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人萧振邦先生在《论装修补古旧书集》中提到，他在故宫图书馆修复善本的七年间，“曾遇到一部真正孤本，天下无有第二部”。这话听起来有些矛盾：天下若有第二部，那还算什么孤本？不过，按我家乡人的说话习惯，但凡用上“真正”二字，那就是双重强调了：一来假孤本为数也不少，非孤本而乱说孤本的正多，所以必须用“真正”二字封印；二来，孤本未必就是珍本、善本，所以，珍稀第一、天下无双之善本，才当得起“真正孤本”之名。
让萧先生经手修复、目验心仪的真正孤本，是袖珍本《佩文韻府》的写抄本。看他描述此书的语句与语气，可以想象，每逢说起此书，他必会神采飞扬，心驰神往，如数家珍。
“忽看一片乌黑，”他说，“用放大镜视之，清清楚楚，工笔小楷，字小如小米粒，一律到底，实称国宝孤本，世间难得，无对无双”。他记得这部书的所有细节：共一百三十二册，订线，蓝绸皮。据殿版《佩文韵府》抄写。但开本缩小，书长二寸五分，宽二寸。板心长宽均一寸五分。半页行十六。每行二十二字。书前有乾隆相片，坐相，一寸高，着色，头戴冠冕，身穿龙袍，挂朝珠前补，足登朝靴。上有五方盖印：一、古稀天子，二、八徵寿念之宝，三、五福五代堂，四、太上皇，五是御览之宝。抄写这部国宝，只能用一根毛的笔完成……。
读到这里，我实在想在夜书房哪本书里找出此书的图片来。二十多年前我买过一本《两朝御览图书》画册，里面或许有此书图片？无奈我这会儿却找不到这本书。又恍惚记得今年三月我在杭州的《琳琅萃珍》大展上好像见过这部袖珍本的，一查手机图片，我见到的确实是乾隆御览过的袖珍书，但不是《佩文韵府》，而是《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李似之辑 宋刻本）。
《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五色织锦书衣，四眼线装，黄缎书签题:“万卷菁华后集。”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不等，细黑口，左右双边。
萧先生书中所说“五方盖印”，应该就是所谓“小五玺”。杭州展览上的“万卷精华”也是袖珍本，前后钤的都是“小五玺”：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太上皇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
萧先生书中讲版本名称时，列出了古籍中巾箱本与袖珍本的尺寸，我因此知道巾箱本与袖珍本并非完全是一回事，袖珍本要比巾箱本更小。传说举子们赶考时揣在袖子里准备作弊的“小抄”才叫袖珍本，巾箱本不过是可以放在专门收纳头巾箱箧之中的板框较小的书，主打一个便于携带与收藏。
书籍开本中的小书（袖珍本、巾箱本、口袋本）诞生于写本时代，而非刻本时代或印刷时代。一般认为中国的巾箱本始于南朝，人们多把南齐王萧钧视为“巾箱本第一人”。据《南史·齐衡阳王钧传》，萧钧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
西方书籍史上，袖珍本的诞生比中国早三四百年，时值罗马帝国时期。据伊莲内·巴列霍《书籍秘史》（李静译，湖南文·博集天卷，2022），公元一世纪时，第一批手抄口袋本已经诞生，书袖珍到一手可握。西塞罗甚至说，他见过荷马《伊利亚特》羊皮书可以放进一只核桃壳中。
诗人马提亚尔据信是第一个对抄本册子感兴趣的作家，他写过一本《礼品》，书中给每件礼品写一首讽刺诗，介绍其材质、价格、特点或用途。那时他已经把书籍也列入礼品单内，推荐的是14本文学作品，其中5本是羊皮纸口袋本。多年后，他自己的诗集也加入了袖珍本行列。“如果你希望我的小书能陪你去任何地方，”他自卖自夸道，“如果你希望长路漫漫始终有它们相伴，来买羊皮纸的小书吧！大书就留给图书馆，我的小书一只手就能持握。”
除了便于携带，罗马帝国时期的小书还有特殊用途，那就是偷偷阅读，这个我们这边科考作弊专用的袖珍本有异曲同工：都是偷读，我们的举子们偷读的是八股文章，罗马人偷读的则是《圣经》。彼时基督教尚未成为国教，教徒常常受迫害。口袋书方便他们迅速将其藏进长袍，也方便他们迅速地找到文中的某个段落。另外，基督徒希望以袖珍册子跟犹太教的象征、代表异教徒的羊皮卷划清界限，从而确立自己的身份。
因为袖珍抄本册子可以陪伴读者去任何地方，罗马人的读书风气好像要比先前更浓了。他们去打猎，在等待猎物落网时会读书；晚上失眠无聊时，也会读书。有文学作品记载过那时一边走路一边读书的女人，坐在马车里读书的旅人，躺着读书的食客，还有站在回廊上读书的少年，好像所有人都在聚精会神地读书。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现在书店里新书的开本正在变小，厚度正在变薄，袖珍版或口袋本越来越多。希望这类小书不仅适应经济下行的时代，降低出版社的成本与新书的价格，还能鼓励读书人能随时随地读书，且读得聚精会神。我另有一个希望或奢望，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亲眼读一读萧振邦先生说的“天下无有第二部”之真正袖珍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