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件事是从一块不起眼的陶片开始的。1985年春天，蚌埠双墩的考古工地上，一位年轻队员弯腰捡起一块陶器残片，随手擦了擦泥巴。
阳光斜照，他突然停住了动作：“这下面，好像刻着点什么。”
不是装饰，不是划痕。
是一串有规律的符号，刻在陶器的底部，像是特意留下的。
那时候没人敢确定这是什么，但谁都感觉，这事儿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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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600多件陶器清理完毕，统计下来，一共发现了630多个类似的刻符。
几乎全都集中在器物的底部，形状各异，有的像太阳，有的像水波，有的像鱼、舟、网具，还有一些更抽象的几何图形。
重复出现的组合越来越多，排列也越来越有规律。
这事儿一传出来，不少人起初不信。
毕竟在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3300年前的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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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批陶器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已经有7300年。
也就是说，这批神秘的刻符，比甲骨文早了整整四千年。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理解这批刻符，就得回头看看那时候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双墩遗址所在的淮河流域，在今天看着不起眼，可在7000多年前，是块风水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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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不高不低，靠近水源，气候温暖湿润，是黄淮之间最适合定居的区域之一。
那会儿，还没有城市、没有金属器，甚至连国家的雏形都没有。
但这片土地上，已经有了固定的聚落，房屋、灶台、灰坑一应俱全。
考古队还挖出了石斧、骨针、蚌刀，甚至还发现了厚厚的螺壳堆积层，说明人们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捕鱼、打猎、种稻、养蚕、织布，样样都不缺。
最特别的，是那几块疑似纺轮的陶器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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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初步的手工业分工。
而越复杂的社会，就越需要记录。
那时候没有纸笔，没有青铜器，连竹简都还没影。
但人们需要记住东西。
谁打的猎？哪家种的稻？什么时候开始播种？多少鱼该分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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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开始在陶器上刻下记号。
不是乱刻，而是有系统地标记——刻在底部，不容易磨损，也更方便长期识别。
这些符号，成了他们处理生活信息的工具。
就像今天的条码、二维码，那个时代的人用刻符来“存档”。
考古队注意到，有些符号反复出现在不同的陶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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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组“鱼+水+网”的组合，出镜率相当高，推测可能跟捕鱼活动有关。
还有的组合可能代表某种生产单位，或者是家族、氏族的标记。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行为，而是群体行为。
说明这些符号，在当时的社群中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
你认得，我也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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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交流，用来管理，用来记录。
说起来像文字，但又不完全是。
后来专家分析，这些刻符的结构已经具备了“语段”的雏形。
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单纯的图案，而是接近“表达内容”的工具。
这已经不是“画画”了，是视觉语言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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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在干什么？对比一下就明白了。
在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也发现了一批更早的符号，那是8000年前的事儿了，主要刻在龟甲和骨器上。
数量不多，形式也简单，大致能看出是“记号”用途。
再往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象形与图案结合的符号。
江苏龙虬庄遗址，则已经有图文混合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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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点，都被串在一条线中，而双墩刻符，正好落在这条线的中间。
它既承前，也启后。
从“画个图”到“说句话”，双墩是转折点。
从1985年发现刻符，到2005年国家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件事在学术界酝酿了整整20年。30多位专家参与考察，最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文明不是单一起源，而是多元并进。
一体形成。
淮河流域，不再是夹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中间地带”，而是文明的源头之一。
双墩刻符，也不再只是地方性的考古发现，而是中国文字起源史的重要证据。
说起来，这事儿其实挺沉的。
一串串划在陶器底部的符号，安静又坚定。
它们没有声音，却记录了一个群体最初的表达愿望。
还有一个细节，不能不提。
在同一文化层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尊陶质人面像，11厘米高，嘴角翘起，表情平和，被称为“东方微笑”。
她和多件带刻符的陶器出土在一起，推测可能是祭祀用的物品，也可能代表某种信仰中心。
这不是孤立的艺术品，而是与刻符同属一个系统的文化表达。
人面像没说话，陶器也没发声。
但他们留下的，是那一代人对生活的整理，对秩序的追求，对语言的尝试。
从那以后，没人再敢随便说，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起点。
参考资料：
李学勤，《中国文字发展史》，中华书局，2002年。
张光直，《中国考古学研究》，三联书店，199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双墩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