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壮阔画卷里，能同时在革命征程与艺术长河中留下双重印记的人物并不多见，赖少其便是其中极具分量的一位。这位1915年生于广东普宁的潮汕之子，以“少麟”为笔名、以“木石斋”为斋号，用一生践行了“革命为魂、艺术为翼”的生命路径——他是鲁迅口中“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是新黄山画派的执旗人，是中国版画新徽派的主要创始人；同时，他也是久经战阵的新四军战士，是创建“立功运动”的革命功臣，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从30年代投身新兴木刻运动到2000年走完近一个世纪的人生，赖少其以多领域的卓越成就，在革命与艺术的经纬中，为时代镌刻下一座立体而厚重的丰碑。
赖少其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的十字路口。当鲁迅振臂高呼“新兴木刻是正对着敌人的”，一批热血青年拿起刻刀，将艺术化作唤醒民众、反抗压迫的武器，赖少其便是这股洪流中最激昂的浪花之一。1934年，尚在广州市立美校求学的他，在班主任李桦的引领下与木刻结缘，随后与同窗共同发起成立“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这是华南地区最早响应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团体之一，而彼时的赖少其，还未满20岁。
他对木刻的投入，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法探索。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的刻刀始终对准社会的病灶：刻画底层劳工佝偻的脊背，揭露剥削者狰狞的面目，描绘同胞在战火中流离的身影。1936年，他编译出版《创作版画雕刻法》，成为新兴木刻史上第一本系统介绍日本版画技法的著作——但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技法传播，书中字里行间藏着他的主张：“木刻不是书房里的玩物，是要拿出去战斗的”。这种“战斗性”让他的作品有了穿透纸背的力量，也让鲁迅注意到了这位南方青年：在与赖少其的通信中，鲁迅多次肯定其作品“有骨力、有血性”，更直言他是“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这声赞誉，不是对技巧的简单褒奖，而是对一位艺术家“以艺报国”精神的精准注解。
抗战全面爆发后，赖少其的木刻创作更添几分烽火气。1939年在桂林创作的套色版画《抗战门神》，堪称“传统形式与革命内容”融合的典范：他沿用民间门神的对称构图，却将秦琼、尉迟恭的形象替换为持枪的战士与持锤的工人，门神手中的鞭锏化作“抗战必胜”的标语，色彩浓烈如火焰，张贴在桂林及后方千家万户的门上。这幅作品印刷万份仍供不应求，它让普通民众在贴门神的传统习俗里，触摸到了抗日救亡的时代脉搏——这正是赖少其的智慧：他不排斥传统符号，而是将其转化为革命宣传的“轻骑兵”，让艺术真正走进民众的生活，成为凝聚人心的纽带。
从广州到桂林，从刻刀下的黑白木刻到套色版画的探索，青年赖少其早已超越“艺术家”的单一身份。他的木刻是传单，是号角，是投向黑暗的投枪。这种“以艺为战”的自觉，为他后来的人生埋下伏笔：当革命需要他放下刻刀拿起笔杆、甚至扛起枪杆时，他能毫无犹豫地转身——因为对他而言，艺术与革命从来不是割裂的两端，都是为了让这片土地挣脱苦难。
1934年广州现代版画会成员合照，左一为赖少其
1939年，持郭沫若介绍信的赖少其以战地记者为掩护，辗转抵达安徽参加新四军。从此，他的人生多了一重身份：革命队伍里的文艺战士。在新四军的岁月里，他历任《苏中报》副刊编辑、一师宣传部文艺科长等职，把艺术创作的阵地搬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他编印抗战刊物，组织战地画展，甚至提笔写歌词：由他创作的《渡长江》，经作曲家何士德谱曲后成为新四军军歌之一，“风在吼，浪在叫，我们跨上战船向前跑”的歌词，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战士们抢渡长江的激昂。
真正让他在革命史上留下印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创建“立功运动”的壮举。1946年，担任八纵队宣传部部长的赖少其，在基层调研时发现：战士们虽有杀敌热情，但缺乏明确的激励导向。他结合部队实际提出“立功运动”倡议：通过评功、记功、庆功，让“立功受奖”成为战士们的奋斗目标。这一举措迅速在部队掀起热潮，战士们在战场上“比着立功、抢着立功”，战斗力大幅提升。不久后，“立功运动”被推广到全军，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创新——1948年，赖少其因此被评为“干部一等功臣”，奖章背后，是他将文艺工作者的细腻观察与革命者的务实精神结合的智慧。
有人曾问他：“从木刻家到革命者，会不会觉得遗憾？”他却笑答：“刻刀能刻出唤醒人的画，笔杆能写出鼓舞人的文，枪杆能守护要解放的人——都是在做该做的事。”在他看来，革命需要艺术的“软实力”，艺术也需要革命的“真实践”。在四纵队二十九团担任政治处副主任时，他白天和战士们一起练兵、行军，晚上就在油灯下刻木刻、写文章：他刻的《送军粮》，画面里老乡弯腰挑着粮担，额角的汗珠用刀刻得如真，战士在旁扶着扁担，军民鱼水情跃然木上；他写的《战场通讯》，没有华丽辞藻，却把战士“轻伤不下火线”的细节写得动人——这些作品不像画室里的创作那般精致，却带着战场的烟火气、带着对战友的真感情，成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活教材”。
从皖南到苏中，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赖少其的“戎马途”走了十余年。这十余年里，他或许少了些纯粹的艺术创作，却把“革命”二字刻进了骨子里：他学会了从群众中找灵感，懂得了艺术要“接地气”才有力量——这些经历后来都化作他艺术创作的养分，让他的画里不只有笔墨，还有家国；他的字里不只有线条，还有筋骨。
1949年新中国成立，赖少其的人生进入新的阶段。从南京到上海再到安徽，他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成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拓荒者”与“铺路人”。他的厉害之处在于：既能站在全局谋发展，又能沉到细节抓落实——在南京，他牵头组建市文联，把散落的文艺工作者聚成合力；在上海，他兼任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主任，力邀齐白石、黄宾虹等名家入驻，为传统国画的传承搭起平台；而在安徽的二十余年，更是他“用脚丈量文化”的高光时刻。
安徽是赖少其艺术创作的重要“根据地”。1959年调任安徽后，他一头扎进这片土地的文化深处：他走访黄山，看云海翻涌、奇松挺立，琢磨如何用笔墨再现黄山的“魂”；他寻访徽州古村，看老祠堂的木雕、古牌坊的石刻，研究徽派艺术的“韵”；他还组织美术工作者挖掘新安画派遗产，整理邓石如书法资料——他常说：“安徽的文化不是躺在故纸堆里的，要让它’活’过来。”
“新徽派版画”的创建，正是他让传统“活过来”的经典实践。他发现安徽传统版画（如《十竹斋笺谱》）虽精致却偏柔弱，便将自己早年木刻的“刀力”与徽派版画的“刀法”结合，独创“以白压黑”技法：用留白突出主体，以黑墨营造层次，让版画既有徽派的细腻，又有革命木刻的雄浑。在他的带动下，安徽版画工作者创作出《黄山云涌》《徽州民居》等一批佳作，“新徽派版画”从此在全国独树一帜，成为安徽文化的一张新名片。
他对文艺事业的“铺路人”角色，还体现在对人才的“护”与“育”上。在安徽，他发现青年画家韩美林有才华却处境困难，便主动为他创造创作条件；他看到基层美术工作者缺资料，就把自己的画册、拓片拿出来分享；他牵头成立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让本土艺术家有了交流的平台。有人说他“当官不像官”，他却道：“我本就是搞艺术的，知道大家需要啥——给他们搭个台，让他们好好唱戏，比啥都强。”
从南京到安徽，从建机构到育人才，从挖掘传统到创建新派，赖少其用行政职务的“权”，做着文化传承的“事”。他从不把自己当“官员”，只把自己当“文艺服务员”——这种姿态，让他在官场与艺坛之间找到了平衡，也让新中国的文艺土壤，因他的耕耘多了几分沃土。
若说革命与行政是赖少其的“人生副业”，那诗、书、画、印的“跨域深耕”，便是他的“精神主业”。他是罕见的“全能型”艺术家：版画有“战斗性”，国画有“黄山魂”，书法有“金石气”，诗词有“赤子心”——这些艺术形式在他身上不是孤立的“技能”，而是相互滋养的“生命体”。
他的国画创作，尤重“黄山情结”。自1959年到安徽后，他数十次上黄山，看春松、夏云、秋石、冬雪，把黄山的“奇”与“险”刻进心里。但他画黄山，不追求“形似”求“神似”：他用版画的“直线”画黄山的石，刚硬如铁；用书法的“飞白”画黄山的松，苍劲如骨；用诗词的“留白”画黄山的云，缥缈如梦。晚年创作的《黄山之梦》，画面里没有具象的峰峦，只以浓淡墨色晕染出云海翻涌，几株奇松从云间探身，题诗“黄山梦绕五十年，笔底云涛落纸寒”——那是他与黄山相守半生的情感投射，也是他国画“重意轻形”的巅峰之作。
他的书法，是“金石气”与“木刻力”的融合。他早年习邓石如篆书，后研北魏碑刻，又把木刻的“刀感”融入笔锋：写篆书，线条如刻刀凿石，沉雄有力；写行书，笔画如木刻转折，刚健利落。看他的书法作品《木石斋诗抄》，字字像“站着的战士”，既有传统书法的“韵”，又有革命岁月的“气”——难怪启功曾说：“少其的字，是’带火的笔墨’，看了让人热血涌。”
他的诗词，是“革命志”与“艺术情”的交织。他写诗不避“直白”，却直白得动人：“我与黄山是旧交，常随云气上峰腰”，是对黄山的亲昵；“当年战迹今何在，化作春风拂麦苗”，是对革命的回望；“衰年变法求新境，敢向毫端要力量”，是对艺术的执着。他的诗不用典故堆砌，却句句有“画面”——因为那些情感不是“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
更难得的是他晚年的“变法”勇气。80年代回广州定居后，他发起“丙寅变法”，把西方绘画的光色融入国画，让传统水墨多了几分“现代感”；即便后来患帕金森病，手抖得握不住笔，他仍坚持创作，用“衰年变法”追求“质厚气正”的新境界。有人劝他“歇着”，他却说：“笔在手里，心就定了——只要还能画，就不算老。”
从版画到国画，从书法到诗词，赖少其的“艺术通才”特质，源于他对“真”的坚守：对艺术真诚，不装腔作势；对自己真诚，不固步自封；对时代真诚，不脱离现实。这种“真”，让他的作品即便技法有别，却都透着一股“堂堂正气”——这正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2000年，赖少其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他的一生，出版画册、文集十余册，举办展览30余次，为多省市创作大幅山水画近70件——但比这些“数字成就”更珍贵的，是他“德艺双馨”的精神遗产。
他的“德”，在“淡泊名利”。他的作品多次被国内外美术馆收藏，却从不让家人以此谋利；有人出高价求画，他常说“送你可以，卖不行”；晚年整理作品，他把大部分捐给了安徽、广东的美术馆，只留少数给家人作纪念。他常对子女说：“我的画是时代的，不是私人的——留给需要的人看，才有用。”
他的“德”，在“表里如一”。无论是当战士、当干部、当艺术家，他始终是“一个样”：对人真诚，不搞虚礼；对事认真，不打折扣。在安徽时，有基层干部想通过他“走关系”，他直接拒绝：“搞艺术要凭本事，当官要凭良心——歪门邪道别找我。”
他的“精神遗产”，更在对“艺术与时代”关系的启示。他用一生证明：艺术不必“躲进小楼成一统”，与时代同行反而能更有力量；革命不必“排斥艺术”，艺术的滋养能让革命更有温度。他的创作，是“大我”与“小我”的统一：“小我”是笔墨的锤炼、技巧的精进；“大我”是家国的情怀、时代的担当——这种统一，让他的作品超越了“艺术品”的范畴，成了“时代的切片”。
如今，走进中国美术馆、安徽博物院，仍能看到赖少其的作品：《抗战门神》里的烽火未熄，《黄山之梦》里的云涛仍涌，《木石斋诗抄》里的笔墨还热。这些作品像一面镜子，照见一位艺术家的赤诚，也照见一个时代的风骨——这或许就是赖少其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他让我们知道，真正的艺术，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游戏；真正的人生，从来是与家国同频的征程。
从广东普宁的少年到新四军的战士，从新徽派的创始人到黄山画派的执旗人，赖少其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写就了“革命与艺术共生”的传奇。他的丰碑，不在纪念馆的雕塑里，而在他留下的作品中，在他影响的后辈身上，在“以艺报国、以文铸魂”的永恒追求里——这丰碑，虽经岁月冲刷，却愈发清晰、愈发厚重。
乙巳年春 张占峰于京华云海轩