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还没开始，石碑坳的田埂上已经热闹得像赶集。
村主任老陈站在最高处那块晒谷场，手里的大喇叭在晨雾里“刺啦”作响：“乡亲们，小田改大田，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这是响应号召，利国利民的好事！”
下面站着的百十号人，却静得像冬天的水田。
我爹蹲在最前面，一言不发地抽着旱烟，青灰色的烟雾缠绕着他花白的头发。他脚边放着一截锈迹斑斑的铁犁头，那是爷爷传下来的，犁身上还刻着“一九五三”几个模糊的字。
“张老倔，你倒是说句话啊！”老陈点了我爹的名。
爹缓缓起身，在鞋底磕了磕烟锅：“我不同意。”
四个字，硬邦邦地砸在地上，溅起一片窃窃私语。
“为啥不同意？你家那七块巴掌田，最大的不到八分，拖拉机转个弯都难！”老陈的嗓门又高了八度，“改成三块大田，插秧机、收割机直接下地，你儿子就不用年年往家跑帮忙了。”
说到我，爹的身子微微晃了晃。我在城里安了家，只有农忙和过年才回来。去年秋收，因为请假太多，差点丢了项目主管的位置。
“机器是省力，”爹的声音不大，却每个字都清楚，“可田埂扒了，我爹、我爷爷埋哪儿？”
人群突然静了。
石碑坳的田埂不像别处。每条田埂向阳的那面，都埋着张家世代先人。没有墓碑，只有一丛丛年年自生的马齿苋或艾草。爷爷说，这样先人就能看着庄稼一茬茬长，保佑风调雨顺。
老陈顿了顿：“迁坟补贴一户五千，公墓都修好了……”
“那是坟吗？”爹突然激动起来，“那是根！根能随便挪吗？”
二伯站起来打圆场：“老倔，时代不一样了。村东头李有财家改了大田，去年多收了三成谷子……”
“李有财他爹埋后山，他当然不在乎！”爹的眼睛红了，“可我爹临终前说，要守着咱家的田。田埂在，他就能看见稻子黄。”
雾渐渐散了，阳光照在那些弯弯曲曲的田埂上。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爷爷牵着我的手，走过每一条田埂，讲着每一条田埂的故事——
“这条埂是你太爷爷挑土垒的，那年在旱，他就一担担从河里挑水……”
“看这丛栀子花，是你奶奶嫁过来那年种的，现在比碗口还粗了……”
“你爹就是在这条埂上学会走路的，摔了满嘴泥，还咯咯笑……”
那时田埂很宽，能并排走两个人。春天开满紫云英，蜜蜂嗡嗡的；夏天有青蛙跳进跳出；秋天稻穗低垂，拂过小腿痒痒的；冬天落了霜，像撒了层盐。
后来田埂越来越窄，因为要多种一行稻子。再后来，年轻人走了，有些田埂就塌了，荒草长出来。
“改了大田，打谷场还能晒谷子吗？”王婆婆颤巍巍地问。她家的晒谷场是全村最大的，三伏天铺满金黄的谷粒，孩子们在上面打滚。
老陈犹豫了一下：“晒谷场也在规划里，可能要建烘干中心……”
人群又骚动起来。晒谷场不只是晒谷子，还是全村议事的“会场”，是露天电影放映处，是八月十五摆长桌宴的地方。
“还有水渠，”瘸腿的三叔公敲着拐杖，“改成大田，老水渠要填平，新渠走直线。可老水渠弯弯绕绕，连着后山的泉眼，大旱年也没断过水！”
“新渠是水泥的，更科学！”老陈的额头渗出细汗。
“科学？”爹冷笑一声，“你爷爷没告诉你？石碑坳为什么旱涝保收？就因为老水渠顺着地势走，快慢有度。你修个笔直的水渠，下雨是快，可肥也冲走了！”
太阳升到头顶，争吵越来越激烈。同意的人说省力增收，不同意的人说断了根脉。两边的声音像两股水，在晒谷场上冲撞。
我突然发现，这场争论的核心，不只是田埂或晒谷场，而是两种时间观的冲突——一种要效率，一种要记忆；一种向前狂奔，一种频频回望。
中午休会时，爹蹲在自家田埂上，抚摸着一丛野菊花。我走过去，递给他一瓶水。
“爹，我知道你舍不得。可你今年六十八了，还能挑几担谷子？”
爹抬头看我，眼神浑浊：“去年你回来帮忙，肩上磨出的血泡，我看见了。”
我心里一紧。
“你娘走得早，我就剩这些田了。”爹的声音低下去，“每道埂都认识我的脚印。改了，我去哪儿找你爷爷说话？去哪儿给你娘采她最喜欢的金银花？”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春天的田野绿意萌动，田埂像大地的掌纹，每一道都刻着故事。西头那道埂埋着抗日时保护粮食被杀害的族老；东头那道埂有棵老乌桕，树下曾经是村里的私塾；南边的埂特别宽，因为下面是战备粮窖，现在长满了车前草……
“今晚村里放电影，”爹突然说，“放完电影再表决吧。”
老陈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夜幕降临，晒谷场挂起白色幕布。放的居然是老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胶片斑驳，声音时断时续，讲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建设的故事。
奇怪的是，全村人都来了，连最反对改田的老人也搬着小板凳坐在前排。当电影里响起“樱桃好吃树难栽”的歌声时，不少人跟着哼起来。
电影放到一半，突然停电了。人群一阵骚动，却没有散去。
黑暗中，不知谁先起了头，唱起了山歌。接着一个接一个，那些几乎被遗忘的调子，在夜空下流淌开来——
“三月插秧水满田哟，九月打谷堆成山……”
“田埂弯弯像条龙啊，龙头摇摇向天冲……”
歌声越来越响，年轻人在手机灯光里，惊讶地看着老人们泪流满面地唱着。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爹为什么坚持放电影——他不是要看电影，而是要看这片晒谷场最后一眼。
电影散场时，老陈又要拿起喇叭，爹却摆摆手：“不用说了，改吧。”
所有人都愣住了。
“但是有三个条件，”爹的声音在夜色中格外清晰，“第一，老水渠可以改，但要请省里的专家来看过，不能拍脑袋。第二，晒谷场留一半，让孩子们有个奔跑的地方。第三……”
他停顿了很久，“田埂里的先人骨殖，我们自己迁。不要公墓，就在新田的四个角，各垒一个小土包，种上树。我们要知道，先人还在看着这片田。”
人群沉默着。老陈张了张嘴，最终点了点头。
那晚，爹在田埂上坐了一夜。我也陪着他。下半夜起了露水，爹突然说：“你爷爷教过我，田是活的。它会疼，会呼吸，会记住每双脚。”
“那为什么同意改？”
“因为田也会老。”爹望着星空，“就像人会老一样。旧的田养不活新的人了。”
第一缕晨光照进石碑坳时，推土机来了。巨大的钢铁怪兽轰鸣着，碾过第一条田埂。
爹没有回头。他拿起那截断犁，走向新划定的田角。那里已经堆起一个小小的土包，他将犁头深深插进土里，像插下一枚时间的钉子。
“爹，爷爷，新田更肥，”他低声说，“你们看着，今年的稻子一定好。”
远处，新的田埂正在形成，笔直，宽阔，适合机器奔跑。而旧的田埂正一点点消失，连同那些紫云英、青蛙、童年的脚印和祖先的目光。
我忽然想起爷爷说过的话：田埂断了可以再垒，只要还有人记得，哪条埂上曾开过什么花，埋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
转身离开时，我看见爹在四个田角各撒了一把稻种——那是他珍藏的老品种，产量不高，但特别香。
也许明年春天，那里会长出四丛青青的稻苗，在新田的边际，标记着旧田埂曾经蜿蜒的轨迹。
其实，农村“小田改大田”过程中遇到部分村民反对，这是一个涉及文化心理、利益调整、现实顾虑等多层次因素的复杂现象。尽管这一改革在宏观上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但具体到个体村民，他们的反对声音背后往往有着真实而深刻的逻辑。
土地重新分配时，村民会担心自家土地的位置、肥力、灌溉条件等“隐性价值”在新分配中受损。即便面积不变，耕地质量差异也会引发矛盾。
田埂、水渠等附属设施的清除可能涉及青苗、树木的补偿，若标准不明确或偏低，易引发抵触。
作者 | 鸿雁深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