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成都的很多古地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见诸文献或留传下来的也多是山川河流、名胜古迹一类的地名。相对而言，普通的地名很少能够留传下来。毫无疑问，这些地名的产生、沿用与废弃，与自然环境或人文环境、朝代更迭、移民迁转、风俗习惯，以及行政区划变动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数十年来，成都老城区东北郊大片区域（今成华区所辖）里先后发现和发掘了多座古代墓葬或墓葬遗址。其中自唐迄宋的各类遗存中，多见墓志铭，以及买地券、真文券等碑刻。这些碑刻中记载了旧时成都（成都县、华阳县）的一些乡、里、坊等地名。
▲南宋·韩积□中央黄帝荐拔真文券
乡制早于西周时期即已出现，时设乡、遂分治都城与郊野，后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闾里制。秦代实行郡县制，下设乡、亭、里三级管理机构。汉代，适应城市区域的网格化布局而出现了坊制；至南北朝时期，坊成为城市社区的基本组织形态。南朝梁·李膺《益州记》载：“成都之坊，百有二十。” 隋唐至宋，实行乡里二级管理，乡与里坊制遂成为基层居民组织管理的主要制度。《唐六典》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 上面提到的碑刻中即记载了古代成都的多个通名为乡、里、坊的地名，这些地名部分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城乡基层管理组织设置的情况。
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的《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成都县。旧二十四乡，今十九乡。……华阳县。旧二十乡，今十六乡。” 成书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的《元丰九域志》中记载：“……成都。一十六乡；沱江、蚕此二镇。有武担山、大江、都江。……华阳。八乡；均窑一镇。有宋兴山、笮江。” 这些文献记载了当时所设乡的数目，但未具体说明当时所设乡的名称。另外一些文献对此略作补充。例如，宋·文同《丹渊集》中提到了华阳县“升仙乡俱利里”与“普安乡沙坎里”；宋·吕陶《净德集》中提到了华阳县“普安乡白土里”；南宋《朱熹文集》中提到了成都县“杨侯乡”，等等。此外，南宋《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中也有成都县“阳侯乡”的记载。估计该“阳侯乡”与前面的“杨侯乡”或为同一地。
▲《净德集》内页
相关地名在成化区先后出土的唐宋碑刻中有所记载。例如，唐贞元十六年（800）李府君夫人程氏墓志铭中记载有“华阳县升迁里牛头原之连岗”；唐永贞元年（805）张谊墓志铭中记载有“华阳县升迁乡贸迁里”；唐咸通十五年（874）盖巨源墓志铭中记载有“成都府成都县花林坊”；前蜀天汉元年（917）李氏内志铭中记载有“华阳县星桥乡清泉里”；前蜀乾德五年（923）晋晖墓志铭中记载有“成都县碧鸡坊”与“华阳县积善乡永宁里”；前蜀樊德邻墓志铭中记载有“清贤坊”与“华阳县星桥乡望乡里”；后唐长兴三年（932）福庆长公主墓志铭中记载有“成都县会仙乡”；后蜀广政十二年（949）韩府君夫人刘氏墓志铭中记载有“甘泉坊”与“成都县会仁乡承恩里”；北宋嘉佑七年（1062）赵世良墓志铭中记载有“华阳县升仙乡常平里”；北宋元祐八年（1093）张确墓志铭中记载有“成都县金泉乡濯锦里”；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宋构夫人李氏墓志铭中记载有“成都府七星坊”与“华阳县星桥乡天公山”；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任公妻卫氏墓买地券中记载有“华阳县积善乡永宁里”。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地名，例如“华阳县升仙乡暮二里（后唐）”“华阳县普安乡白土里（后蜀）”“华阳县普安乡沙坎里（后蜀）”“华阳县星桥乡清泉里（后蜀）”“华阳县积善乡东庙里（北宋）”“华阳县积善乡真松里（北宋）”“华阳县升仙乡星桥里（北宋）”“华阳县景福乡（北宋）”“华阳县星桥乡附兴里（北宋）”等。碑刻所载地名中还有其他的各种“坊”名，例如“成都府开阳坊（唐）”“文翁坊（前蜀）”“华阳县玉津坊（前蜀）”“成都府华阳县果园坊（后唐）”“大宋国剑南道成都府华阳县玉泉坊（北宋）”“大宋国剑南道成都府华阳县芳林坊（北宋）”“大宋国剑南西川成都府成都县林亭坊（北宋）”等。
▲北宋·宋构夫人李氏墓志铭拓片
梳理上述地名，可以看到一些乡名使用时间较长，跨越五代至宋，例如“升仙乡”“星桥乡”“积善乡”等，一些里坊地名也是如此。据此可以看出，唐、五代及宋，成都延续着乡里制，而且有部分乡或里坊延续着旧名的使用。根据墓葬出土的地点，还可以大致确定出唐、五代及宋时的乡、里、坊所在位置对应的现今区域位置。例如，唐永贞元年（805）张谊墓在“华阳县升迁乡贸迁里”，出土地点为驷马桥附近的羊子山处；前蜀天汉元年（917）李氏墓在“华阳县星桥乡清泉里”，出土地点为昭觉寺东原青龙乡东林村；后蜀广政十一年（948）张虔钊墓在“华阳县普安乡白土里”，出土地点为今成华区保和街道原光荣村；后蜀广政十二年（949）韩府君夫人刘氏墓在“成都县会仁乡承恩里”，出土地点为今成华区将军碑社区原将军碑村；北宋嘉佑七年（1062）赵世良墓在“华阳县升仙乡常平里”，出土地点为今成华区东林花园处；北宋熙宁二年（1069）郭氏墓在“成都府华阳县玉泉坊”，出土地点为东郊麻石桥四川省抗生素研究院处；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宋京夫人蒲氏墓在“成都府成都县清贤坊”，出土地点为今北湖保平社区处。
乡与里坊的得名应该都有其来历。唐时华阳县的“升迁乡”与宋时华阳县的“升仙乡”之名的由来，值得琢磨。根据碑刻中的记载分析，唐“升迁乡”与宋“升仙乡”所辖区域大致为今城北双水碾与东林片区一带。该区域距旧时的升仙桥不远。升仙桥，旧名“升迁桥”，传说为秦时李冰所造。唐·卢求《成都记》：“城北有升仙山，升仙水出自焉。相传三月三日，张伯子道成得上帝诏，驾赤纹於菟于此上升。” 升迁乡与升仙乡的得名，或与当地旧时的升迁桥（升仙桥），以及当地旧时的升仙传说有关。
对碑刻中记载的地名进行归纳，可以看到，自唐至宋，华阳县先后设有升迁乡、星桥乡、积善乡、升仙乡、普安乡、景福乡等，其中升迁乡下设贸迁里；星桥乡下设清泉里、望乡里、附兴里；积善乡下设东庙里、真松里、永宁里；升仙乡下设暮二里、常平里；普安乡下设白土里、沙坎里。值得注意的是，至明代时华阳县的乡里设置有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例如，明末时华阳县设“七乡八里”，七乡分别是履贤乡、安养乡、锦津乡、咸宁乡、大安乡、长乐乡、顺河乡；八里分别是长春里、海云里、桂溪里、临溪里、浣花里、永安里、龙潭里、仁和里。
▲北宋·刘起中方镇墓真文券拓片
唐宋时期成都先后设有很多“坊”，根据古代文献可以确定的坊大约有十多个。例如金马坊、碧鸡坊、富春坊、文翁坊、锦官坊等。杜甫《西郊诗》：“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 成华区出土的唐宋碑刻中分别记载了“成都府七星坊”“成都府开阳坊”“文翁坊”“甘泉坊”“成都县碧鸡坊”“成都县清贤坊”“成都县林亭坊”“华阳县玉泉坊”“华阳县芳林坊”“华阳县玉津坊”“华阳县果园坊”等“坊”。这些有关“坊”的记载，增加了成都古代坊名的已知数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