颗钉,边缘施以金缮(日本叫金继)。日本还有一个青瓷碗,据江户时代儒学家伊藤东涯(卒于1736年)撰记:平安时代末年内丞相平重盛1175年左右向南宋阿育王寺布施黄金,佛照禅师回赠了瓷器,这个碗后为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政所有。底部有裂纹,派人过海再搞一个来,但中国已经是明朝,烧不出类似的青瓷,就给锔上几颗钉,叫作马蟥绊。不禁想起小时候也听过街上吆喝锔锅锔碗。鲁迅的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家的碗“是在城内钉合的,因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个铜钉”。钉合了,继续用它吃饭。手艺人不但要锔好,还要锔得好看(所谓用之美),而我们的鲁迅先生当然眼光更深刻,不管钉是十六个还是十八个,他看到女孩新近裹脚,“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足利义政和他的幕僚、食客、帮闲们凝视被中国锔上的钉,惊诧之余,反而从残缺、修补中看出美来,就有了一种不求完璧的独特感性,后来称之为侘或寂或侘寂。说来南宋哥窑的釉面开片纹饰即属于化残次为神奇,这种美传续于今。
马蟥绊青瓷碗,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图|维基百科)
创生侘寂的审美意识,整个过程中饮茶、品茶起到最重要的作用。9世纪初遣唐使带回茶,但没有喝起来,镰仓时代的1191年荣西再度入宋归来,不单取回临济宗,并携来茶种以及茶礼,还写了《吃茶养生记》。“养生的仙药”传入民间,演变为品茶的娱乐。虽不是出自禅宗,但出自禅寺,自带些禅味。室町时代兴起新的建筑样式,名为书院造,也就是武家的豪宅。足利义政建造的东求堂遗留下来,内有一间同仁斋,四帖半大小,被视为最古的茶室,也就是茶室的原型。
茶室
室内有摆设文房四宝等的“付书院”(凸窗)和陈列器物的“违棚”(博古架),那时还没有用来悬挂书画的“床间”(壁龛)。足利义政晚年患病,能阿弥劝他以茶代酒。能阿弥多才多艺,尤精水墨画,负责鉴定并管理幕府的唐物(中国舶来品)。义政在他的东山庄(死后改为禅寺,俗称银阁寺)举行茶会,好似在高档会所里举办沙龙。不是玩斗茶,模仿禅寺的茶礼,便有了风雅之趣。不只是品茶,重头戏是鉴赏墨迹、水墨画、瓷器等珍贵的“唐物”。这就是茶汤的滥觞。16世纪几乎不用茶道一语,江户时代诸艺滥用道字,似乎中国人尤为道字所惑,不如干脆译之为茶艺。书院式茶室的茶汤是奢华的,叫作书院茶。它是在别室沏好端过来待客,茶汤传到市井的富裕阶层,变为当着客人的面沏茶,不免带有表演性。
银阁寺向月台
有个叫村田珠光的和尚爱搞茶汤,跟一休参过禅,提出了茶禅一味,追求茶汤的精神性。当时流行青瓷碗,从中国进口成品,也带进来残品次品,珠光从残次品的无光泽感受一种美。而且用泥土木柱盖茶室,大小只有四帖半(不足八平米,主人和客人以五人为宜)。茶具也简陋,重视的是招待。这种反书院茶的茶汤叫草庵茶,也叫作“侘茶”。珠光是第一个体现侘茶概念的人。他主张:以心的丰富弥补物的不足;月隐现于云间,比晴空中熠熠生辉更有趣。从不足之中感受充足,从不全之中品味完满,这种审美意识来自兼好法师的《徒然草》:“难道花只看盛开,月只看圆满吗?对雨思月,闭门不知春去何处,也深有情趣。将将要绽开的枝梢,樱花散落一地的庭院,更值得一看。”说来这就是杨白劳给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的喜悦吧。杨白劳真穷,而珠光们用钱摆穷。珠光被当作侘茶之祖,但他的茶汤并不像后来千利休那么一味地“侘”,基本属于书院茶。
村田珠光像(图|维基百科)
珠光的徒孙武野绍鸥是富商,拥有很多名贵的器具,但乐在侘茶,把四帖半的茶室进一步缩小为三帖、二帖半。他本来是连歌师,用镰仓时代初叶藤原定家的短歌阐释侘茶的真髓:“見渡せば花も紅葉もなかりけり浦の苫屋の秋の夕暮”(举目望四野,无花无红叶,寂寂小茅屋,海边秋日斜)。海边渔民的茅屋之小是贫穷所致,而茶室之小是刻意为之,造价不菲。
茶勺是茶汤的重要工具,随抹茶从中国传入。中国用象牙勺,据说有验毒的功效,但日本没有象,珠光就地取材,代之以竹。他用不带节的部分做,绍鸥把节留在勺柄的末端,而千利休干脆把节置于勺柄当腰,一个比一个侘。勺柄多节,那就更侘了。茶罐的象牙盖有瑕疵,利休做茶事时避免瑕疵朝向客人,而弟子古田织部借来做茶事,款待利休,把瑕疵朝向客人,利休夸他的做法好。大家都没有瑕疵,有瑕疵就成了个性。这一连串的作为制造侘,意识侘,观念越来越清晰,形成了独特的审美。
日本人的竹制茶勺(图|维基百科)
千利休是绍鸥的弟子。茶汤流行,茶具供不应求,利休指导长次郎动手做专门用来饮茶的茶碗。长次郎本是瓦工,用手捏出来的碗好似歪瓜裂枣,但利休认可并夸赞,如今专家评论这样的陶器有体温、有表情云云。与其说长次郎的作品反映了千利休的侘,不如说千利休用长次郎的作品解释侘。做出圆筒形,施以黑釉,被丰臣秀吉厌恶。长次郎及其后代烧制的碗叫今烧茶碗,后来叫乐烧,至今作为侘茶碗广泛使用。
侘茶使用的茶碗主要是中国南方民窑生产的碗,这种瓷器本不是中国美的主流。追求侘的眼光又盯上高丽碗。这是朝鲜半岛上给平民百姓用的日常用品,粗制滥造,但茶人们把陶轮的轮纹、釉烧的支钉痕统统看作“无作意”之美,即无为,随意为之。诸侯武将毛利辉元甚至从朝鲜半岛招来陶工制做高丽碗,叫萩烧:侘茶碗有一乐二萩三唐津之说。
高丽茶碗(图|维基百科)

茶室定规四帖半,而且是正方形。比它大叫广间,比它小叫小间。之所以四帖半,这是禅寺住持的居室大小,即方丈。为侘而侘,越小越侘,利休晚年用小茶室,小到了二帖。主人在一帖榻榻米上操作,另一帖并坐二三客人,侘不堪言。彼此听得见心跳,可算是交心。千利休给茶室开一个洞口(叫躏口),让客人爬进爬出,迫使武士也只能放下刀爬将进去,于是乎人人平等。像关进单身牢房一样,真的能觉得精神得解放?主人和客人几几乎促膝,没有水墨画的留白,限制人的自由和余情,终归受不了,在两块榻榻米之间加一长条板子,拉开些彼此的距离。作为权威,利休喜欢、推崇的东西被叫作“利休所好”。侘茶由珠光创始,经绍鸥提炼,到利休完成。被推至“极侘”,侘茶近乎变态,千利休也就难免被丰臣秀吉赐死。
茶室
评论家加藤周一写道:“日本文化制造的独创性形状之一是歪扭的茶碗。譬如16世纪末长次郎的乐烧茶碗是一个典型。不消说,尚不知辘轳的文化,或者没有普及使用它的农村社会,陶器形状不规则是难免的,不过是世界上哪里都能看见的现象。这是技术制约的结果,不是有意的不规则性(譬如绳文土器)。在技术发达的社会,以光滑的圆筒或圆锥为基本,做规整的形状(譬如中国宋代的青瓷或白瓷)。像16世纪的日本这样,知道高度发达的制陶技术的文化故意用心地制做了复杂的不规则的歪扭的陶器,恐怕是绝无仅有。”“至少从桃山时代到德川时代几个世纪里的统治阶级和艺术领导者喜好歪扭的陶器是日本的现象,大概也可以说大陆传来的陶器这就’日本化’了。”或许歪扭的茶碗造成日本人喜欢往扭曲里审美的心理,以文学为例,如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乃至村上春树的小说。
“宋元佛画”展尤为盛大。其中展出了几幅牧溪的画作,据说13世纪后半的牧溪是日本最爱戴的中国画家,14世纪初传入日本。足利义政是义满的孙子,爷爷义满1369年就任幕府将军,到义政1490年死去,祖孙三代收藏“唐绘”(水墨画)九十件二百九十幅,其中牧溪的作品有一百多幅。牧溪传世的作品几乎全部在日本。南宋对牧溪评价不高,恐怕日本也未必独具慧眼,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的一流东西难以入手,转而求其次。另一个流入日本的原因,在于牧溪是临济宗无准师范的弟子,而师出同门的无学祖元、兀庵普宁先后渡海传道,赴宋取经的圆尔也是师从无准,应该是他们把牧溪的作品当礼物带来日本。
“宋元佛画”展
义政们固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藏品是“二三流”,却也不曾误读。据说木心说过“日本文化来自中国唐家废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误解”。用清末黄遵宪的话来说,就是“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大唐”。我几乎没读过木心的书,不知道此话确否他说的,但以为日本并不曾误解,而且解得很透彻。史学家内藤湖南说过:“大体上为了知道今天的日本而研究日本历史,几乎没必要研究古代的历史,知道了应仁之乱以后的历史就足矣。那以前的事只让人觉得和外国历史大同小异,而应仁之乱以后是直接触及我们的真的身体骨肉的历史,确实知道了,可以说日本历史那就足够了。”所谓应仁之乱就发生在足利义政执政的时候,十年战乱,“佛法王法俱破灭”,大半个京都化为废墟,贵族、武家的大宅院和寺庙神社大半焚毁,文献资料化为灰烬,全盘从中国拿来的制度及文化破坏殆尽。在内藤湖南看来,这下子日本变成了一张白纸,才开始写最新最美的自家历史。
牧溪在本朝不受待见,宋末元初的庄肃撰《画继补遗》评之:“善作龙虎、人物、芦雁、杂画、枯淡山野,诚非雅玩,仅可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这真是一语道破,牧溪的画是僧房道舍的清幽,不属于主流审美的雅玩。足利义政们或许读不出“粗恶无古法”,但读明白“清幽”,而且很喜欢,加以破解,大力推崇,以致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审美。笔走偏锋、别具匠心、另辟蹊径,这些话中国人说了,日本却做了。日本佛教的一大转机是从南宋传来正规的禅宗,先有茶,后有水墨画,也跟着禅宗传进来。足利义满创立的北山文化和足利义政创立的东山文化都混合了从平安时代传承的净土信仰和镰仓时代传入的禅宗思想,随着日本禅宗的发展,东山文化受其影响更为强烈而深入,减少了向往极乐净土的华丽,增加了清静无为的简素。禅意或禅味的多寡造成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异。牧溪最合乎武士的文化取向,乐于接受则无须赘言。不取理,只取趣。不是牧溪的画适于日本人的爱好,更不是刚好与日本的国民性较为相宜,而是被牧溪的绘画训练了审美意识乃至国民性,当然是通过历代义政们的阐释。
牧溪《渔村夕照图》(图|维基百科)
走笔一路用侘字,这是以读者对它已耳熟能详为前提,但若问到底啥意思,只怕一般日本人也说不明白。很佩服日本用这个字表示固有语言,简直像日本文化的千年战略,如今中国人似曾相识,又不解其意,也就完全归给了日本。寂,中国人太熟,就差了些劲儿。中国自古有艺术一词,日本在明治年间制造了美术、美学等译词。森鸥外译作审美学,中江兆民译作美学,还有其他的译法。战败后美学一词流为俗用,几乎不再是哲学的,例如他们说自杀美学。侘(わび)和寂(さび)难以定义,前仆后继地解释,越解释越让人摸不着头脑,也成了把日本文化一言以蔽之的托词。如今中国人也掺和进来,更加玄乎其玄。近年这两个词常常连在一起用。千利休时代的文献里不见侘字,更不见寂字。据《广辞苑》解释:侘是闲寂的情趣,寂是陈旧而有趣。说得复杂点,侘是在贫困、匮乏之中寻求内心充实的意识;寂是在闲寂中自然地感受深邃或丰盈的美。更哲学兮兮地说,侘与寂都是由闲寂枯淡的境地获得的审美意识。寂内潜于心,侘有形,显现无形的寂。寂是抽象的境地,侘是姿态、作为等外显的特征。侘、寂以及幽玄本不是意味审美意识的词语,三者被赞美是20世纪初日俄战争以后的事。千利休的侘茶也是此时受瞩目。1920年以后茶道的根本理念是“和敬清寂”,也有说根本理念是简素。战败前多是用寂的概念谈论茶道,战败后由于千家派生意兴隆,操纵茶道,再加上京都大学毕业的人鼓吹,侘的概念占据了绝对优势。可以说茶道侘寂化是以京阪神为中心的文化造成的,现在茶道=侘、寂,背后是茶道=利休的茶道。把侘、寂、幽玄打捆上市是1970年代后半,不知不觉的,现代日本人的意识中认定为日本文化的精髓。在法国学过哲学、民族学的前卫艺术家冈本太郎从来没用过这些词。
美未必是客观的存在,同样的东西有人说美有人说丑,审美是主观的感受、认知,也是一种判断。凡主观的东西都可以被教育、熏陶。谷崎润一郎把采光不好的境况解释为阴翳之美,人们便开始制造阴翳,走进温泉旅馆阴森森。街上流行破洞牛仔裤,概念先行,褴褛变成一种奢侈美,但再破也不算侘寂。中国文化庞大而繁复,儒道禅各有各的美学。南宋非主流的淡雅简素,在中国终未成气候,泯灭于有清一代的艳俗审美。以民族共识为基础所形成的民族审美,整齐、圆满、对称、统一等,融化在中国人血液中,连阿Q临死也羞愧自己画得不圆。他当然不懂得自己死在了这种审美所助成的秩序下。水墨画的留白日本人学了去,解释的语言变成侘寂。时过七八百年,仿佛被他们推崇的牧溪衣锦还乡,但侘寂之美,功亏一篑的未完成,抱残守缺的不完全,我们会理解并接受多少呢?
日本也并非只取一瓢饮,他们既拿来中国的华丽之美,以足利义满修建的金阁为代表,也拿来中国的简约之美,以足利义政营造的银阁为代表。其实这种两种文化反映的是中国文化的差异与变迁。或许以枯山水庭园为舞台,演出服饰华丽的能乐,可以完整地体现日本美。清代又兴盛富丽繁缛时,偏巧江户幕府锁上了国门。幕府颁布几十道节俭令,不是在推广侘寂,而是平民百姓的生活穷得只剩下简素一条道,很像是侘寂。恐怕侘寂不过是小众的知性审美,而大众在现实生活中爱看满月,赶在盛开的樱花下饮酒作乐。寂如同铁生锈,因时间而衰变,从中感觉美,而“君之代”唱皇统八千代,没有给青苔以侘寂之感。“完胜”一语不就是完璧的心态吗?游客如织的去处是金阁寺,三岛由纪夫在小说《金阁寺》中也写到银阁寺的冷清。从照片来看,三岛由纪夫那种表情应该看不上无印良品,而川端康成一脸的银阁相。三岛喜爱金阁,切腹也没有武士道本该有的侘寂。他写道:“我们日本人本来是喜好艳丽的。至少到室町时代,什么样色彩和金光闪闪,看看金阁寺或能乐就明白。茶道讲起了侘啦寂啦以后就实在不行了。长久的锁国时代里凄寂的寒色趣味被当作上品,花花绿绿的趣味,上则留在皇宫,下则留在一部分民众当中。明治以后乡下人的文化也更把日本人的趣味弄得偏狭了。”
金光闪闪的金阁寺
实业家、读书家出口治明说:“我也不与’日本文化的真髓是侘寂’的论调为伍。例如,被视为体现’侘寂’的国宝药师寺的东塔,建立当初不是像现在这样’木头的暗淡浅茶色和灰泥的白’。本来是整个搭配了亮眼的朱色和绿色的建筑,很漂亮。(这种样子如今在药师寺西塔重现)。当时的日本人与中国等先进国家同样,觉得鲜明的朱色和绿色对照才’好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涂装逐渐剥落,没有钱重涂,只好放在了那里,整个变成暗色调。不过是一些人看见,觉得’啊,这也不错嘛’。”
金阁若不被和尚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而后重建,1987年重新贴金箔,只怕也早已剥落如癣,侘寂乎山水之间。鲁迅有感于土财主把土花斑驳的古铜器擦得精光,写道:“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李长声专栏|日边杂记
李长声
旅日华人作家
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
著有《枕日闲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