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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宋四家”，世人多痴迷苏轼的豪放、米芾的癫狂，蔡襄却常被视作“陪跑者”。但台北故宫那卷28.6厘米见方的《远蒙帖》，却藏着颠覆认知的真相——这纸写给友人的寻常尺牍，不仅让苏轼高呼“本朝第一”，更藏着宋代书法“尚意”新风的密码，打脸了所有“蔡襄平庸”的论调。

1061年的深秋，49岁的蔡襄提笔给文学家唐询写就这封信札时，或许未曾想过它会成为传世神品。信中不过是问候友人、谈及仕途的日常絮语，却在他笔下化作行书典范：“襄再拜”三字起笔温润，藏锋入纸尽显晋唐余韵；“感戢之至”的转折提按分明，似有颜真卿的浑厚却无其沉滞，完美诠释了“无一笔不从颜真卿出，但又无一笔似颜真卿”的境界 。

这幅作品最惊艳的，是“端庄中藏灵动”的绝妙平衡。蔡襄主张“学书之要在神、气”，这一理念在帖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字距行距疏朗有致，“彦猷侍读阁下”六字首尾呼应，气脉如流泉贯通；用墨更见功力，“霜风薄寒”四字从浓润渐转清劲，燥润相间中竟藏着深秋的萧瑟之意，让笔墨成了情感的载体。

苏轼力挺蔡襄为“本朝第一”，绝非虚言。作为北宋书法正脉的承接者，蔡襄上追魏晋、下启“尚意”，在唐法崩坏的宋初撑起了书法的尊严。《远蒙帖》里，他既守“字字有法度”的严谨，又在“谨空”二字的轻挑中泄露出随性，这种“法度中的自由”，恰是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理念的源头。连宋仁宗都对他� ��书法偏爱有加，更印证了其“当世第一”的地位 。

更难得的是这尺牍背后的文人风骨。收信人唐询是“知书好古”的翰墨高手，二人以书为媒的交往，透过“交游殊思君侯之还”的字句跃然纸上。这幅作品与台北故宫藏的《虹县帖》《澄心堂帖》等9件蔡襄手札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北宋士大夫的精神图谱。

当我们凝视《远蒙帖》的高清细节，那些看似平淡的笔触里，藏着的是蔡襄“积学深至”的功力，是晋唐法度与宋人意趣的完美交融。他或许没有苏米的张扬，却以这卷尺牍证明：真正的书法巅峰，是于寻常处见乾坤，于法度中藏性情。这，正是苏轼力挺他的底气，也是蔡襄超越时代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