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边昱
作者边昱，古泉文库特约撰稿人。已出版著作有《光绪宝津局制钱》《听泉——咸丰大钱蠡测》，即将出版的作品有《中国货币史辑要》《光绪货币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货币简史》（暂定名）。此文系节选原文缩略刊载。
在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下，拿来主义流行，由此认识偏差即容易出现，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对于史料文献的重视程度和结论的正确性才是正比关系，此外适当加入计量史学、田野实证和科技手段，得出的结论才能更接近真相。钱币学也是这样，在所谓“实战经验”的基础上，遵循这一原则，尤其是在史料文献基础上展开考证极为重要。
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中，天津的宝津局地位突出，但现在可见的相关介绍文字有些可以商榷，有些就是错误的，以下例举几点。
一、有关宝津局的成立时间问题
有关这一点，《光绪通宝钱考证之切入点举例》一文已经说明，因李鸿章于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十二日所上《中法铸钱运京折》明确指出“臣于上年九月间饬天津道胡燏棻即在津郡创办名为宝津局…”，因此宝津局的设立时间是光绪十二年（1886）阴历九月，并不是很多文章、文字介绍的十三年（1887）。此点不再赘述。
二、有关第一批机制方孔出现的时间和铸机来源问题
现在普遍认为宝津局早期机制方孔铸造机器是英国格林活铁厂所供，其实在这批机器运抵前宝津局已用自有机器铸造有机制方孔钱，而且李鸿章呈递醇亲王并呈圣览及交钱法堂的机制样钱也非英国格林活铁厂机器所制。
理由如下：
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十二日的《中法铸钱运京折》中明确说明英国格林活铁厂“运到天津…(要等到)十月以后,又须机器式样修盖厂屋、安轴置器，约至来春方可开铸”。而李鸿章“二月间入都时，已将机器局用洋法试造钱样”呈交。
此外，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二十日的《请停机器铸钱折》中有“将机器造成钱样及土铸钱样咨送户部查核”之语，送呈钱样这就有两次了，列出后续这次主要是想说明两次呈送的机制样钱可能就有版式区别了，如背“公平”（也有吉林铸之说）和通用版或接近通用版两种。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二十日的《请停机器铸钱折》中有“英国格林活铁厂造钱机器，于本年开河后运到天津”，“开河”即河水开冻且可以行船，这已是在“二月间入都时”一年多之后了，这前一批钱是用不到英国格林活铁厂机器的。
因此，在提到宝津局机制方孔钱时不能只提英国格林活铁厂之机器，毕竟自有机器铸币也是事实，尤其在相关钱币售卖时应准确标注出处，第一批之样币标注格林活铁厂机制样币就是错误的。
其实，在特色鲜明的宝津局夹心钱中也有工艺粗糙和工艺精致的两种技术实证存世，这一信息可以作为这一点的参考。
此外，以上两份奏折中提到机制方孔钱之工艺皆有“成胚、凿孔、印字”之语，说明其工艺是先打孔后印花，这种工艺流程具有普遍性，后续也只有宝武局、宝川局等少数铸局采用了先印花后打孔的工艺。
三、有关宝津局第一批中法铸币的币重和版式问题
宝津局第一批中法铸币的币重为九分，并不符合“重一钱为率”的标准，这批铸币的数量为八百万枚余。
《中法铸钱运京折》中有“上年（光绪十二年）九月间…创办，宝津局，…建厂置器，…其铸出新钱共成八千余串，较福建所铸者加重五厘，每文计重九分…商民皆甚乐用”。奏折中之后谈到本年二月呈交洋法、土法样钱之事，紧接着说“现饬天津机器局一体暂照土法采购铜铅，就局中隙地建厂开炉…均遵懿旨每钱一文以重一钱为率”，“天津市面行用制钱常有缺乏之时，除天津道已造者业经发放外，另由该道等筹款酌量另铸”。由此可见，该奏折成文之前宝津局已铸成九分重钱八百万枚余，商民乐用及“业经发放”说明已分发使用，这批钱为本地行用品种，天津本地用钱由天津道而不是北洋机器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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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美制版式宝津局钱
根据币重，宝津局制钱中的“美制”版式可以与之对应，而与一钱重制钱对应的有宝津局“窄穿大型”钱（这种成为宝津局大样并不准确，是否为大样要在同版式中比较，在不同版式比大小而称大者大样不合适，古人本没有大样的概念，以重量为标准）和“小字”版式钱。
当然“美制”版式和“小字”版式钱后期均有减重，但不影响对第三点问题的认证。
“美制”版式大类里的“断舟通”小类钱和宝沽局钱只有清文局名不同，可见偶见称宝沽局设置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说法不准确，这种说法的出处未知。而且，“光绪二十二年，直隶天津机器局，开炉十二座，土法与机器参酌，铸钱重八分”。“光绪二十二年，江苏宝苏局、江宁府局，原定每文重八分，核计铸钱千文须亏折制钱二百三十余文，若改重七分只亏折钱一百二十余文，拟仿鄂局例改铸七分重制钱”。同样的史料记载很多，如果宝沽局设置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分钱尚且亏本，宝沽局制钱怎么会有所谓的“大宝沽”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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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左是宝津局美制美制制钱，右是宝沽局制钱
四、有关宝津局的分局、分厂和早期输京钱数量问题
清文为宝津的制钱其出处并不是一个，这里不涉及手类钱。
铸造宝津局钱的是两支队伍，一支以天津道胡燏棻为首，一支以天津机器局前福建藩司沈保靖为首，前述九分钱应由胡燏棻负责，后续一钱重制钱，二人各负其责，各管五炉。
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十二日的《中法铸钱运京折》中陈述委派天津道胡燏棻设置宝津局后即开铸了九分重制钱，而后开铸一钱重制钱时，“据沈保靖、胡燏棻等祥称，该局道拟各设五炉，…天津道、机器局司道分办，…应令各认造新制钱五万串”。
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十九日的《请拨铸钱铜铅工费折》中有“内省城一局五万串，天津两局十万串”，以上由直隶“藩司松椿、天津道胡燏棻、天津机器局前福建藩司沈保靖…三局”按照续铸办理，“三局各续铸五万串”。
由此可知，宝津局铸钱队伍有两支，天津道所铸时间稍早，由本文第三个问题所讲天津道铸九分钱之处所可知，两支队伍的炉座均在北洋机器局宝津局内。同时，《中法铸钱运京折》中有“局道拟各设五炉…各认造新制钱五万串，共十万串，专备运京之用”。《请拨铸钱铜铅工费折》中有（加保定局）“三局各续铸制钱五万串…其前次铸钱十五万串…不与此次续铸牵并”。天津机器局有东、西两局，但西局不铸钱，三局中的天津两局即为在北洋机器局宝津局内分属道局管理的“两局”。同时可知，早期输京已是两批共三十万串。
省城保定和天津两局共三处所铸一钱重钱的版式不详，但宝直局和宝津局有共同面文的一钱重钱至少两个版式，即“窄穿大型”和“小字”版式，共同面文的确实符合三处同铸的逻辑。但“小字”版式的存世量明显少于前者，三局所铸都是五万串，存世量和记载的铸量结合起来对于识别版式归属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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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局统一小字版式钱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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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局统一窄穿大型钱系列
在宝津局钱不断减重的过程中，制钱同重量而版式刻意不同是普遍现象，如“广穿短尾津”版式钱与“广穿短尾津正字光”钱共存等都是实例。这些实例的存在为证明宝津局的分局、分厂的推断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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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左为宝津局广穿短尾津版式制钱右为广穿短尾津正字光版式制钱
省城保定和天津两局共三处所铸一钱重钱为输京所用，天津本地用钱前已有述及，宝直局钱除三处同一版式外还有俗称宝直“本手钱”，是否为保定本地用钱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