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文｜一只筷子

编辑｜小茴香

1942年5月27日，四川江津一间破旧的土屋里，一个63岁的老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个曾经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的名字，最终消失在贫病交加的寂静中。

在临终前的三天当中，他仍然在给他人写字来换取买药的钱财，那双手曾经可是挥洒笔墨写下过激昂文字的，可此刻却颤得连自身的名字都写得不太规整。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生命最后十年里靠卖字为生的穷困老头，内心正在经历着比任何外在苦难都更加剧烈的精神风暴。他不是在为贫穷而痛苦，而是在为自己大半生的“绝对正确”而忏悔。

回到1915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大声疾呼民主与科学的陈独秀，就像一个怀揣着远大抱负想要改造整个世间的神灵，精神饱满。

他的文章一呈现，全国的热血青年都振奋起来了，仿佛找到了能拯救国家、解救民众的好办法一般

那时候的他眼中只有宏大的理想，心中只有抽象的真理，脚下踩着的是自以为坚实无比的理论基石。

但江津的那个雨夜改变了一切，朋友家的厨子，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实农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粗瓷碗。

就是那种最为普通的碗，在市场上花几个铜板就能买到，不过这个男人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全身发抖着，苦苦哀求主人别扣他的工钱，说“家里的老母亲正等着这笔钱去买米做饭”。

陈独秀站在门边，看着这场景，心里轰地一下就炸开了，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那一瞬间，自己仿佛从云端跌落到泥土里，所有关于“人的解放”的宏大理论，在这个真实的跪地求饶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谈论了半辈子的“民主”，却从未真正关心过一个具体的人的具体困苦。

这种觉醒是痛苦的，想象一下，一个建筑师发现自己设计了半辈子的图纸，根本没有考虑过地基的承重能力，那种崩塌感有多强烈。

陈独秀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那些曾经让他无比骄傲的“正确”观点，现在看来都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

他给一个年轻的追随者写信，语气完全变了以前他是点火的人，现在他成了泼冷水的人。他说：“建设永远比破坏难一万倍。我们年轻时总想着推倒重来，以为砸烂一个旧世界就能自动诞生一个新世界，可现实告诉我们，破坏容易，建设难；激情容易，理性难；说教容易，实践难”。

1938年，胡适从美国寄来一笔钱，让他补养身体。陈独秀收下了，但坚持说这是借款，等自己的书出版了一定要还。这不是客套话，他是真的这么想，哪怕穷到要靠朋友接济，他也要保持最后的尊严。

更为让人敬重的是，那时有个人想要借助他的名声，拿出一大笔钱，只需要他写一篇文章表明一下态度就行，连违背自己心意的话都不用去讲。

陈独秀立刻就进行了回绝，而且还发了脾气“我五脏六腑都烂了，就剩下这把硬骨头”，这句话讲得很有力度，不过说完之后便咳嗽了好长时间，脸都憋得通红。

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晚年变得如此落魄，到了这样的境地，却仍然能坚守内心那点坚守，这股劲头比任何成功都更让人觉得震撼。

他晚年经常讲：“慢点儿，瞅仔细，想明白，”这句话听起来普通，却是在经历了无数坎坷与伤痛之后，才得以领悟的深沉人生体会。

青年时期的陈独秀，一心想要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整个中国，那股急切与狂热，如今回想起来都让他心有余悸，他发现真正的智慧，并非在于行动的速率有多快，而是在于对事物的洞察有多明晰。

1940年，一个大学生慕名来访，想听他谈论救国大计。陈独秀却跟他聊起了门外那棵老槐树。

他说道，这棵树已在这里生长了数十年，历经很多风雨，也目睹过不少人事变迁，可是它始终不慌不忙，春天长出新的枝叶，夏天长得十分茂盛，秋天就落下树叶，冬天就进入休眠状态，仅仅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生长着。

人也应该这样，不要总想着一蹴而就，要学会在时间里慢慢沉淀。这种转变，从激进到温和，从狂热到理性，从俯视到平视，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承认自己错了，比承认别人对了难一万倍。

陈独秀用他的晚年告诉我们，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圆滑世故，而是敢于否定过去那个“绝对正确”的自己。

在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并不是选错了道路，而是在前进的过程中走得太匆忙，都忘了要时不时停下脚步看看脚下的路，听听身边人的话语”。

理想是挺关键的，并不能让理想把现实给掩盖了；改造世界是挺关键的，但要先学会去理解世界，死后的陈独秀，留下的财产少得可怜，几箱书，一些手稿，还有孩子们送给他的泥巴小动物。

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无价的：一个人可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勇敢的与自己和解，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局限，这比任何轰轰烈烈的成功都更值得敬佩。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或多或少都会有陈独秀式的“绝对正确”时刻。年轻时为了某个理想热血沸腾，中年时为了某个目标拼命奋斗，可到了晚年回头看，那些曾经坚信不疑的东西，是不是也有需要重新审视的地方？

陈独秀用他的人生经历向我们表明，拥有怀疑和反思的能力，比坚守任何信念更加重要，真正聪明的人，不是那种从头到尾都不犯错误的人，是那些敢于承认错误并且愿意改正错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