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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网站老帖，忽见《2024年第三届新疆钱币大赛》（2024年2月帖），裸币组一等级：沁园，新疆光绪元宝喀什当十，诸谱及网络首见，品相完美。
此枚即为2024年6月的《中国机制铜元目录》第三版，新疆部分新增的喀什当十坐龙。
《中国机制铜元目录》第二版（2018年5月），新疆铜元部分描述为：
“喀什铜元开制于民国元年（1912年）”，这是百年铜元的基本认知，在任何图谱或铜元史中皆存在。
《中国机制铜元目录》第三版（2024年6月），新疆部分增加一大段描述：
“此版的发现改写了新疆开造机制铜元的时间，为近年新发现的大纲品种，目前仅见”
如此重要的一枚改写了铜元的“大珍”，是如何确定下来的？谁认可的？《2024年第三届新疆钱币大赛》是在微信群里办的。若该帖中涉及到的人名即为币主，则沁园兄在2018-2014年之间，新入藏的铜元即“自卖自夸”，自行窜改铜元史，并定义为1级大珍，是否恰当与合理？或者天下大是，熟人们在微信群里谈谈即可？
改写了第三版《中国机制铜元目录》≠改写了新疆铜元史。这才是收藏的真相。
至今所见，新疆十文铜元真品皆为“当红钱十文（二十文）”，从无“当十”的表达方式。原因有三：
新疆“当红钱十文”与关内“当十”的计量单位不同，1枚当红钱十文可兑换5枚当十铜元。
新疆铜元属于红钱体系，与关内属于制钱体系的铜元作价不同（按照清代比价，红钱一文等于制钱五文），大小亦不同（当红钱五文的新疆铜元与当制钱十文的关内铜元一样大小，当红钱十文的新疆铜元与当制钱二十文的关内铜元一样大小），不能与关内铜元互相流通、混合使用。（江苏省钱币研究会编印《中国铜元资料选编》）
若周谱品的直径、厚度，与新疆当红钱十文一致，则不吻合新疆的计量方式。
1884年第一任新疆省巡抚刘锦堂，即提出广铸红钱以统一钱法。由此可知，铸于光绪末年的新疆铜元，不可能用“当十”字样。
第一阶段是红钱与制钱并行的“双轨制”阶段，时间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新疆建省的光绪十年（1884）。在百余年中（除去阿古柏、沙俄入侵时期），南疆行使红钱，北疆行使制钱，这种“双轨制”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和光绪初年。第二阶段是以红钱统一全疆币制的阶段，从新疆建省至清朝覆亡。
第二阶段的形成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自从同治三年（1864）“回疆大乱”后，特别是外国侵略者阿古柏窃据南疆与北疆的广大地区，沙俄侵占伊犁后，红钱与制钱并行的“双轨制”已破坏无遗。
第二、新疆建省以后取消了伯克制、扎萨克制，实行了全省的统一，以新疆巡抚为首的地方政府具有统一领导天山南北的广泛权力。……新疆省第一任巡抚刘锦棠根据新疆铜料来源有限的实际困难，于建省之初即提出广铸红钱以统一钱法的请求，得到中央政府批准。（边昱《铸币铜材简史系列4：特殊的红铜铸币》）
1907年迪化试铸新省坐龙、水龙系列，面为“市银二分五厘”，不久后又改为“市银一分五厘”。
显然这又是一次与银元挂钩的、继广东一仙（ONE CENT）飞龙之后的失败案例。
由此，1908年迪化铸行“当红钱十文”铜元，将铜元与制钱挂钩。
清代的中国是一个银本位的国家，有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是“银铜双本位”。伍德华说，中国表面上是一个银本位的国家，本质却是一个制钱本位的国家。
由此可见1905年即在新疆喀什铸行“当十”铜元，与新疆铜元的面值演变是格格不入的。若1905年就知道与制钱挂钩，不可能1907又回到了银元系列的原点上。
讲银元与铜元放一起，不难发现铜元与银元极为相似，却又有不同。（由于不玩银元，因此，银元只能网络借图）
银元的“五钱”与“光绪”在右侧，被“十文”取代，周谱品的老维文“十文”可能来源于迪化造宣统通用“当红钱十文”龙背的老维文。
回到周谱品看老维文的书写布局，与银元的紧凑、连绵不同，铜元上的老维文有一种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感觉。
而不论银元的五钱还是三钱，只要面上有“光绪”的中文，老维文里就未见过“光绪”缺失品。老图谱还按老维文“光绪”在左或在右，分过版式。
从周谱品的局部图看，底板上的圆坑以及笔画在局部的流铜状的凸块。我个人偏向于浇铸。
从文字神韵以及铜色看，周谱品也疑点丛丛。这种对铜元史简单而粗暴的改写，充斥着自我陶醉以及商品化风暴里的迷惘。
新疆铜元的赝品也不少，大致均为新疆境外制造，以投猎奇者所好而牟取暴利者，其中多为臆造品，每种仅见一二枚，号称“珍品”，但臆造品终究有破绽可寻。（《新疆金融》1988年增刊二，作者董庆煊）
这位铜元爱好者真是铁画银钩，简直就是为今天出现的新疆铜元画肖像画了。
了解铜元历史、分辨铜元真伪，这里是关于铜元的课堂。不是拍卖公司，不征收拍品。文中图片部分为网络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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