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许多奇葩的民俗，“斗蟋蟀”就是其中之一。
蟋蟀善鸣，但它不是一个歌手，而是一个乐师。雄虫前翅上有发音器，由翅脉上的刮片、摩擦脉和发音镜组成。前翅举起，如拉锯般左右摩擦，从而震动发音镜发出不同的音调，十分悦耳动听。人们喜欢捉之养于小笼中玩赏。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盛唐时：“宫中秋兴，妃妾辈皆以小金笼贮蟋蟀，置于枕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亦效之。”因此，蟋蟀又名“蛐蛐、夜鸣虫、地喇叭”。
▲斗蟋蟀
但蟋蟀被载之于典籍远早于此。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的《豳风·七月》就生动地描绘了蟋蟀随着天气的由热转凉，逐渐由野外迁入人家的情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由于它的时令性，其叫声被名之为“秋”；商代的甲骨文作，就是蟋蟀的象形。其“蛐蛐”之声由远而近，恍如在催促人们赶紧准备御寒衣服一般，故又名为“促织、趋织、纺织娘”。
蟋蟀生性孤僻，除了交配时期跟异性在一起外，平时绝对不与别的蟋蟀相处。一旦碰在一起，就会咬斗起来。因此又名“将军虫、斗鸡”。
▲宋斗茶（斗蟋蟀）图
坐观别人争斗总是十分好玩的！跟斗鸡、斗牛一样，斗蟋蟀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宋人顾文荐在其《负曝杂录》中说：唐代天宝年间，长安人斗蟋蟀成风，豪富之家“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但“其来远矣。”究竟有多远？我们从一种常见的决疑方式——“抓阄”说起。当我们遇到需要决定谁该得什么或做什么之类的难题时，为了公平起见，便预先用纸团或竹签等，在上面做上记号，密闭起来，然后一一各自摸取。故俗称“摸勾、抽签”。这个“阄”字，繁体作“鬮”，所从“鬥”，甲骨文作，指两人徒手搏斗；“龜”本蟋蟀形，因字形相近，楷化后混同龟。实际上“阄”指的就是斗蟋蟀。原始部落常常采用这类方式排解纠纷。《晋书·舆服志》：“獬豸，神羊，能触邪佞。”这种用独角兽獬豸触人的断案方式，本跟抓阄一样，却被神化而载诸史册。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个字，“”象两手相搏状，应即“鬥”字；“、”从目上有角形，可指有角类动物，也可指有触须的昆虫，应该就是“鬮”的初文。可见，至少在商代就有了。可能正因为被错成“龟”的缘故，人们实在是想不出乌龟跟秋天有什么关联，于是干脆放弃了这个声情并茂的字，而另造了个表示秋令的字——“秋”。秋是收获季节，所以《说文》云：“秋，禾谷熟也。”字从“火”，意指草木焦枯的样子。
▲泥塑斗蟋蟀
但斗蟋蟀之风却愈演愈烈。南宋时，市井平民乃至僧道尼姑都雅好此戏，出现了许多专营蟋蟀的“专业户”。在这个时代，还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蟋蟀宰相”贾似道。此人靠做贵妃的姐姐得以入阁拜相。他酷爱斗蟋蟀，于宋元交兵，国家垂危之秋，每置军国重事于不顾，终日在西湖葛岭私宅“半闲堂”与众姬妾踞地斗蟋蟀；他甚至还带蟋蟀上朝议政，有一次，蟋蟀从他水袖内跳出，竟跳黏到皇帝胡须上。真是荒唐已极！最后南宋终因为他的误国而提前亡国了，他本人也不得善终，落了个千秋骂名。
▲蟋蟀宰相贾似道
到了明代，更是出了个“蟋蟀皇帝”朱瞻基。袁宏道《畜促织》记述：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嗜好，岁岁有征，曾密敕令苏州知府况钟采办上好蟋蟀千头，一时俗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无独有偶，明末也出了个“蟋蟀相公”马士英。明朝灭亡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王朝，马士英有迎立之功，被封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清王应奎《柳南随笔》记叙他“时局严重，清兵临江，犹以斗蟋蟀为戏。”不过他还算有气节，南明覆亡后，仍坚持抗清斗争，及至兵败被杀。
▲蟋蟀皇帝朱瞻基
清代斗蟋蟀赌博之风达到极盛，风行于北京、天津、广州和江浙、上海地区。在北京，还出现了官办的斗蟋蟀赌场，由内务府织造衙门牵头。每到秋天，织造衙门专门发布告示规条，在城中架起宽大的棚场开局赌博。一时间北京城几乎成了一座斗蟋蟀的赌城。正如时人金晋芳《金台杂咏》所咏：“锦盕红囊履野鹑，千金胜负决朝喧。家家别具清秋赏，捧出宣窑蟋蟀盆。”
▲清代的斗蟋蟀赌场
改革开放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振兴休闲经济与旅游经济，通过一系列“蟋蟀文化节”的推动，沉积多年的斗蟋蟀在北上广等地重新兴盛起来。据中国蟋蟀专业委员会公布，光北京市就大约有近十万名蟋蟀爱好者，在蟋蟀专业委员会注册的就有1000多人。以产蟋蟀闻名，号称“中华蟋蟀第一县”的山东宁津，全县有近4万人从事蟋蟀产业，每年给当地带来经济收入数亿元。
小小秋虫竟有如此能耐，真可配称“国虫”了！
▲摆在路边的宁津蟋蟀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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