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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廓尔喀入侵锡金，并攻占其首都拉当孜城，锡金第六代国王丹增像他父亲一样逃往西藏，在春丕河谷避难，作为锡金宗主的达赖喇嘛随即将这块土地赐给丹增，作为其汤沐地(采邑)，这就是今日的亚东地区。廓尔喀军队在边界上稍作停留，便紧跟着丹增国王的逃难队伍侵入了西藏地区，一路上对各处寺院大肆劫掠，几乎没有遇到藏兵或清朝驻藏军队的阻拦。

1792年，廓尔喀兵再度入侵西藏，这次将扎什伦布寺洗劫一空，随后又攻打日喀则。乾隆皇帝派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同参赞大臣海兰察一道率兵入藏，大败廓尔喀军队，一直打到距加德满都二十公里的热锁桥。廓尔喀国王巴哈杜尔投降，并将十世夏玛巴活佛的尸骨以及被掠去的扎什伦布寺财富一并送至福康安将军的幕府，并许诺向大清五年一朝贡，永不侵犯边界。

廓尔喀军队出兵锡金之前，曾经通过不丹驻尼泊尔的代表腾津·竺加尔喇嘛通知不丹世俗统治者腾津·纳姆加尔(当时的头衔是“德布”，这是相当于西藏世俗执政官“第巴”的头衔。纳姆加尔是藏文，正确读音为“朗杰’，是“胜利”之意.当时不丹和拉达克王国的藏族统治者都取这个姓氏，和锡金的纳姆加尔王族没有亲缘关系)，他要入侵锡金，不丹不得给予帮助。廓尔喀打败锡金后，把卡拉里和通芒两块地方赠送给不丹，作为它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酬谢。廓尔喀军队被驱逐出西藏后，锡金向不丹军队发动进攻，试图收复其失陷的领土，但是却被打得溃不成军，结果提斯塔河谷地以西的大片领土仍沦于尼泊尔之手，而提斯塔河以东的土地被不丹占领，锡金只保留了提斯塔河谷地上游的一小块领土。

1793 年锡金第七代国王楚格普德继位，他把首都从遭兵火之后已沦为废墟破败的拉当孜搬到了图姆隆。此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征服了迈索尔王国，将斋浦尔、海德拉巴等国变为保护国，而且还在1803-1805年的第二次马拉塔战争中将莫卧儿王朝的死敌马拉塔人打得全军溃败。东印度军队在阿瑟韦尔斯利将军(即后来的威灵顿公爵)和杰拉尔德·莱克将军的率领下攻入德干和印度斯坦地区，并占领了德里。这样，除西北方的旁遮普与信德外，东印度公司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并且开始将其势力扩张到喜马拉雅山南麓。

在这种形势下，尼泊尔王国、不丹王国和阿萨姆王国(阿萨姆人祖先为元朝时期从中国西南地区经缅甸迁来的蒙古人种，与泰族、掸族有血缘关系)结成了联盟，以对付东印度公司给印度北方“山麓诸国”的安全所造成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对于锡金来说，英国人的出现带来了新问题。锡金是能保持独立呢，还是说那些眼睛盯着喜马拉雅山各山口、盯着这些与中国和大陆心脏地带的贸易通道的英国人，出于他们本身的利益，干脆就攫取锡金呢?

英国出于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进行扩张和扩大贸易的欲望，哪里有可能，就向哪里扩张。十九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他们在尼泊尔，锡金和不丹频繁活动。1814年11月，东印度公司以在与尼泊尔划界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廓尔喀武装袭击为由，向尼泊尔宣战，历时三年的“廓尔喀战争”爆发，东印度公司及其印度土邦盟友的军队在四个地方同时发起进攻，以阻止廓尔喀人集中军队。

英军指挥官大卫·奥奇特洛尼少将希望能够借助锡金的力量来切断尼泊尔与不丹和阿萨姆之间的联系，防止其从东方盟国那里得到支援。东印度公司派一位名叫斯科特的官员前往锡金拜访楚格普德国王，许诺在未来的英尼和约中帮助锡金收复提斯塔河以西的土地，并向他提供了一批军火。作为报偿，锡金将在喜马拉雅山麓地区对尼泊尔发动攻击–当然，谈判双方都明白，这种事的可靠性其实是不能指望的–并帮助英国人开辟前往拉萨的通路。

凶猛的廓尔喀军队最初在英尼战争中取得了成功，但英军在奥奇特洛尼将军的统帅下，成功地在这个崎岖的山地国家的南部地区作战,并于1815年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廓尔喀人的山地要塞。1816年英军穿过加德满都河谷，兵临加德满都城下。年轻的廓尔喀国王吉尔万·沙阿被迫与英军签订了城下之盟。在当年3月签订的苏高里和约中，尼泊尔割让了全境超过三分之一的领土，其疆域缩小到和今天差不多的范围。被尼泊尔占领的锡金领土也割让给了东印度公司，这成为它与锡金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

经过多次折冲樽俎，东印度公司在1817年同锡金签署了另一份条约，即《提塔利亚条约》，将梅奇河(即今日尼泊尔与锡金/印度的东部某河)与提斯塔河之间的领土，包括大吉岭地区，归还给锡金。曾属于锡金的另一块领土莫朗地区也在承认东印度公司宗主权的条件下交给了锡金国王。作为回报，锡金不得不承认东印度公司在它与尼泊尔的争端中拥有仲裁权。

对于锡金来说，它通过《提塔利亚条约》收回了部分失地，与尼泊尔发生冲突的风险也大大降低。锡金东边的恶邻不丹刚刚被东印度公司修理过，失去了其长期控制的藩属库奇比哈尔土邦国，处于颓势;南边的东印度公司似乎止步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它对锡金来说既像绅士又像侠士;北边的宗主西藏则继续对锡金的纳姆加尔王族恩宠有加，允许锡金王族使用热日宗的一片草场来放牧，并委任锡金国王代管热日宗的政务。这时的锡金可谓四海升平，在外部威胁看似降低的形势下，国内的贵族们又可以大打出手了。

问题的焦点依然是菩提亚贵族与雷布查贵族的冲突。1826年，这场冲突全面激化，以腾伊克门楚为首的菩提亚贵族在国王的默许下杀害了雷布查贵族的王舅兼首相昌竺克博莱克，并且杀害了其全部家人。首相的侄子克拉特格鲁普率八百多名雷布查贵族前往尼泊尔逃难。在此后的几年里，这些雷布查贵族勾结廓尔喀族武士，不断袭扰锡金。锡金不堪其扰，于是援引提塔利亚条约，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干涉，阻止尼泊尔人援助雷布查 人。东印度公司果然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了这一要求，并希望锡金善待本国的雷布查人，以避免进一步的冲突。

在得到楚格普德国王的宽恕之后，流亡的雷布查贵族回到了锡金。但是他们再度受到当权的菩提亚贵族的迫害，于是再次流亡尼泊尔。这一次出走的逃亡者更多，而且都对故国放弃了希望，变本加厉地频繁袭击锡金边境，成为锡金始终无法解决的一块心病。1835年，锡金不得不再次向东印度公司求援。东印度公司提出向锡金“购买”其西南部的大吉岭村及其周边地区，并声称大吉岭归东印度公司后，反叛的雷布查人就会在这里定居,不会再去袭扰锡金。

大吉岭的藏文意思是“霹雳之地”,海拔约两千米，当时有一些雷布查人住在这里，但人口不多。大吉岭是连接尼泊尔和锡金的要道，也是从孟加拉平原向北进入亚东和西藏内陆的重要通道,一旦东印度公司取得这块土地，就可以把货物从加尔各答一路运往拉萨，而无需经过转口贸易。

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人来说，大吉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这个公司是以加尔各答为基地统治印度的，到1810年时，这座城市的人口已达100万。被称为“帝国主义诗人”的英国作家鲁迪亚德·吉卜林曾经因加尔各答的炎热潮湿气候和从河边向外延伸的大片贫民窟而称之为“可怕阴暗之城”。热带环境对英国人来说是一种考验，并严重有碍健康。西方白种人对当地疾病没有免疫力、疟疾、痢疾、伤寒和霍乱是主要杀手。在东印度公司建立加尔各答城的头100年间，来到那里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大约只有不到半数能活着回国。每年十一月凉爽季节开始时,在加尔各答的英国人在见面时都要互相祝贺又活了一年。他们惊人高的死亡率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这样，随着东印度势力向喜马拉雅山南麓扩张，英国人的目光也被那里的清凉气候所吸引。1828年，锡金与尼泊尔在翁都·达拉地区发生边界争端，东印度公司在1829年派乔治·劳埃德上校去查勘尼泊尔与锡金的边界。路过大吉岭时在这里住了6天，认为这里气候凉爽，可以作为东印度公司官员和军官的夏季避暑地。公司批准了这个建议，并派劳埃德与公司首席测绘官赫伯特上校前往大吉岭，一边与锡金国王进行购地谈判，一边进行土地测量。

楚格普德国王不愿意向英国人出售土地，但是屡次拒绝无效，最后提出两点要求:东印度公司将席卷锡金两年国库收入潜逃到印度的原莫朗地区代理长官库莫普拉坦引渡回锡金；归还锡金的旧有领土德巴冈。

楚格普德国王随后签署了一张将大吉岭赐予东印度公司的批文，并指示手下说，只有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才能把批文交给他们。但是劳埃德设法将这张批文骗到手，然后写信给楚格普德国王说，如果他仍认为(在实现两项条件之后)把大吉岭交给英国是正确的，就请在回信中再度证实。国王不知是计,在回信中果然再度确认说将把大吉岭赏赐给东印度公司，绝不食言，劳埃德拿着这张批文，对东印度公司印度总督本廷克勋爵说，锡金已经自愿将大吉岭赠送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应当立即接收，就这样，英国人将大吉岭地区骗到了手。

在英国人看来，只要拿到国王的批示，就意味着掌握了合法拥有大吉岭的法理依据，而在锡金方面看来，英国人没有兑现两项条件，因而使得该批文一钱不值，在写给东印度公司的信中，楚格普德国王对劳埃德这种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表示抗议，东印度公司一面以国王写给劳埃德的复信为托词，一面唆使雷布查叛军宣称大吉岭是雷布查人的土地，他们“自愿将此地献给东印度公司”，同锡金国王的赐予毫无关系。

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抓紧开发大吉岭，并将其变成英属印度的夏季避暑胜地。1839年，印度军医勤务团军官阿奇波尔德·坎贝尔 被任命为大吉岭行政长官。他在这里兴建了为欧洲人服务的避暑和医疗设施。在夏季最炎热的几个月里，整个政府连同其所有的官员和家属都迁到喜马拉雅山麓,在凉爽的大吉岭办公。在这里，他们能够欣赏白雪覆盖群山的壮丽景色,呼吸清新凉爽的空气，享受使他们想起故乡的西方式小旅馆和别墅的舒适，参加一连串聚会、舞会、招待会和野餐会、直到秋天凉爽季节开始时才收拾行装返回加尔各答。

坎贝尔还从印度的库马翁地区买米茶种，在大吉岭建立了后来举世闻名的茶树种植业。为了吸引劳工，他宣布在大吉岭采取自由劳动制度、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鼓励商人和农业工人在此定居，使得这里的外来人口迅速增加。外来的尼泊尔人和普提亚人在数量上很快超过了土著的雷布查人。

东印度公司的自由劳动雇佣制度吸引了大批锡金农奴逃离庄园，前往大吉岭，这削弱了锡金传统的农奴制度;而自由贸易制则打破了锡金贵族和寺院对贸易路线的垄断，同时也影响了锡金政府的税收。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楚格普德国王决定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大吉岭的发展。在他的命令下，锡金在从西藏和尼泊尔前往大吉岭的商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使得大吉岭贸易陷于停领,坎贝尔医生见状不妙，建议公司给锡金一些补偿,来换取其对大吉岭贸易的合作。他威胁要收回英国对锡金的“友谊”，最终迫使锡金国王同意接受每年3500卢比的补贴,作为割让大吉岭的代价。

1849年，坎贝尔医生和英国最著名的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爵士前往锡金境内进行植物学调查。这种事两人此前也干过一次，在考察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木兰花,并将其命名为“坎贝尔兰”(即滇藏木兰)。由于锡金拒绝让二人入境，因此他们的这两次考察都是偷偷进入锡金境内的。在1849年的这次考察中，坎贝尔胆子越发地大了起来，竟然试图进入当时禁止西方人入境的圣地西藏。但是两人在靠近亚东地区的霍拉山口被锡金王室卫队抓获，随后投入监狱。赶来处理纠纷的锡金首相同康早就看坎贝尔不顺眼，这次犯在他手上，也就不客气了。同康找了间小黑屋，把坎贝尔和胡克关了六个星期，然后押解出境。

坎贝尔一回到大吉岭，便向东印度公司诉苦。加尔各答的印度总督知道他这是咎由自取，但也不愿放过趁机修理一下锡金的机会、干是便停发了锡金国王的年金，并且组织起一支远征队，在1850年向锡金发起远征。当远征军渡过兰吉特河时，锡金表示愿意屈服，同康首相引咎辞职。

不过，在东印度公司的愤怒情绪平静下来后，楚格普德国王又重新任命同康为首相，这次他写信要求东印度公司每年为大吉岭支付12000户比，或者归还1850年远征队占领的提斯塔河和特莱地区。东印度公司予以拒绝，并要求锡金国王为此“无礼”行为道歉。同康见英国人一毛不拔，便采取行动阻止印度商人经锡金前往西藏，锡英双方的矛盾达到顶点。

这时在印度发生了令英国人一个世纪后回顾起来仍然惊心动魄的“大兵变”，直到1859年才被最终镇压下去。在这之后，东印度公司被取消了在印度的施政权，其行政管理机构被改组为英属印度政府(长官仍叫印度总督。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英属印度改为印度帝国，印度总督改称印度副王)。坎贝尔医生借改制时的混乱机会，在1860年11月伙同莫里上尉带着一小支部队再次入侵锡金，准备同他的老对头同康首相算账。不过，这次英军遭到锡金人的迎头痛击，丢弃了所有装备，逃回大吉岭。

在新成立的英属印度政府看来，坎贝尔这个家伙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毕竟是英国的官员，这次失败事关大不列颠的颜面。若是锡金能够击溃英国部队而不受任何惩罚，这将激起尼泊尔、不丹、比哈尔、阿萨姆等喜马拉雅小国的仿效之心，甚至也许会在“大兵变”刚被镇压不久的印度次大陆引起更危险的连锁反应。

为了“一惩百戒”，孟加拉省副总督阿什利·伊登在1861年2月派英印军队入侵锡金，顺利地占领了首都图姆隆，并迫使国王在3月28口签订了一个新条约。这部条约规定锡金向英国赔款七千卢比，作为“强制实施锡金政府所逃避履行的政党要求的一种手段”(对武装入侵的委婉称呼)的开支，以及“锡金臣民抢劫和绑架英国臣民”的赔偿。如果这笔钱在一年之内不能交付，英国军队就要占领南起鲁玛河、东至大兰吉特河、北抵辛加利拉山脉一线的土地，以及昌加切林等地的寺院，作为抵偿。

除此之外，条约还规定锡金不得对英国的进出口货物征税，对经过锡金的尼泊尔、不丹和西藏货物只许征收5%的过境税。其他的重要条款还包括外国人可以在锡金自由地旅行和居留；锡金废除奴隶制，前首相同康及其血亲永远不得在锡金政府任职；锡金允许英国在其境内进行地理调查和测绘;允许英国修筑一条从印度通往春丕谷的公路并提供保护;锡金武装力量在山区投入使用时应纳入英国军队指挥之下……此外，锡金还要归还前一年坎贝尔远征队被缴获的所有武器。

这部条约还限制了西藏对锡金的宗主权，规定锡金政府未经英国同意不得割让土地给第三国。条约的第22条规定锡金国王把政府从西藏(春丕谷)迁回锡金，每年在锡金居住的时间不得少于九个月。这一条特别是为了限制锡金与西藏的交往的，因为自从达赖喇嘛1788年把春丕谷赐给锡金国王作为汤沐邑以来，几代锡金国王每年都要到那里住上很长时间，同西藏地方政府交换贡品与赐礼、并接受达赖喇嘛的赐福。限制锡金国王去春丕谷居住，也就是限制了锡金与西藏的交往。

1863年，楚格普德国王去世，享年78岁，是锡金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也是最长寿的一位国王。他的儿子西德凯翁 对英印政府采取恭顺的态度，任命了亲英的柴布喇嘛为首相。这位喇嘛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无赖，对英国留在锡金的政治专员言听计从，尤其是允许大批尼泊尔人移居锡金。作为对新国王恭顺态度的嘉奖，英印政府恢复了已中断十多年的大吉岭年金，并在1868年将其数量增加到9000卢比。但即使是增加了的年金也只相当于900英镑，约合今天的62700英镑。

在此后六十多年的时间里，许多尼泊尔人受到英印政府的鼓励，前往锡金南部，砍伐森林，开辟水稻梯田。尼泊尔人的人口很快就超过了答提亚人和雷布查人的数量，从而为瓦解锡金国王的权力基础理下了隐患–后来的事实证明，外来移民比例超过本国人(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尼泊尔族占锡金人口60%以上)是锡金亡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些锡金尼泊尔人借助英国的力量，剥夺当地雷布查人和菩提亚人的土地，据为己有，从而将自己的利益与英印当局的利益绑在了一起。一旦这些亲英的尼泊尔移民在锡金人口数量上占多数，便可以名正言顺地鼓吹“民意”，要求并入印度。事实上，主要由锡金尼泊尔人组成的激进亲印党派“锡金国民大会党”(SNC)在1975年正是这么做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