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戟门，两边附房曾是学校警卫排用房和实验室
我是1969年10月随父母由南京迁回老家绍兴的，那时在宁只上了一个月初中，本可插班，可是父母考虑到我年龄还小，最主要是对绍兴环境、语言不熟悉，所以在家休学了几个月，待1970年2月正式跨入绍兴第二中学的大门。我们那一届初中生特别多，学生达40 0多人，年纪也参差不齐，学校按连、排编置将我们分为六连和七连，共八个排。教室是位于大成门东北侧的一幢木结构的“走马楼”，六连四个排在楼上，七连四个排在楼下。我所在的“七连四排”在全校的连排编序中排在末尾，属老幺。报到后，首先认识了两位班主任，正班主任是胡问钤老师，一位年近六旬的戴着付玳瑁方框眼镜的男老师，听说文革前还当过校“教导主任”，他平时话语不多，碰到人总是一副微笑状，温文尔雅，我心里想是个“老学究”。副班主任则是活力充沛的傅一心老师，当时是刚休好产假上班，听说傅老师学生时体育主项是女子100米跨栏，在全省比赛中还拿过“前三”呢！
九十年代的泮池和大成门，我曾求读的“走马楼”已拆除
当时是“复课闹革命”，各课教材很浅薄，还充斥着许多“政治内容”，但课目却不少。有政治、语文、数学、机电、农知还有英语和体育。当时学校还常组织“学工”、“学农”，“围垦海涂”，“野营训练”等活动。胡老师教英语，傅老师教体育。这英语是我们最不待见的“鸡肋”，一则英语单词需死记硬背，二则，在当时的“埋葬帝修反，世界一片红”的大势下，感到学会了也没啥用处。于是大家都敷衍了事，“混”过且过。好在初一时，教的都是“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等口号性内容，有不少同学英语朗读有困难，不按音标发声，却用“汉语标注式”来读，洋相百出。面对这“奇葩”的方法，胡老师表现出了超强的“包容性”，他说如果个别同学学习确有困难，试用这种“双语”学习也无仿，他比喻这好比刚断奶的婴儿要学走路，开始只能在父母的搀扶下迈步，但熟练后肯定是要自己行走的。说来也奇怪，从第二个学期起，原来用汉语标注英语读音的做法，在全班同学中竟“绝迹了”。可能出于自尊心，毕竟谁也不愿再做那个长不大的“婴儿”。胡老师的英语板书那真是“顶呱呱”，黑板上他那花式的英文字体既连贯又清晰，很有欧派坤士的风格，我们对英语从开始不喜欢，到后来的欣赏、模仿，再到认真地学习，这种转变完全是靠胡老师用流利生动的授课、标准的英式发音和美观的书写，引导的。胡老师还针对同学们学习热情，在年段中举办了英文书写竞赛，和朗读比赛，有个同学赛后在“展示栏”前竟“大言不惭”宣称：“哈哈，我的英文书法比丘吉尔还要漂亮呢！”
1997年毕业25周年师生联谊会，前排左起：马炳南、高玲明、陈金迪
及胡问钤、傅一心老师、杜小花、张婉珍
初中入学后的第二个月，两位班主任宣布了排委会组成人员，那时不是靠同学票决的，而是由班主任商量指定的。出乎意料，公布我为排长，杜小花同学为副排长，而且一干就是从头干到尾。我原以为我是外地转学来的，要人脉无人脉，也没有“小学时熟悉的同学群”，纯粹的“单枪匹马”，对“任命”我一直无解。
胡老师在绍兴二中属老资格，教龄长，教学经验丰富，他奉行“有教无类”的信念，对学生一视同仁。后来我和胡老师交谈中，得知他早期毕业于西湖六和塔旁的“之江大学”，那是所教会办的大学，外语都由外籍老师传授…胡老师在二中除了上好课外，对其余的事似乎并不关心，开教师会时，他总是坐在最后面，而且极少发言，存在感很低，谁当领导，他都服从，这种中庸之法使他规避开了许多运动的干扰，何况以前他也是“大人家”出身，他常说要低调、洁身自好就行。每学期末对学生的评语他却格外认真，他说对学生一定要负责，他写的评语很少雷同，非常中肯，字迹也清秀、端正。据说二中老师中的何忠礼、杨明志等都曾是他教过的学生，何忠理老师在文革后恢复高考时，考入了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读博完成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著名的教授。杨明志则在我们读高中时，与胡老师一同执教高二（6）班，“师徒”携手共同成为班主任，也是佳话。后杨明志还成为了绍兴市人大副主任（省特级教师），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谢治伟（左）、李放鸣和两位老师亲切交谈
文革中的学生难教，但也单纯，记得初中报到后不久，排里男生就兴起“摔跤相识”的“比武”，一有空，在操场草地上、在放学后的教室里，常见有捉对拼搏的身影，比赛三局两胜制，还有临时的“裁判”，大家约定，只比“跤技”，不准伤人，要胜不骄 败不馁，不准耍赖！就这样，通过现场比试排里男生很快就诞生了“排座次”，有点水浒108将的味道，毕竟大家都崇尚“强者”！我入学时偏瘦，仅90多斤，只好和小个子男生比赛，但自信“筋骨”还好，往往能缠斗良久，胜负参半。可有次与班里最矮的潘健康同学对抗时，形势大变，这家伙下三路墩实，只见他突发一个“牛头攻”，还没待我搭上手，一个“饿狼扑食”猛地抱起我两脚裸，我立马一个屁股墩。这三局他都使用这“绝招”，使我“脆败”，以致后来我有点“怕他”…
初中那会，每排都有一块专属的黑板报，这是排委会的“宣传阵地”。我排的文宣委员是马炳南同学，一个“白松松”的微胖男孩，，他不仅学习好，待人诚恳，尊敬老师，还是个篮球迷，每天放学后篮球场上他往往玩到最后。黑板报的编排、出刊主要由马炳南和沈惜华负责，这沈惜华，个儿不高，可写得一手好字，行书写得即清晰又秀气，人见人夸。我也非常佩服他，我的字没有练过，完全凭感觉乱写，字体偏硬，按惜华同学评价就是“刚强有余清秀不足”。初中里我曾努力向惜华同学看齐，可学书法并非易事，两年里进步并不明显。那时各排的黑板报大都刊登着“大批判”、“小评论”的文章，篇篇立场鲜明，刺刀见红！刊头、标题都用字体各异的“美术字”装饰，有老宋、仿宋、新魏、录书还有各种变形美术字，一盒彩色粉笔将黑板报编绘得“美轮美奂”，正文、插图、报花一丝不苟。黑板报也是各排的一张脸面，同学们爱看，并会品评。我也常向黑板报投稿，有一次我写了篇短诗：清晨语录诵读，领袖教导铭记，字字句句真理，少立志气！自修课堂静寂，求证、作文、审题，笔声沙沙作响，成绩优异！德智体全发展，反修防修斗帝，看无产者世界，插遍红旗！正逢傅老师路过，看了后笑着说，呀还是首“三句半”呢！
我们班的同学比较好动，尤其喜欢打篮球，那时老校门进来，朝西的围墙边上有三个“连牢的”篮球场，而在我们就读的走马楼旁边只有一个篮球场。要打篮球就要设法先去“霸牢”，否则放学后即使从体育室借到球后，没场地也是“白搭”。可就是为了打球，却闯下一场“祸水”…那是临近初中毕业的冬季，一天放学后，为了打篮球争场地，我排和初一的“三连二排”发生了争执，从争吵到辱骂再到互相推搡，最后升级为互殴，我当时还在教室，只听到外面大叫：“不好了，两个班同学打起来了！”，我慌忙跑出，和众人将双方拆开。这时在学校警卫排任职的高玲明同学闻讯后立刻率警卫排将双方混战的学生“押解”到戟门旁边的警卫排驻地，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训斥了一通后，看到没人受伤，就“放人了”。谁知涉事的几个初一同学不甘心，用“以大欺小”和“警卫排处理不公”，将此事状告到了校“工宣队”，引起了当时的薛副队长的重视，他认为要抓个“典型”，立立威。于是他派了好几个工宣队员，对我排涉事学生进行“背靠背”的隔离式盘查、讯问，搞人人“过关”，并将矛头最后集中于警卫排高玲明同学和参与斗殴的谢治伟同学（据传谢治伟的爷爷是绍兴有名的谢家大地主），声称要全校开大会给予处分…面对此事，胡老师给吓蒙了，沉着脸整天无语，傅老师也感到压力山大，在全排班会上两位老师严厉批评这伙“闯祸祖宗”，真是“恨铁不成钢”，两位老师心事重重。两天后，傅老师叫上我，来到了“三连二排”的教室，找到了班主任王永琛老师，傅老师首先道歉，说没有教育好排里的学生，我也向王老师表示歉意，高年段不应伤害低年段同学，并说经过学校教育，大家已知错改错，愿意公开道歉。王老师也是个爽快人，他连说，此事他们排也有责任，他心知肚明，有几个同学绝非“善茬”！况且昨天胡老师暗中巳与他交谈过，希望尽量将此事的影响“消弥掉”。看到王老师的“善解人意”，傅老师接着说，此事导火索是争球场为打球，我看两个排不如准备一下，搞个“班排篮球友谊赛”，解决掉大家的“心病”。王老师连声叫好，并商定好一周后的星期五下午放学后举行。为了这次比赛，傅老师还专门用滚车重新刷白了篮球场场线，排里也择优挑选了参赛球员，强调要赛出友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傅老师还再三强调，打球时可以抢夺，可以封盖，但不能有违体的犯规，算再次敲了“警钟”！比赛时间到了，篮球赛场热闹非凡，老师作为各自领队，参赛队员悉数登场，两个排的不少女生也赶来加油助威。激烈热闹的球赛按时开球，傅老师还邀请了学校的寿老师作裁判，这“三连二排”虽是初一学生，但有好几个体育“尖子”，球技比起我排来并不逊色，比分你来我往，咬得很紧，我排高大的莫衍钟同学，镇守篮下，专抢篮板球后组织快攻。而对方则小快灵，利用小范围犀利的突破上篮，造成杀伤。我排的高玲明、郑三五、马炳南都是篮球场老将，拼抢积极，传球默切，中投很准，经过40分钟比赛，最后我排仅以2分取胜，若再打一会，双方谁胜谁负还真很难说。当比赛结束双方队员握手致意时，虽汗水满面，但都面带笑容，以前的“怨恨”早已烟消云散了！两个排和好如初，工宣队原处分学生的打算也随之“泡汤了”。
1972年2月我们初中毕业了，除少数同学续读高中，其余同学都走向了社会，有支工、有支农，更多同学选择去了遥远的北国———吉林省镇赉县支边，可谓“各奔前程”。岁月坎坷，光阴似箭，到了1997年，毕业25周年后我排的同学终于又聚合到了一块，当初青涩的少年都转身成了为人父母，在毕业后首次师生联谊会上，看到胡问钤、傅一心两位班主任，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同学们很高兴，大家心潮起伏，有说不完的思念话，也有人生坎坷的感悟。当胡老师得知我在“绍丝”搞技术（时任技术科长）时，连声说“搞技术好，要有点真本领”。排里的“能人”、健谈的的谢治伟同学，因当时独自50万元“义捐祭禹大钟”，早成了绍兴的“名人”，他对母校和女儿就读的“文澜中学”也多有捐赠。他动情地对两位老师说，读书那会淘气，经常闯祸，若不是当时老师的苦心斡旋，我可能早已成为闻名全校的“坏学生”了。聚会，只要有了谢老板，就很是热闹、喜庆，多年后的他，还是“小花脸”一个，大家顺势调侃着他，初中里许多“秘密”的往事，也被“抖落”了出来，席中氛围轻松，笑声四起，一直“闹”到晚上十点多钟，方才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