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休假制度，它有个很有意思的名字——休沐。据《汉律》记载：西汉时，“吏员五日一休沐。”意思是公务员每工作四天休息一天。为什么称休假为“休沐”呢？这与古人的卫生习惯分不开。先秦时代就讲究“三日具沐，五日具浴”（《仪礼·聘礼》）。“浴”，洗澡；“沐”，《说文》：“濯发也。”指洗头发。其状如下雨时的打湿树冠一般，故字以“木”为声。古人不分男女都是长发，那时又没有电吹风，洗发水还要临时用淘米水、皂角之类去煮，洗一次头发颇不容易。有个成语说“一沐三握发”，就是洗着洗着，又有什么人来了，只好用手抓着头发，应付过去后再继续洗。洗一次头发，要这样折腾三次，既形容主人待客的礼数十分周到，也说明了洗发的时间耗费久。因此，政府只好定期放假让官员们回去慢慢洗，慢慢干。东汉刘珍的《东观汉记》记述：发明造纸的耒阳人蔡伦，“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客，曝体田野。”除了想让自己清静外，恐怕也是基于要晒干头发吧。若从休假的角度来说，现在应该算是历史上幸福指数最高的时代了。

休沐欣逢一日闲
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盛唐。田园诗人孟浩然还将其写进了诗中：“五日休沐归，相携竹林下”（《宴包二融宅》）。趁放假，同文朋诗友“开襟成欢趣，对酒不能罢。”不过，到韦应物时，已经改成了旬日一休：“九日驰驱一日闲”（《休假日访王侍御不遇》）。礼拜天虽然少了，但其它假期却名目繁多。根据《唐六典·卷二》记述：除婚丧假外，逢年过节都要放假一至七日，加起来有四十七天之多。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宋史》）。以“祠部”为例，“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庞元英《文昌杂录》），如果加上三十六天的旬休日，一年共一百一十二天。真是够可以的了！因此，那时的“假日经济”也是盛况空前，“时节相次，各有观赏……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当然，也有不好好利用假日洗头发的。汉景帝时有个郑当时，每到休沐日，专门在驿站备有马匹，请人来家喝酒吃饭，从早到晚，夜以继日，把自己的那点工资全拿来招待朋友了。因此，尽管他“年小官薄”，却交游很广，以至于汉武帝都知道“郑庄出门，即使有千里之遥，也不必带粮食”。汉成帝时有个张扶，是个加班狂，每到休沐日，顶着一脑头皮屑照样办公。他的领导薛宣看不过去，责备他：“官员休假制度由来已久，你虽公务在身，难道就不该关怀你的家庭吗？”命令他赶紧滚回家去。宋代有两个宰相则脏得出奇：王安石的虱子都爬到了胡须上；窦元宾绰号叫做“窦臭”，常年不洗头，臭气熏人。
元代虽然沿袭了旬假制度，但将节假日砍至十六天。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更是毫不客气地将旬假都给砍掉了，改为每月初五休一天；另加春节、冬至、皇帝的生日这三天假。想必当时的朝堂上是“案头堆雪，满室泛馊”，俨然乞丐窝了。因此，那时的官员，“休沐欣逢一日闲”（高启《休沐日期衍公游北山不果独卧斋中》），真是阿弥陀佛了。
可能是朱元璋自己也忍受不了这番景象，便允许身边的近臣翰林院庶吉士，“五日一休沐”。后来的皇帝，给其他文武百官，也陆续增加了旬休制度，但其他假期还是只有区区十天。
不过，休沐太少，头皮发痒的主要是京官和小吏，地方官还是不碍事的。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和家眷住在一起，前面办公，后面居家。可以说，放假与不放假也都是一回事。但相对低级的官吏，住集体宿舍或租屋而住的，就日子难捱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员们为了洗个头发，只好采取请病假、事假的方式应对。但政府对这种现象的防范和处罚也很严。需要有关部门核实，还得有同僚担保。如果查出有假，请假人和担保人都要共同问罪。病假超过三个月，停发工资。万历十三年更是规定：官员只许请假三次；如果因病需要回家休养，只能辞职，不能请假。
清代承袭明制，除了旬假外，每年就年头的正月十九到二十二，年末的十二月十九到二十二为假期。不过好在清人的发式“优越”，除了长辫外，剩下的都是光头，洗不洗倒也无所谓。而皇帝对自己及皇子们更狠，一年只休息三天：除夕、皇帝生日和自己的生日。其它时间不是办公就是学习。因此，要说皇帝勤奋，历代以来还真没超过清朝的。
鸦片战争后，受西方文化影响，清廷才开始实行七日一休制；民国以后，一直沿袭不变。1995年5月1日，开始实行七日两休制，加上节假日，总共在116天左右。竟然比宋代只多出三四天！而洗头发的内涵是已经不存在了，顶多只是利用周末搞搞家庭卫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