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国炳（1899-1960）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功勋卓著却长期被历史尘埃遮掩的传奇人物。他曾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担任最高行政首长，后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西征，最终因西路军的失败而流落河西，隐姓埋名二十余载。其人生轨迹，堪称一部浓缩的早期中国革命史，充满了英雄主义的辉煌与个人命运的悲壮。
熊国炳照片
01 早年：从“巴山勇士”到革命者
熊国炳原名熊廷南，1899年生于四川通江县（今万源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0岁读书，12岁便因家贫失学，后过继给一位乡村郎中，才得以续学一年。成年后，他为了生计，辗转于巴山深处，靠狩猎、贩卖山货、抬滑竿为生。一次狩猎中，他曾与猛虎搏斗并生还，因此被乡里称为“巴山勇士”。这段艰苦的底层生活，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也让他对旧社会的压迫有了切肤之痛。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转战至川陕边，解放了通江等地。革命的浪潮席卷巴山蜀水，熊国炳被群众推选为竹峪乡赤卫军队长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从此投身革命洪流。
02 主政川陕：根据地的“人民主席”
凭借出色的工作和群众威望，熊国炳的革命生涯迅速上升。1933年1月，他担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2月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同月中旬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即苏维埃政府）主席。此后，他连续当选第二、三届主席，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最高行政领导人。
巴中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在其任内，他主持制定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建立健全了根据地的政权架构。他工作废寝忘食，深入群众，领导了土地革命、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等一系列重要工作。在反“六路围攻”的万源保卫战最激烈阶段，他亲自带领人员到山区动员群众筹粮，并组织慰问团到前沿阵地慰问红军。他注重实事求是，曾亲自调查并保护被诬告的干部，在群众和红军中享有很高威信。
03 长征与西征：从领导人到“伙夫”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熊国炳率领省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随军行动，后调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等职。1936年1月，他在芦山担任了新成立的四川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同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熊国炳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成为这支队伍的9人领导集体成员之一。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凶悍的马家军浴血奋战，最终遭遇惨痛失败。1937年3月，在祁连山中的一次突围战斗中，熊国炳负伤掉队，不幸被俘。为保护身份，他谎称自己是“伙夫”。敌军见他衣着破烂、脚部冻伤，信以为真，将其关押后释放。这位曾经的省苏维埃主席，就这样以“伙夫”的身份脱离了险境。
西路军在行军途中
04 隐姓埋名：沉默的余生与内心煎熬
脱离虎口后，熊国炳带着伤痛，沿祁连山西行，最终流落至甘肃酒泉。当时，国民党当局正悬赏1200元钢洋捉拿他。为躲避搜捕和连累他人，他化名“张炳南”，在酒泉靠挑货郎担、摆烟摊、卖大饼等杂役艰难谋生。1945年后，他又举家到玉门油矿做工，生活始终贫困。
在此期间，他的革命伴侣张庭富在西征中牺牲，而远在四川老家的原配妻子赵秀兰和两个儿子，早已在他离家后被反攻的“还乡团”杀害，家人也遭受了残酷迫害。家破人亡的悲剧，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新中国成立后，熊国炳于1951年向当地政府登记了自己的红军经历，获得了少许补助。然而，西路军失败的阴影和党内当时对此事的争议，让他产生了深深的自责与疏离感。他曾秘密返回四川老家，见到残疾的老父亲。当乡亲问他为何不找组织安排工作时，他沉痛地说：“川陕根据地出去那么多的人都死了，但我还活着，我没有脸去找组织。”这种“幸存者愧疚”和崇高的自律，让他选择继续沉默，不愿给国家增添负担。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
05 身后之名：逐渐浮现的历史身影
1960年10月，熊国炳在酒泉因病去世，这位隐姓埋名二十多年的红军高级将领， 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他的许多战友，如徐向前等，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得知他的不幸遭遇。
四川万源市熊国炳塑像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熊国炳的贡献逐渐被重新发现和评价。官方史书评价他“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突出贡献，为人直率，多谋善断，善于做群众工作”。2009年，他的塑像在故乡万源市的中学落成，“巴山勇士”的故事得以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