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骞是清初著名诗人，因身涉到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全家被发遣往宁古塔为奴，在那边待了二十三年。影视剧中常见的“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桥段，对吴兆骞一家来说是切身遭遇。
实际上他父母最终被赦免，不曾前往东北。妻子则是带着婢女于数年后抵达宁古塔。相比之下，《甄嬛传》中大橘把甄远道全家发配，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开恩，甄嬛最后把他nen死不冤枉。
宁古塔是清代边疆重镇，有新旧两处城址，均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流域。吴兆骞在给父母的书信中描述宁古塔为“寒苦天下所无”：
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这等边塞之地，其间主要居民是半军事化的驻屯人员索伦人，也就是“与披甲人为奴”中的“披甲人”。在上篇披甲人与发遣奴——清代在东北地区的民族压迫政策（上）中，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披甲人即索伦人是怎么一回事。清廷不但限制他们的居住地点，也限制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限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统治需要的压迫政策。
与披甲人对应的，就是给他们做奴仆的“发遣奴”。“发遣为奴”是清代特有的刑罚方式。受刑人被降籍为发遣奴，视家庭情况不同，被遣往东北、新疆和西藏，为当地头人和驻军从事农猎杂役。这种制度除了惩治本身，也是清廷对披甲人制度的补充与再利用——既然不允许索伦人脱离原始部落生活，总要打发人去伺候他们嘛。
近代俄罗斯人拍摄的索伦人部族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日子，据他自己总结，还算过得去。吴兆骞长子吴桭臣出生于宁古塔，17岁才回到江南，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宁古塔纪略》，记述了他们家在宁古塔的生活。在他笔下，吴家人钓鱼、冬捕、制糖、酿酒、打猎，除了冬天实在是长了点，也颇有一番趣味。
“冬则河水尽冻，厚四、五尺。夜间，凿一隙如井，以火照之，鱼辄聚其下，以铁叉叉之，必得大鱼。”
——听起来很像查干湖冬捕。
然而，吴兆骞一家在宁古塔过得凑合，不代表与披甲人为奴的日子是好过的。
诚如前言，“与披甲人为奴”本质上是刑罚。既然是刑罚，发遣奴的第一重身份就是罪犯；做发遣奴是要去给披甲人干活的，所以发遣奴的第二重身份即是苦役。事实上就是沦为贱籍的奴隶。
吴兆骞的特殊，在于他得到了宁古塔昂邦章京巴海和副统领安珠瑚的赏识。昂邦章京就是后来的将军。本文在上篇中介绍过，所谓将军和总管大臣，是专设为管理披甲人和发遣奴的治历官，即驻屯地最大的主子。吴兆骞被主子看重，自然可以登堂入室，进入当地统治阶层圈子，诗樽词盏，鸿儒往来，这日子能不好过吗？
“至戎所，戎主以礼相待，授一椽于红旗中，旧迁客三四公，皆意气激昂，六博围棋，放歌纵酒，颇有朋友之乐。”
吴兆骞的边塞诗写得很好，在清初据有重要地位。但他笔下的关外，最苦也无非是风雪苦寒，或给养不足，需要全家上阵种菜之类。这种困难来自当时东北的恶劣环境，而非发遣奴制度。他过的并非是发遣奴的生活，而是文人幕客的生活。他写过一首《奉送大将军按部海东》，俨然如幕上嘉宾。
《奉送大将军按部海东》：玉勒动珠愤，旌旗还肃纷。鸣弓行硕雪，飞盖入边云。属国鞭鱼部，佳丘鸾鹤韦。海东一万里。箱吹日相闻。
那么，这种特殊待遇是读书人身份赋予的吗？谈不上。吴兆骞的确很有才华，但同时期还有个同样很有才华的反例叫季开生。
季开生发遣前的身份比吴兆骞要高得多，吴兆骞只是应试举子，而季开生早已是进士之身，充任庶吉士后还任过礼科和兵科的给事中，在京官中属于位卑而权重的类型。
这样一个人，在触怒皇帝、遣送东北为奴后，是个什么结局呢？史载其力阻顺治买女子入宫，顺治大怒，以“妄捏渎奏，肆诬沽直，甚属可恶”，杖责一百后遣送辽东尚阳堡，四年后为光棍殴死，“有司不问，疑有主使者”。
一个正儿八经的进士、京官，在地方上有背景，在士林中有声望，当他变成发遣奴，说打死就打死了，除了一句“疑有主使者”，没有任何下文。
等到了雍正六年，皇帝干脆下诏明确：打死发遣奴，无罪！
如果某种社会身份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和产品、不拥有任何人身自由、对其人格和生命权的侵犯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那么它自然是事实上的奴隶。奴隶怎么会有好日子过？
吴桭臣在《宁古塔纪略》里描述了一种化外野民的优容生活。虽然事必躬亲，吃穿都要动手，但天地博大自由，物产应有尽有：
这种“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世外桃源，对于本地头人的幕上宾是可能的，对真正的奴隶来说无异于白日做梦。“自取”？关外资源是清廷私产，私自开掘的即使是正身旗人，也必须治罪，发遣到云南贵州、两广烟瘴地区为奴。
这就造成了一个神奇的历史现象：
类似于近年名梗“原来我祖先是被霍去病封狼居胥的那个”
真正的发遣奴过的是什么日子呢？还是看吴兆骞的记录：
“至若官庄之苦，则更有难言者。每一庄共十人，一个做庄头，九个做庄丁，一年四季，无一闲日。一到种田之日，既要亲身下田，五更而起，黄昏而散。每个人名下要粮十二石、草三百束、猪一百斤、炭一百斤、芦一百束。至若打围，则随行赶虎狼獐鹿。凡家所有，悉作官物，衙门有公费，皆来官庄上取办，官庄人皆骨瘦如柴。总之，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炭，并无半刻空闲之日。”
如此繁重的劳动下，却要承受极端的自然环境、微薄的给养和无底线的人身侵害。我们在披甲人与发遣奴——清代在东北地区的民族压迫政策（上）中谈到披甲人的生活已经够惨了，而发遣奴的生活还要等而下之。这种惨状造成了极为激烈和高频率的反抗。仅《清高宗实录》一书，就有发遣奴杀披甲主人、杀披甲全家、杀披甲全家兼左邻右舍的多条记载。《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类似记录更是数不胜数。
如雍正四年，有发遣奴纪二者，因不知农事，无法为披甲主人查书耕作，被后者打骂并克扣衣食，纪二没有活路，一怒之下将查书全家九口尽数杀死（见档编8-1727）。
因为反抗过于强烈，乾隆二年甚至下令，凡无家无口——用现代化语言描述就是“没有软肋”——的发遣者，不再送往关外。凡去往黑龙江、宁古塔、盛京等地的发遣奴，尽是拖家带口、易于控制的人。然而，反抗依然层出不穷。清廷的压迫政策，甚至反倒有“各处披甲人等竟有图占该犯妻女，不遂所欲，因而毙其性命者”的反效果。
至于吴兆骞的妻子葛氏，竟能带着婢女前往宁古塔，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男耕女织还连生好几个娃，这才是奇迹。
归根结底，清廷的发遣奴制度实在太严苛了。明代的充军军户是可以参加科举的，例如万历名相张居正，就是荆州军户出身（参见牛皮癣与钉子——读《张居正大传》）。但清代的发遣奴如无恩赦，子子孙孙都不得参加科举，也不得入关。据张廷玉《皇朝文献通考》记载，发遣奴子孙世代，均为奴籍，不得出户为民。虽然有一定晋升途径，也不能到关内任职。清代在东北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柳条边制度，就连私自奔逃的希望也一并断绝。
在如此严格的约束下，清代东北发遣奴最终走向一种历史特有的吊诡结局。
人到底是自然界的顶点。与定期上交血税、人口越来越少的披甲人不同（清初至中期战争史，调动索伦兵超过70次），由于不必打仗，发遣奴在关外顽强地站住了脚并繁衍生息，以至于皇帝们开始担心东北老家被发遣奴人口置换了。柳条边的一部分目的就是圈住盛京到长白山的“龙兴之地”，不允许关外平民进入。嘉庆时期甚至试图把东北发遣奴全部发往新疆，结果引起了民变，最终不了了之。
东北相当多的老满洲都是发遣奴的后代。满洲驿丁是三藩的部队后人，宁古塔的水手、辽阳堡的兵丁，也多从发遣奴之中招募。许多年的光阴下去，到了清末，他们也都成了正经的老满洲了。现代基因学技术下，满族的基因组成与汉族多有重叠，就跟这种地区人口变迁有关。
挖了主子的老参被发配云南的满洲，后人自认是大明沐王爷的部下；天地会造反失败的总舵主，在东北留下的血脉说自己有通天纹，岂不怪哉
明末的农民起义军，顺治年间官方发动的垦荒人，三藩之乱的参与者，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受害者，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义军，天地会成员乃至各路偷鸡摸狗之辈和山大王，这些统治者眼里的社会渣滓，最后手牵手一起变成了东北的满洲。我大清在东北的民族压迫是绝对一视同仁的，正如本文的上篇所论述，披甲人的披甲，也只是比发遣奴这等事实上的奴隶，多了一重为大清送死的权利罢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