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触了不少工艺美术和非遗的实物，在传承三百年的苏州“老万年”古法金工坊里，我被一种“极致”深深触动。那种历经岁月，却因极致技艺而愈发璀璨的质感，让我联想到玉雕圈里那个永不过时的争论：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是令人屏息的“极致炫技”，还是直抵人心的“相玉写意”？
回望：玉史长河中的三个高峰
当下玉雕，到底是技重要，还是意重要？说实话，我时常陷入这种两难。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如果看不清眼前，不妨跳出当下，把时间的轴线拉长。拉到百年、千年之外，再回头审视，此刻的许多迷雾便会消散，历史的脉络也将清晰浮现。
回望中国玉文化的万年长卷，其间公认耸立着三座高峰：战汉、清乾隆，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当下。每一座高峰，都烙印着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象。
战汉之玉，以意通天。那时的玉，如玉琮、玉璧，形制古拙，质地浑厚。以今天的眼光看，其工艺或许简朴，甚至“拙”，因为靠的是金刚砂慢慢磨。但其核心价值，在于“礼天地、通神明”，承载的是先民磅礴的宇宙观与虔敬的精神力量。这无疑是“意”的巅峰。
乾隆之工，以技炫世。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国力臻于极盛，玉雕工艺也随之登峰造极。无论是体量恢弘的“玉山子”，如《大禹治水图》玉山，还是精微仿古的彝器，无不极尽繁复、精巧与严整。这个时代，将人的匠心与帝国的审美意志张扬到了极致，堪称一场“技”的盛大炫示。
当下之惑：谁能跨越时间？我们这个被称为“第三次高峰”的时代，技艺与写意并存，纷呈异彩。那么，试想两百年后，人们会记住什么？是那些精雕细琢、巧夺天工的“炫技”之作，还是那些寥寥数刀、神韵自现的“写意”小品？
我曾将两件玉器并置：一件是极致复杂的青铜化玉器皿，另一件是抽象写意的玉雕老虎。请诸多玉友评判，哪件更可能传世。多数人的选择，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前者。这个朴素的结果，促使我展开更深一层的思考。
权衡：“技”的确定与“意”的弹性
在我看来，“极致炫技”的作品，有一个根本的优势：价值非常确定。
一件玉雕，无论器皿、摆件或人物，只要其工艺达到了某种公认的极致高度——例如悬空雕、薄胎、或复杂的青铜纹饰移植——那么它的价值便坚实地立于那里。作者是谁固然有影响，但更根本的是“做得出来”这个事实。大师可为，一位有绝活的年轻匠人若能达成，同样堪称杰作。
它的美，是肉眼可见、标准相对统一的，就像永乐压手杯、宣德炉，我们赞叹其美，往往不会深究作者是谁。这种确定性，让它在历史长河中更容易被识别、被保存。
而“相玉写意”则完全不同。它源于对一块原材料独到的“相”（观察与感悟），从中读出具象或意象，再以简练刀法“点化”其神，追求神似而非形似。这类作品的价值，充满了弹性，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冒险”。
它高度，几乎完全依赖于创作者自身的认知边界、文化修养和思想深度。同样一块料，樊军民老师做出来，大家叫好；换个无名匠人依样处理，可能就被质疑。这里头掺杂了太多对“人”的判断：作者的声望、品行、甚至他背后的故事，都会影响作品的估值。就像文人画，作者数不胜数，但能被记住的不过寥寥数人。
于是，便形成了玉雕收藏中一个有趣的“扁担两头沉”现象：两头都重，皆价值不菲但一头的价值如磐石般稳固，另一头却可能随风浪起伏。炫技之作，是硬实力的彰显，是工艺时代的物证；写意之作，则是软实力的较量，是个人心性与天地材质的共鸣。
平衡：在时代与初心之间
正因如此，我自己的收藏非常“杂”。极致的青铜化玉器皿、精工细作的人物造像、传统的藏传玉器，我收；樊军民、王一卜、苗烈他们做的那些充满当代感、抽象写意的作品，我也收。
这既是出于爱玉之人的“博爱”之心，渴望体验不同的美感；也是一种审慎的平衡。更深层的原因，是我认可这个“扁担理论”——这两种极致，恰恰共同构成了当代玉雕最饱满、最真实的张力与面貌。
说到底，“技”与“意”从未分离，它们如同玉之双面，共同塑造着玉雕的生命力。
“极致炫技”，是文明的厚度与工艺的荣耀，它确定地告诉后人“我们能做到什么”；“相玉写意”，是思想的闪光与个体的温度，它不确定，却可能直击心灵，留下独特的时代印记。
作为藏家，我乐于拥抱这份复杂与多元。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那些工艺登峰造极的物证会更稳固地沉淀下来，但那些真正闪耀着智慧与灵魂火花的写意之作，一旦被记住，便是永恒。
或许，这正是玩玉的乐趣所在——我们不仅在收藏物件，更是在参与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寻找美的共鸣，等待时光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