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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最独特的帽子是一种称作“固姑”， 也作“罟罟”，蒙古语作“孛黑答”的冠帽。这是蒙古贵族妇女所戴的一种特制帽子，其样式和制法极为奇特。它是以木质为骨架，外包以红绡金帛，形状如圆柱，顶部正方，高二尺左右，上插羽毛，按等级分为大、中、小三种。（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10—12页）

头戴罟罟冠的元世祖皇后弘吉剌·察必

元代有一种最具特色的名为质孙的服装。质孙又称作只孙，蒙古语意为颜色。《元史·舆服志》中说：“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出席宴会的人员一律穿着特制同一颜色的质孙服。质孙服上下一体，与蒙古袍类似，只不过腰间褶皱和配饰等细部有所区别……这种衣服制作极为考究，用高级的金锦等材质制作。这种金锦不同于普通丝织品，是一种加金箔片和捻金线（丝线为胎，外裹金箔）而织造的织锦。元代设有专门官署负责管理织锦的制作。从事质孙服制作的是专职工匠，其他人不允许私自制作。（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55—56页）

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元代菱花织金锦抹胸

元朝建立后，与中亚等地的蒙古四大汗国仍联系不断。因此，中亚制作玉石和珠宝饰品的技术传入元朝，并与中国传统首饰制作技艺有机融合。元代称来自中亚等地的宝石为“回回石头”。（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144页）

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元代嵌宝石掐丝金饰

对于娼妓的服饰，最初并未有严格规定，“多与官员、士庶同着衣服，不分贵贱”（《通制条格》卷九《衣服》）。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元朝颁布条令规定：娼妓之家只能穿皂衫，戴角冠。娼妓之家长和亲属裹青头巾，妇女着紫袜子，而且须经常穿戴，不许戴笠和穿带金衣服。延祐元年（1314），新定服色等级时，又进一步重申“娼家出入，止服皂褙子”（同上）的规定。黑色的布衫、无袖的坎肩和青头巾是娼家的服饰标志。（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37页）

元代最名贵的是被称为“行厨八珍”的八种美食，分别是：醍醐、麆沆、驼蹄羹、驼鹿唇、驼乳糜、天鹅炙、紫玉浆、玄玉浆。蜜酿蝤蛑是元代烹饪水产品蝤蛑（一种蟹类）的一种方式，食用时常常添加橙子酱和醋。（参见《游牧与耕织之间》第176、177页）

元代著名营养学家忽思慧是《饮膳正要》一书的作者。忽思慧作为回族人（一说蒙古人），其身份是服务于元朝宫廷的饮膳太医，他的关注点自然在皇室。《饮膳正要》成书之后，专门进奉给宫中供阅览。书中收录了不少蒙古族、藏族、阿拉伯特色的饮食配制方法，如在“聚珍异馔”节中就有涉及羊肉、羊骨、羊脏、羊血等食材的七八十种食谱。此外，书中还提到马奶、酥油、醍醐油、西番茶、回回豆子、回回葱、回回小油、阿剌吉酒等多种食物。（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237—238页）

《饮膳正要》书影

元代有一个现象是马、牛极少入菜，这与元朝统治者的倡导有很大关系。蒙古草原时期就有非盛宴不杀马的习俗，进入中原之后，又认识到马、牛对农耕的重要性，因此对马、牛限制宰杀。中统二年（1261）五月，元世祖诏令“凡耕佃备战，负重致远，军民所需，牛马为本。往往公私宰杀，以充庖厨货之物，良可惜也。今后官府上下、公私饮食宴会并屠肆之家，并不得宰杀牛马。如有违犯者，决杖一百”（《元典章·刑部十九》）。直到元代后期，仍遵循不随意宰杀马、牛的规定，所谓“牛马之为畜，最有大功于世，非奉祭祀先圣及有故则不食”（《至正直记》卷三《议肉味》）。元代甚至还有吃牛肉会生病的说法，以劝阻宰杀耕牛。（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170—171页）

明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元代有一种叫阿剌吉的酒，就是李时珍所说的烧酒。“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饮膳正要》卷三）阿剌吉，元人又译作扎赖机，源自阿拉伯语，意为出汗。出汗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即利用蒸气凝结的方式，而生产出蒸馏酒。（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210页）

江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出土的元代酒窖

蒙古大汗的宫帐称作斡耳朵。斡耳朵是蒙古语，又译作斡里朵、兀鲁朵、窝里陀等，为宫帐、宫廷之意。元代从国外传入一种名为舍儿别的水果饮料。舍儿别是波斯语sherbetde的音译，又作舍里别、舍利别等，后此语为蒙古语所借用。撒答剌欺是产于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的丝织品。元朝专门在工部下设撒答剌欺提举司，命官员“率人匠成造撒答剌欺”（《元史·百官志一》）。差札是与牌符等配套使用的一种证件，又称“别里哥”，蒙古语意为“符验”“证件”等。（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121、233、266、452页）

如儿科医生的家门上用木板刻作小儿为标记；接生婆家门前用大红纸糊一双大鞋；兽医家门口立一根刻成壶瓶形状的长木，上面刷成红色；剃头匠家门口是“以彩色画牙齿为记”；卖馒头、面糕等食品的人家，“以长木竿用大木杈撑住，于当街悬挂，花馒头为子”（《析津志辑佚·风俗》）。（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314—316页）

某些宫殿，如盝顶殿、畏兀儿殿、棕毛殿等，基本上是蒙古、畏兀儿等少数民族建筑艺术形式的反映。许多宫殿内部布置，大都带有蒙古毡帐风格。凡木料裸露之处均用丝织物遮盖，室内墙壁装有壁衣，地上铺有地毯，喜欢用金貂银鼠皮缝制帐褥，殿内入门处陈设酒桌和酒瓮，等等，这些都带有游牧民族的色彩，与历代迥异。更与传统封建王朝大相径庭的是正殿并设帝、后座位，帝、后同受百官朝拜，沿用了蒙古斡耳朵制度。（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284页）

[元] 王振鹏《龙池竞渡图卷》中的宫殿建筑群

元代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很注重对居住地周围的绿化。元朝政府也常常颁发诏旨敦促民间植树。至元七年（1270）二月，元朝政府颁布劝农立社法令十五条，其中有条规定：“每丁周岁须要创栽桑、枣二十株，或附宅栽种地桑二十株，早供蚁蚕食用。其地不宜栽桑、枣，各随地土所宜，栽种榆、柳等树，亦及二十株。若欲栽种杂果者，每丁限种十株，皆以生成为定数，自愿多栽者听。”（《元典章·户部九》）不仅依靠法令推行种树，而且要求“附宅”，即房前屋后需要种树。（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373页）

元代的居住环境

元朝皇帝喜欢乘坐象辇，也称象轿，“驾以象，凡巡幸则御之”（《元史·舆服志一》）。忽必烈乘坐的象轿，通常是由四只大象驮着。马可·波罗说：“大汗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覆狮皮。”（《马可波罗行纪》第351页）而且还可以躺卧。马可·波罗所说的木楼就是木轿。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宫廷专门设立制作象轿的治所，供皇帝出行之用。象轿为元代所特有，成为一大奇观。当年目睹过象轿的文人墨客，留下不少相关诗作。（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426页）

元代的驿站乘铺马铜牌

元代急递铺制度，始建于忽必烈时期。中统元年（1260）四月，忽必烈旨令在燕京（今北京）至开平设立急递站铺，“凡有合递文字，依已前体例，严立限次递送”，并“自京兆府直至开平府，验地里远近、人数多寡，立急递站铺”。五月，“令随处官司直接邻境两界，安置传递铺驿至本路宣抚司，宣抚司置铺接连直至朝省”（《经世大典·急递铺》）。此后，急递铺制度逐渐完善。全国统一之后，各地遍设急递铺，主要用于重要公文的传递。（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440页）

元代急递铺中的马递

泉州至欧洲航线：从泉州港出海，经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德里、耶路撒冷，从阿曼利亚到意大利的威尼斯。或经占城、马六甲海峡、阿曼利亚，渡黑海经君士坦丁堡到威尼斯。至元二十九年（1292），马可·波罗就是走这条航线回到威尼斯的。元代泉州，聚集了很多经海路来的中亚、西亚人。这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在泉州修建伊斯兰教堂，并长期定居于此地。（引自《游牧与耕织之间》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