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典当行为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经济活动。当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剧中人物将棉袄或皮袍送进当铺换取银两时，这种场景对现代人而言或许显得陌生，但在数百年前，这却是百姓应对经济困境的常见方式。典当业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金融形式之一，其发展历程不仅折射出古人的经济智慧，更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财富流动模式。
中国典当业的雏形最早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宋时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代长安城内就有专门的质库从事典当业务。而到了明清时期，典当业迎来了空前繁荣。康熙三年（1664年）的官方统计显示，全国当铺数量突破两万家；至乾隆年间，虽略有减少，但仍保持在一万八千余家的规模。这些数据充分展现了在康乾盛世的经济背景下，典当业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典当业在当时是利润极为丰厚的行业。清代权臣和珅的案例尤为典型，据《和珅犯罪全案档》披露，这位大贪官名下竟经营着75家当铺。即便对富可敌国的和珅而言，当铺生意仍是其重要的财富来源，足见这一行业的暴利程度。明代《金瓶梅》等小说中，也多次出现商人通过当铺牟取暴利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这一行业的普遍认知。
明代以后，典当一词已完全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当时的当铺面设计颇具特色：临街的铺面通常悬挂着黑底金字的当字招牌，高达丈余的围墙既保障安全又保护隐私。走进当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人多高的柜台，这种设计既彰显当铺的威严，也便于伙计居高临下地检视抵押品。柜台后方往往设有层层叠叠的货架，分门别类地存放着各类抵押物品。
从功能上看，古代当铺相当于现代的抵押贷款机构。整个交易流程严谨规范：顾客将物品递上柜台后，经验丰富的头柜会仔细查验，随后用特有的行业术语高声唱报物品特征和估价。估价通常不超过物品实际价值的五成，这个比例既考虑了当铺的经营风险，也确保了足够的利润空间。成交后，当铺会出具一张特殊的当票，这种凭证采用独特的草书字体书写，并刻意使用行业暗语描述物品状态。比如一件崭新的皮袄会被写成光板无毛，金首饰则标注为淡金，这些做法既是为了防止伪造，也为日后可能产生的纠纷预留了辩解空间。
典当期限通常为一年至三年不等，在此期间，当户可凭当票赎当。若逾期未赎，物品即成为死当，所有权自动转归当铺。这些死当物品往往被当铺以高价转售，成为另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清代北京著名的聚丰当铺就经常在门前张贴告示：本号发卖：貂裘狐腋、自鸣钟、名人字画、珊瑚玛瑙、各色绸缎，价廉物美。从这份清单可以看出，当时当铺经营的二手商品种类之丰富，品质之上乘。
在具体业务方面，衣物类抵押品始终占据最大比重。唐代以前，由于棉花尚未普及，一件填充丝絮的缊袍就价值不菲。宋代以后，虽然棉花种植逐渐推广，但优质棉衣仍是贵重物品。元代《至正直记》中就有一领细布棉袍，可当银五两的记载。除了衣物，首饰、农具、家具等生活用品也常出现在当铺的货架上。但对于字画古玩等难以估价的物品，多数当铺持谨慎态度。
当铺内部有着严格的物品管理制度。贵重物品存放于设有铁门铜锁的首饰房，由专人看管；普通物品则按类别分区域存放。行业内部还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暗语系统：棉袍称挡风，狐皮叫大毛，金镯子则被称为黄圈。这些行话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增强了行业的专业性。
有趣的是，当铺之间还形成了某种行业保护机制。如果顾客对估价不满欲往他处，当铺伙计会在物品上做暗记：或是将衣领内折，或是在金器上留下试金划痕。这样其他当铺一见便知此物已经过眼，往往会给出相近的估价。这种做法虽然限制了顾客的选择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行业秩序。
典当行为在古代社会各阶层都普遍存在。诗圣杜甫在《曲江二首》中写道：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道出了文人墨客的窘迫。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为收藏金石书画，也常需质衣市碑。这些记载说明，典当并非贫民专利，而是跨越阶层的经济行为。
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后期机制棉布的普及，衣物的相对价值大幅下降。加之现代银行业的兴起，传统典当业逐渐式微。到20世纪初，那些曾经遍布街巷的当铺招牌，最终成为了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然而，这段延续千年的典当历史，却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