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历史，文人墨客在艺术创作方面才华横溢，但在政治经营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少数文艺创作天才通过政治途径实现“仕途”的成功，而在历史长河中，这样的例子寥寥无几。
1949 年，上海政权易主，白蕉等一批书画名家失去了卖艺谋生的途径。新成立的政府为安置他们，特意拨款救济。在众多书画家中，白蕉因为曾经的“积极”与“主动”，成为了第一个进入新政府工作的人。他并未忘记昔日的朋友们，如他推荐唐云参加政府举办的“政治讲习班”，毕业后安排在华东美协展览部工作。
1956 年，白蕉被任命为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执行委员兼秘书主任。在筹备工作中，他为画院画师名单的确定付出了很多心血。然而，在选拔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得罪了某些人。1957 年，白蕉的噩梦开始，他被划为“右派”，遭受批判。他的“罪状”是一篇题为《我道其东》的文章，文中表达了对国家忽视书法艺术的担忧。然而，他并未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的真诚愿望根本得不到重视。
沦为“右派”的白蕉被送到建筑工地上劳动，一个文弱书生被迫承受超负荷的劳动。他在无人时独自慨叹：“艺之使人傲也，此昔贤语，大概所谓使人傲者，自视天下第一，视他人皆二三等，或未入流也。余谓傲不可无，然宜在意，而不宜在容，在意者必有成，在容者徒取厌。”
1961 年，白蕉被摘去“右派”帽子，他感慨万分。然而，五年后的“红羊”劫难，让他再次陷入困境。他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每日接受批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白蕉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即便如此，当我国第三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喜讯传来，白蕉竟老泪纵横。早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他，仍强打起精神对家人说：’只要国家强盛，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我甘愿做历史车轮的铺路石。’
白蕉如同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大文人、大知识分子，无论个人处境如何悲惨，受到何种迫害和虐待，心中所系、情感所钟的还是民族尊严、民族艺术。这种情感如同朝思暮想，生死不渝。
一位哲人曾说过：“人之一生，就是一根直线和一根曲线并行的轨迹。直线是本真的我，曲线是社会的我。社会的我随客观世界的变化而生出适应的曲曲弯弯；本真的我虽受天性和本能的支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排除曲线的影响。”白蕉和唐云是过命交心的挚友，但他们在己丑年后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唐云能度过各种大小劫难，晚年得享高寿清福，正是他运用智者的智慧，准确把握了“本真的我”和“社会的我”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白蕉的人生选择与唐云相反，他在临近生命尽头之际，不仅失去了理性，还失去了常识。白蕉不会、也不愿去弄懂。
人可贵之处在于永远备有一份自知之明。当唐云把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给白蕉时，体现出的全是唐老的自知。他深知何时该进，何时该退。而白蕉人生悲剧的根源，并非全在于他的“性格”，更在于他在人生抉择方面少了那一份可贵的自知。这导致了他在人生道路上进退失据，最终成为悲剧人物。
艺术人生的活法还是要学习唐云，舍弃白蕉，不要去当悲剧人物。永远保持一份自知之明，才能在人生道路上明智地抉择，避免陷入白蕉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