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去东莞出差，返京时由于雷雨天气，几经折腾，备降到了石家庄正定机场。困坐机舱内的几个小时中，却感受到一种奇妙的关联：两千多年前，正定人赵佗建号立国，称王南越，包括广东在内的岭南地区从此开启了据地自守、称霸一方的区域政治史。
之前看了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和《食南之徒》，正巧都与岭南有关，前者通过李善德的南奔北走，将长安与岭南连接起来，后者则直接将赵佗的南越国设定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与舞台。两部小说的叙述都是从中原的立场出发，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岭南处处透露着神秘与新奇，尤其在代入汉唐的时代眼光后，千年前岭南的“异质”特色便更形突出。
在以中国为框架的整体历史叙述中，岭南地区以其独有的面目，既参与了中国的整体演进历程，也时时透露着自身“亚文化”的区域特色，值得一说。
岭南当然是大题目，这里就几个即时想到的话题稍作阐发。
一、“惜生南方”：由东莞说起
身处东莞，很自然地会想到这里曾经涌现出的“人物”，首屈一指的自然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从岭南到辽东，袁督师的人生轨迹，既是其作为个人的仕宦功业之途，也是历经千年演进后岭南在中国整体平台上扮演角色、发挥价值的典范与缩影。
作为“辽东三忠”中声名最彰的人杰，袁督师的行迹，为大明三百年的即将落幕增添了一抹悲凄的血色。而与此相辉映的，则是明代开国之初，另一位东莞人在全国棋局中的因应随变：曾自立一方，称雄岭南，又因势而为，知天命，识时务，汇入了朱元璋统一中国的大潮中。
明末钱谦益著《国初群雄事略》，辑录了元末农民战争中涌现出的群雄史迹，诸如韩林儿、郭子兴、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张士诚、方谷真（方国珍）、李思齐、扩廓帖木儿、纳哈出、陈有定等，最后一卷则是“东莞伯何真”。
“群雄”中的大多数，对于稍微熟悉元末明初史事的人而言，应该并不陌生，特别是陈友谅、张士诚等，作为朱元璋统一天下进程中最强劲的对手，算得上声名远播，即使是稍显生僻的扩廓帖木儿，由于金庸老先生在《倚天屠龙记》中的普及，很多人也记住了这位赵敏的大哥、汉名王保保的蒙元忠臣。
至于何真，相信听说过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简言之，在元末动乱中，岭南也受到波及，烽烟四起，攻伐不断。东莞人何真起兵，先后削平各派军阀，基本掌控岭南，并领受了元朝官职。明军南进，何真审时度势，知蒙元大势已去，顺天应人，归附大明。之后在明廷历任显宦，致仕后封东莞伯。洪武二十一年（1388）去世，朱元璋亲自为文祭悼，命在朝百官素服三日，以侯礼葬京师城南，复赠侯爵，谥“忠靖”，这也算得上极尽哀荣了。
在元末群雄中，何真当然算得上“识时务者”，其政治选择避免了大规模的刀兵之祸，因而也就显得格外平静。既然无事可说，在格外热闹的大明建国大业中，何真也就显得寂寂无名了。
但令我感兴趣的，却是何真年轻时的一则“八卦”。
明代学者焦竑编撰的《国朝献徵录》中记载：
何真“人丰伟，美须髯，吐音如钟。少时有相者谓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带火色，位不过封侯。’后果如其言。”
就是说何真人帅才多，人中龙凤，本来应该跻身于最顶端的，可惜地域限制了发展上限，封侯就已是天花板了。后来也确实如此。
类似的“相者”之言在旧史中并不少见，一概斥为迷信妄言怕也过于简单粗暴。特别是何真这则轶事中，有个相对特殊的元素：地域。
因为生于岭南，所以上限被锁死了，除却里面的天命成分，我倒是觉得这一信息中透露出了历史的些许真实。
众所周知，朱元璋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的进程中，与陈友谅的一役最为关键。之所以如此，与陈汉政权据有湖广、江西，地广兵强直接相关。此外，攻灭张士诚也是明朝建国的一大关节，这也是因为张吴政权立国于江浙膏腴之地。用朱元璋的话来说，就是：“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
明末清初的史家谷应泰曾如此评述：
“慨自元人失驭，群雄蜂发，逐鹿之夫，所在都有。太祖崛起濠梁，而同时并兴者，则有张士诚据吴，徐贞一据蕲，明玉珍据蜀，方国珍据江东，然皆阖门坐大，非有图天下之志也。独陈友谅以骁鸷之姿，奄有江、楚，控扼上流，地险而兵强，才剽而势盛，实逼处此，以与我争尺土者，非特汉之文伯、子阳，唐之世充、建德而已。”
可见，占有地盘的区位优劣（涵盖政治、经济、地缘等多方面）决定了群雄自立的规模与格局，也直接间接地塑造了人的野望与雄心：要么志在天下，混一宇内，要么割据自守，称霸一方。
何真的“惜生南方”从地域的角度大概可作这样的解读：
首先是直至元末明初，岭南虽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板块，却仍不具有政治上的号召力和撬动全国局势的影响力。
自秦开三郡、赵佗立国以来，岭南虽经两千余年的开发，政治、经济、文化均获得长足进步，但在元明易待之际，仍处于华夏视域的较边缘位置，不足以对全国局势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与陈友谅占有的湖广、张士诚据守的吴会具备牵动天下之势相比，岭南的边缘感会更加明显，这是“硬实力”上的缺陷。
其次是岭南在当时中国政治版图中的区位劣势与实力权重，会对岭南的地方势力产生心理上的压力甚至是自我暗示。
因在政治、地缘上缺乏话语权，也没有成功案例的借鉴与召唤，所以历代据守岭南的势力，多将割据一方作为现实目标，缺乏问鼎中原的决心与信心。从秦汉时期的南越，到三国时的士燮，直至五代时的南汉，岭南的地方势力基本局促于南海一隅之地，而这样的“历史记忆”对于后来者很难不产生心理上的影响：自居弱势、自我设限、抑制雄心、有限目标，成为了无形的心理枷锁。相者之言、何真行迹，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这种心理的折射。
二、交广分治：岭南的分途
说到岭南的地域范围，今天当然以两广为主，兼有滇东、闽西南的部分地区。但历史上的岭南，还应包括一块重要区域，即现在以河内一带为中心的越南北部。
两广、北越起初是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进入中国历史的叙述之中。秦始皇征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为之后赵佗建立南越国奠定了基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攻灭南越，于其地设立九郡，其中南海郡多在今广东境内，苍梧、郁林、合浦三郡约略为今广西一带，儋耳、珠崖在海南岛，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则位于今越南北部。西汉时岭南为交趾刺史部，东汉末年改为交州刺史部。尽管内部时有调整，但岭南作为一个统合的行政区却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
孙吴政权的两次“交广分治”使得岭南的行政区划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剧变。
东汉末年，海内鼎沸，与中原同步，交州也陷于扰乱。交阯太守士燮乘机表奏朝廷，使自己的三个弟弟分据合浦、九真、南海三郡太守之位。士家成为雄踞岭南的重要势力。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略取岭南。步骘攻灭苍梧太守吴巨等抵抗力量后，士燮兄弟也是审时度势，归附孙吴。由此孙吴将势力范围拓展至岭南。建安二十二年，步骘在番禺（广州一带）建筑城郭，并将州治由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迁到番禺。
吴黄武五年（226年），士燮去世，孙权随即对交州采取了重大举措：“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趾太守。”——是为第一次“交广分治”。
孙权如此措置，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显而易见的是削弱盘踞交州多年的士家势力，以防尾大不掉。这从士燮儿子士徽随即抗命举兵即可看出。吴军也由此借机以武力铲灭了士家势力，使得孙吴政权对岭南的统治趋于深入。平定士徽之乱后，“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此次交州与广州的分立并没有持续多久。
此外，有论者提出，“分交州置广州，俄复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夷陵之战后，吴蜀两国的紧张关系随着刘备的去世而得到缓解，吴蜀联盟恢复，蜀汉对于交州的领土威胁解除，交广分治、强化管控的政治前提不复存在。同时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社会现状也使得分治困难重重：经济落后，地方豪族势力强大，大量族群尚游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分治使得行政成本急剧升高，吞噬着有限的资源。
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第一次“交广分治”戛然而止。
永安七年（264年），“及分为广州，治番禺，交州还治龙编”，孙吴政权实施第二次“交广分治”，即以广州领南海、苍梧、郁林三郡（或还有合浦），治所在番禺，交州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治所为龙编，此次分治最终确立了岭南的政治格局。
二次分治的诱因是交趾郡吏吕兴于永安六年发动叛乱，并引发了代魏而立的晋朝介入，孙吴出动大军平叛拒晋，争夺战持续了九年之久。史载，吴军攻破龙编城后，“交趾民残害”，可见对于当地豪族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以战争为契机，武力做后盾，孙吴政权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交趾三郡的权力架构和社会形态，为交、广的最终分治奠定了基础。
我之所以简要叙述“交广分治”的原委，是因为近一千八百年前的这次政区调整，深刻影响了岭南之后的走向，乃至牵动着今天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首先，曾经作为整体的岭南形成了双中心格局。
以番禺（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龙编（河内）为中心的红河三角洲，互为牵制与支撑，这一政治地理格局基本延续到了唐末。五代时期，南汉政权以广州为都城，交州于此时脱离掌控，另行建国，双中心格局的分离效应显而易见。
其次，交广分治的动因来自多个方面，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维互动的综合结果。
岭南地域广大，行政中心由广信迁往番禺后，位置更为东移。而交趾三郡深入中南半岛，在古代的交通、信息、技术条件下，番禺的管控与辐射能力显然不足，这是政治上的困境。随着岭南地区的持续开发，交趾地区在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客观上也催生了新的行政建制。东汉时，岭南设交州，下辖七郡、五十六县，孙吴时交广分治，两州共辖十五郡、九十二县。这都反映了行政区划调整对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客观呼应。
再次，交州的脱幅而去造成了中国本土区域最严重的领土损失。
交州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传统岭南的一部分，中国历代王朝设州置县，直接统治达上千年，一直被视为华夏本土的重要组成板块。北宋中期，锐意进取的宋神宗曾念念不忘于收复故土，恢复“汉唐旧疆”。当时人便说到：“神宗继统，材雄气英，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拔，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在神宗眼里，交州和幽云、河西一样，都是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是必须要加以规复的。尽管如今的越南历史叙述将五代时期交州的自立作为“北属时代”的终结和越南民族国家自主时代的开始，并由此有所谓吴朝、丁朝、前黎朝、李朝等类似于中国的朝代更迭，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形来看，这些所谓的王朝与五代十国时期的其他割据政权并无实质性区别，依旧是在华夏大框架下的小朝廷。如果按照治乱兴替的中国历史周期律演进，随着中央权力的重建和统一局面的再现，交州割据势力的消亡及重归“大一统”应是正常归宿。但继起的宋朝在终结五代乱世的同时，却并没有完成将交州重新纳入中央王朝的使命，几次用兵都无功而返，甚至在熙宁八年（1075）被交趾攻破钦、廉、邕三州，被屠杀军民数万。几番迁延之后，交州便在独立建国的轨道上渐行渐远，最终与中华母体分离，并不断向南扩张，直至形成了今天的越南。作为“自古以来”传统汉地的组成部分，交州的独立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领土损失。
最后，交州的独立建国深刻影响了今天的东亚格局。
交州独立对于中国的影响，远不止于领土损失的账面统计。自脱离中国后，经过一千年的演化，尤其是经过近代民族国族主义的洗礼，越南的“小中华”、“南国”（将中国视为“北国”）意识已逐渐为独立的越南民族意识所取代，从而不仅在政治实体的物理层面上，也在意识形态的精神层面上，完成了与母体的切割。由此，中国南部出现了一个虽小却强，并极具攻击性的邻国。按照百年前越南史学家陈仲金的论述：“我们越南人的苗裔日益繁衍增多，而在北面已有强盛的中国，西面则山多林密，交通不便，因此才沿海岸逐渐南下，攻林邑，灭占城，占领真腊之地，开拓出今日的疆域。”实际上，除了向南攻灭占城，侵吞真腊（柬埔寨）土地之外，延至近现代，越南向西整合中南半岛，向东掌控南海的意图更为强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意图对于中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严重挑战。因此，无论是1974年中国与南越的西沙海战，1988年中越之间的南沙3·14海战，还是1979-1989年中越边境战争，现在的南海岛屿争端，其原因都在于两国根植于地缘环境下的深层次矛盾。如果溯源而上，那交州的独立当是诸般症结的根源。可以设想一下，今天的北越如果还在中国版图之内，沿海的诸多良港接通南海，海路畅达，北部湾作为“内水”，铺设了北越与两广、海南的天然通道，形成同频合力，红河三角洲定将是岭南乃至中国的又一巨型经济引擎和资源腹地。而交州尾部深入中南半岛南端，就今天经略南海、拓展海上战略纵深、保护珠三角经济腹地而言，都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因此，交州到越南的转变，在极大削弱中国在南部战略优势的同时，反而脱胎出了一个强劲的地缘竞争对手，对于今天的东亚乃至世界的格局有着现实而长远的影响。
三、关于北伐：从悲情到成功
说起岭南，还有一个牵扯到南方的共同主题：北伐。
大致而言，中国历史情境下的北伐可分为两种：一是中原王朝对于北方游牧国家与民族的进攻，比如两汉于匈奴、隋唐于突厥的征讨；二是南方政权对于北方政权的讨伐。前者为军事性质的，而后者更侧重于政治旗帜下的军事行动，是“大一统”理念与实际利益驱动下的复杂行为。我们这里只讨论狭义上的后者。
在“统一与分裂”的治乱循环间，中国曾多次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在“大一统”政治理念塑造下的各个朝廷，只要还以“正统”自居，那就必然要将统一作为预设的重大政治议题——至于能不能实现那是另外一回事。于是，南征与北伐成为经久的主题，这是统治“合法性”在中国政治理念下的显性表征与另类表达。
对国史稍微了解的都知道，南北格局的终结，基本上都是以北统南作结，原因很多，但基本上可归结为如下几条：政治上，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滥觞之地，被视为帝都正统所在，地缘上天然具有政治号召力；经济上，北方开发较早，农业发达，人口繁密，财饷兵源压倒南方；军事上，北方尤其草原游牧部族民风剽悍，善战能征，军力强大，往往对南方形成压倒之势。因此，南北对峙多以北方胜出告终，也是预料之内的。
蜀汉的北伐是“汉贼不两立”下的立国宣示，以弱击强，以攻图存，却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东晋的北伐多是在收复中原名义下的内部权斗，“新亭对泣”和“闻鸡起舞”只是理想者的倔强；南朝的北伐并无雄心，只是力争改善战略态势的积极防御性动作；两宋的北伐所指，由燕云而河洛，三百年间，呼号不绝，北方却是越来越远；太平天国的北伐，一击不中，便也安于金陵，再无大举。
所以，历史上的“北伐”多以悲情收场。
但愁云惨淡、纪录不佳的“北伐”中，却有两次例外：朱元璋北伐和广州国民政府北伐。
因这篇的主角是岭南，明军以江南为起点的北伐暂且按下，只说下以岭南作为根据地的北伐。
国民大革命前后，广州国民政府先是通过两次东征统一了广东，又与新桂系合作，在整合两广的基础上出师北伐，其摧城拔寨之声威，几乎锐不可当，半年之内，便由珠江流域踏入江淮，更在实现“宁汉合流”后的二次北伐中，拿下华北京津，迫使奉系“东北易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这样的功业，也足可睥睨史册了。
上文我们说过，以岭南为基地的地方势力，多以据地自雄为限，满足于“南越王”的立国规模与心理预期，统一中国基本上是排除在议程目标之外的。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是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在多种新老因素综合交织下的产物，沾染了特殊的色彩。这是此次北伐能竞全功的时代背景。
这些新老因素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
政治上：传统的“正统”之争，尽管仍具话语意义，但在王朝政治已成为历史陈迹的时代条件下，“西学东渐”下新的政治思想资源的注入，极大动摇甚至颠覆了古代政治叙述。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更成为政治势力进行社会动员的利器。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作为号召，与时代呼唤、民众要求共振，牢牢占据了道义高地，产生了排山倒海般的动员效果。
经济上：经过两千年的开发，岭南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早已从中原视角下的“烟瘴之地”演进为与海外声息相连的时代前沿与繁庶之区，而工商业的发达、外贸的兴盛，更为岭南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其财富积累的速度与量级，远非传统的农牧经济形态所能比拟，而这也为北伐的成功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
军事上：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得化学力和物理力逐渐取代了人力畜力，在技术层面上消弭了南北差距，北方据有的传统军事优势不复存在。更具有时代特色的，是国民革命军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渗透。以建立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初始，军队党化，由党来指挥枪，意识形态渗透到军队组织中，孙中山将其命名为“党军”。政工制度的推行，对于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与战斗力，成效显见，当时的许多观察者对此均有浓墨重彩的描述。意识形态与近代工业在军事层面上的结合，使得北伐军迸发出了前所有未的强劲战力。
地缘上：在古代僻远的岭南，却因近代海路航线的发达，而获得了接通外贸与外援的地利之便。广东近海，当时苏联对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援助，便多由海路而来。比如1924年7月12日，苏联军舰“沃罗夫斯基号”运送大批武器和黄金，由阿尔汉格斯克港口启航，历经巴伦支海、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从苏伊士运河进入太平洋，经过80多天的长途跋涉，于10月8日抵达广州黄埔。由此可见，随着时代和技术条件的变迁，岭南面海望北的地理环境，使其具有了汲取海外资源的通道与能力，极大增强了其对抗北方的资本。
由此，广州国民政府据有两广，北伐成功，有着太多近现代条件下的新元素，为岭南的历史增添了更多值得咀嚼的新内容。
说到这里，再多扯几句以岭南作为根据地的北伐首创。
上面一再说过，岭南因长期偏居一隅，当地势力多以乱世割据为终极目标，上限基本锁死。但勇于突破的在一千六百多年前便已出现。
东晋末年，天师道首领卢循、徐道覆以广州为基地，生养数年，于义熙六年(410)出师，越岭北进，企图取代晋朝。虽然在当时的“战神”刘裕（宋武帝）攻伐下最终兵败身亡，但这一事件本身值得再三审视。
在我想来，值得注意的地方至少有这么几点：
一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广东为依托，北上“争天下”的创举。成败姑且不论，就这份逸出岭南的雄心，也足可以作为岭南政治史上的浓重一页了。
二是此次起事的宗教背景。卢循与之前的孙恩（卢妻子为孙恩之妹），均以天师道（五斗米道）首领的身份来扩展信众，积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军队宗教色彩浓厚。而今天主流的历史叙述，往往是弱化甚至否定宗教叙述的，多以简单的“以宗教手段动员群众”作为解释，其实消解了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和时代感，与事实相距甚远。尽力还原这些事件背后的宗教感，一定会加深我们对于这些史实的认知和感受。
三是应关注孙、卢举兵的海洋色彩。孙恩起事被称为“中原海寇之乱”，以海岛为基地，以水师为凭借，而卢循、徐道覆也是以水军作为主要武力，其军力所达基本是沿海、沿江之地，活动范围因舟楫之利而达到相当广阔的区域，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有其鲜明特色。
四是岭南作为卢循北伐的起始和终点，颇为巧合。天师道军在北伐受挫后，想退保广州，但广州已被刘裕派人从海道袭占，卢循只得先据合浦，再率军南下，意图以交州为根据地，但在龙编被交州刺史杜慧度击败，卢循投水自尽。始于广州，终于交州，交、广本为一体，在这样看似巧合的循环中也获得了一种意外的呼应。
本来想着就岭南几个话题随便说几句，又扯得挺远，其实码字中间，本想就交州独立后的北越之事再作发挥，却因为篇幅已经够长了，就此打住，留待下篇。明天十一长假了，先预祝大家假期愉快，平安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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