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门口那几个字，你注意过没有？每次走过看到题字，总觉得有些不一般，大概是因为校名的背后，站着某个掷地有声的人物。很多学校门口题字，那感觉就像家门口挂个“祖传”的匾，总归有点讲究，有点来头。山东大学门口那四个字，乍一看，气势不小，可你要问是谁写的、啥缘故，不少校友可能还真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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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山东大学”四个大字——我们现在看到的，用的是毛主席的笔迹。可有意思的是，说起来，这原本不是特地为学校题写的。也没人想过会用到校门上。它其实是毛泽东亲手写在一封信的信封上的，“顺手一挥”，就这么成了山大的门面。这事儿有点巧，也有点带着生活的随意劲儿。
故事还得说回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高亨老先生已经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古文字大家，按现在的说法，学术圈里大拿。可别想成那种藏在书堆里、跟人打不出招呼的老学究。实际上，山东大学这些年头，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改过名，迁过址，很多时候甚至连老师学生都跟着“团团转”。老高就在这乱流里，硬是把自己的学问做出来了。他进山大，是1949年后的事，后来还有短暂离开，后来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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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秋天，北京开了个会。当时中国科学院叫了一批社会科学的大人物，名字很长，会议也挺隆重。高亨教授坐在会场里，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复杂。你想啊，一个从山东来的教授，见惯了那边的书生气，忽然进入中央的“学术圈”，难免有些局促。但会开着开着，突然有条消息在圈子里传开了：毛主席要见大家，还真把高亨也叫了过去。这是谁都不敢随便说的事——见主席，哪是随便几句能说完的。
什么情形呢？高亨先生后来回忆那天，总说“有些慌乱，也带点兴奋”。主席在会场里，还是他那副一袭灰衣，讲话带点湖南味儿，气氛不管多庄重，总有点让人轻松起来。两人见上了面，谈的还是学问。毛泽东一向喜欢古文字，说到甲骨文、篆刻这些，兴趣很浓，偶尔还比划两笔，让人看他的写字习惯。高亨靠学识吃饭，自然也一点不怯场。后来，回到山东后，他还跟毛主席有过几次书信往来。这在那个年代，不光是学术圈流传，自己的学生、同行都觉得“高先生，真有两把刷子，能跟主席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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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说到这里，故事最妙的地方来了。1964年春，高亨教授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可这信没留下，倒是信封成了“宝贝”。信封上，毛泽东亲自写了“山东大学”。那字不属于我们平常见到的毛体，劲道十足，有种“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劲。你可以想象，那会儿毛泽东坐在家里，手里握着毛笔，可能没琢磨太多，随手写了三个大字，信封就递走了。岔开一句——毛主席其实偶尔会在信封上留下题字，这在当时也算是个小传统，算不上什么“重礼仪”，但落笔真挚。
没人知道这几笔一开始有啥特别用处。高亨教授收到信，当然高兴得不得了，信收在抽屉里，信封留了下来。几十年后，有人提议：要不把这个字，拿来当学校“大门”的门脸？你说这是不是有些反常规？不是挂匾，不是请碑，直接用主席信封的字。有人担心“合不合规”，有人琢磨“寓意是不是深”，但反倒是越来越多人觉得这字里带着一种豪迈、随意，有点“山东大气”的意思。最后这四个字，真的被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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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山东大学的历史还真不简单。最早可以追溯到1901年，那会儿叫做山东大学堂，说白了是想在乱局里办点“西学”，让年轻人沾点新风。接下来几十年，学校名字像变魔术，“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有时候甚至是一年三变。最惨的是时局不好，学校生生被拆过几次。老师学生们老在动荡里找安稳，老高头几年也差点被调走，饭碗没保成。
再说回高亨老先生，他其实是那种典型的老知识分子——说话慢、想得深，有点皱眉头，一副琢磨不透的表情。可每次提起毛主席的字，他会露出点小得意，像个孩子炫耀奖状似的。其实这个信封，后来也成了他向学生讲课的谈资。有人问：“先生，那字是真的毛主席亲笔吗？”他只说：“是我收到的。”有时候他还顺带扯到自己如何在那个年代研究古文字，又怕出错、又怕时代风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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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掠过去，信封上的字成了现在千百山东学子的共同记忆。多少人进出校门时，可能也随手拍个留念。只不过想想，当年那是个小小信封，现如今变成了校史的见证，人情里的留白。其实毛泽东自己，是不是曾想过这字会一直被用在校门前？高亨教授当年会不会琢磨，这一笔一划，最后成了山大的荣耀？
世事像流水，飘过去的总有再翻的新潮。山东大学如今是一所“双一流”高校，多少学子远走他乡，多少老教授在记忆里提起那个信封和字迹。也许历史就是这么奇妙，伟人的题字，有时不是隆重的仪式，而是某个信封上的随意挥毫；人们千百年后回望，几笔字里藏着命运的曲折，也藏着今人读不尽的余味。
你说，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多少风雨飘摇。人们读着、走过，也许有一天，谁还会记起那一封信、那一个信封、那一段悠长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